前世的那些鸡零狗碎事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往哪里去？”这是人生的三个终极之问。
姓什么？名什么？谁不知道！但“我从哪里来”却无暇顾及了，这就难怪出现司空见惯的现象：一个村里住着，都属于不出五服（五代）的宗亲，邻里之间却弄得像结着深仇大恨似的。其实这是不孝！你权再大，你钱再多，你不顾“同本一枝”“同源一水”的宗族血亲之情，做不到“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罢了，却非要生出“你穷看不过，你有气不过”的是非，那是你在数典忘祖了。在古代，这样的不肖子孙是要在祠堂里受族长、房长惩治的。现在族长、房长没有了，但是，人在做，天在看，你的所作所为逃不出列祖列宗的监视，有朝一日，你终将遭到天谴，即使偶尔逃过一劫，但终究逃不出祖宗打你的屁股。
所以，知道点自己的前世很有必要。这些年农村都在搞文化礼堂，其中一个潜在的初衷，就是让你不忘本。通过挖掘村庄的历史文化，梳理氏族的来龙去脉，弘扬优秀的传统美德，实际上是在解决“我从哪里来”“我将往哪里去”这两个被金钱利益遮蔽已久的问题。说到底，是为了解决“人心”问题。人心就是精神，人心就是灵魂。别看现在有的人看上去耀武扬威，日子得过人五人六，其实他是个“空心”人，跟稻草人只差了一口气而已。
话扯远了，赶紧打住。其实我要说的是关于胡家历史的一些补充，一些点滴，因为那是我母亲的宗族所在，自然也是我必须了解的前世。这样的前世，能多了解，就尽量多了解。了解得越多，越能净化自己。
胡家分大小，大胡家与小胡家，这跟房头的大小无关。胡家从赵家上京迁到这里，它的历史不过两百年左右。小胡家的形成，与孝泉江水利建设有关，距今不过六七十年时间。那是解放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吧。因为要拓宽孝泉江河道，要修筑牢不可摧的堤埂，就不得不将住在埂脚的四户胡姓人家迁到黄瓜山。四户人家从家族中分离出去，慢慢就有了“小胡家”的称呼。而当年堤埂的修筑，定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从中堰开始，至孝泉桥（老桥），河道两边的堤埂脚下，至今可见垒垒巨石，固若金汤，真正称得上百年工程。我太太公家族在解放前的“楼屋2间，平屋3间，草厂4间”，正是在大胡家老埂脚（建章、建新家附近）的住宅情况。这么说来，我母亲的祖上也是拆迁户。但那时的拆迁跟今日的拆迁不能同日而语，那时的拆迁由政府负责，由政府派人将房子造好，且要利用原来房子的材料，所以原来埂脚的楼房材料都用在黄瓜山脚的新房里了。我母亲说，房子是越造越矮，条件是越拆越差。
我太太公除了有两个儿子胡汤球、胡汤海，还有女儿，其中一个嫁给了先陈的陈沛静，所以陈沛静是小太公胡汤海的姐夫。陈沛静的一个女儿，后来嫁给了殿彩房的骆朝，所以我外公就成了骆朝的表老婆舅。这层关系我曾问过骆朝爷爷，后来忘记了，现在这么写过，算是铭记了。我称呼骆朝为“姑丈”，就是这么来的。陈沛静有个弟弟叫陈沛泽，就是陈平阳、陈高阳的外公。这根藤这么一牵，胡与骆、陈，都缠绕在了一起，如果排转折亲，还没出五服，都是正月里可以走亲拜年的亲眷。
据我母亲说，我太太公做过保长。那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事。民国保甲制度始于1934年12月，由国民党任命，国民党通过保甲长牢牢控制民众，“使每一保甲长均能兼政治警察之任务”。保甲制的基本形式是10进位制，10户为甲，10甲为保，10保以上为乡镇。我们先后陈当时叫“十三保”，说明当时只有一百户左右的人家，那么太太公就是枫桥镇第十三保的保长。保长的角色，有一部名叫《王保长新编》的电视剧有过演绎。保长要负责派款、派米、抽壮丁，所以是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使。太太公做了几年保长不清楚，反正这个差使也像后来“富农分子”的帽子一样，始终摘不掉，所以太太公死后，太公胡汤球于1940年也做过一年保长，可能是太太公去世，身为长子不得不临时受命吧。再后来，这份差使又落在了小太公胡汤海头上，他的一份交代材料上写过，“经地主富农推选”，“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担任伪保长，派款、派米、抽壮丁，为国民党蒋介石作帮兄”（实际1947年2月他经陈浪介绍参加了农工民主党，做着抗日的地下革命联络工作）。于是，小太公胡汤海与旗杆台门里的陈浪成了亲密的战友。很遗憾，后来划成分时，旗杆台门里的人都是地主，而太太公一家则成了富农。
我太公一家的命运最悲惨。太公胡汤球虽做过一年保长，却死于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我父母对这个先人还有印象，说他长得像鲁智深，高大魁梧，相貌堂堂，一个光头。1960年，太公50岁这一年，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想到了一条出路：上吊自尽。而且是不止一次地上吊，但都没有成功。有一次我母亲给他送吃的野菜汤，发现他的脖子上还留着一道绳子勒过的印痕，说明他那次又没有死成。后来他终于成功了，把自己吊死在了自家的走廊上。这个情节，现在胡家70岁以上的老人应该能从脑海里翻得出凄惨的画面。太公人高马大，后来遗传在我外公身上。外公智商不高，却是村里有名的壮汉，果真有鲁智深遗风。他的只顾做不会想，竟保佑了他的长寿。但是小外公阿龙（可能叫胡庆隆）却没这么好的命运，年轻时给堂姐慧珠家造房子，一根木梁翻落，正好落在他的肚皮上，结果肠子被砸断了，后来就得了肝癌，三十多岁去世。然后是我太婆，有一年在生产队扬稻谷，为了寻找呼呼吹的风，她们妯娌爬到氨水站上去扬谷，结果我太婆像一粒稻谷，从氨水站上轻轻飘落，砸破后脑，当场去世。
老家的故事还有不少，我都会择时写出。譬如“文革”时人性的卑鄙丑陋，也曾在我大伯陈雪华的命运遭遇里得以淋漓尽致地呈现。又譬如，胡家在民国时曾经做过一本家谱，虽然人数不多，但毕竟也是一本收拢人心的家谱，那是衔接赵家上京的，宗族迁徙史一清二楚，但“文革”时，头脑发热的胡氏家人也曾狂魔乱舞，竟一把火将家谱烧成灰烬，将“我从哪里来”抹得一干二净。胡家不大，当时的家谱没有外传，故永远无法重见。那么今天，胡家人无可奈何地，成了一根被无故拗断的枝条，被扔在胡氏宗族这棵大树的旁边。
现在，胡家年纪最大的胡河楠，手工记录了家族子弟的繁衍，但就是无法嫁接到赵家上京这棵树上，这成为他的一个痛，也必将成为所有胡家人的一个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