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作家影像｜汗漫
档案
汗漫，诗人，散文家。六十年代生于中原，现居上海。
诗集出版有《片段的春天》《水之书》。
散文集有《漫游的灯盏》《一卷星辰》《南方云集》《居于幽暗之地》《解词与造句》。
曾获《星星》跨世纪年度诗歌奖（1998年度）、河南文学奖（2000年）、《诗刊》新世纪(2000-2009)十佳青年诗人、人民文学奖（2007年度、2014年度）、西部文学奖（2013—2014双年奖）、孙犁散文奖（2015—2016双年奖）、琦君散文奖（2018年度）等。
01
2004年7月在故乡伏牛山中
02
2009年7月，汗漫（书者）与作家李敬泽、肖复兴、商震、钟求是等在同里南园茶社
03
2012年10月与儿子在成都
04
2015年2月在南京钟山下
当代散文文体革命，肇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新散文”“大散文”等等写作实验，进入新世纪以来，散文已经“置之死地而后生”。
这一文体革命的“导火索”，是对长期以来充满惰性、缺乏诚意的社论式、公文式散文的不满；对新时期之后闲适型、自娱性、消费性散文的“繁荣”，同样不满。于是，诗人、小说家、批评家们，纷纷进入这一文体，攻城拔寨，开疆拓土。而散文文体革命的“动力”，正来源于当时诗歌界、小说界已经开始的先锋主义写作潮流。革命的“资本”，则可经由唐宋八大家上溯至先秦时代诸子百家，那些中国文章的庄重与自由，赋予我们新一代写作者赓续汉语美感与力量的使命及信心。
当代中国散文已经蝉蜕蝶化，从纵（古文传统）、横（西方散文传统）两个维度汇合与混血，面目一新：一篇散文，可寥寥数语，也可洋洋万言、数十万言。寥寥数语，接近于诗的规制，就必须一语中的、言简意长；洋洋万言、数十万言，接近于长篇小说的格局，就必须拥有大风卷水、万象在旁的弥漫感、苍茫感。
因此，散文、诗歌、小说，这三种文体，我关心它们的交融，更甚于它们的分野。
“诗的活动源于因词语低效而产生的绝望。”墨西哥诗人帕斯这句话中的“诗”，可以代之以“散文”。必须以诗的标准来要求散文——保持精准和独到，才能罕见、卓越，呈现出一种事实的诗意。在俄罗斯，小说、散文两种文体的界限非常模糊——《白净草原》是小说、还是散文？在中国，同样如此，《史记》可以看成散文集，也可以看成小说集。
中国散文的当代性建设，永远在途中——我们只能作为当代人，辨认自我和当下，一个疑难、一种困境都不放过。复制、沿袭前人经验，很安全，无意义。知识搬运工式的、心灵鸡汤式的、化装舞会式的写作,无价值。
如果有助于上述“辨认”，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虚构与非虚构，都需要。
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往往被称为超现实主义写作大师，但他却自认为是一个写实主义者，认为：“唯有从文体的坚实感中才能诞生创造力：幻想如同果酱，你必须把它涂在一片实在的面包上。”这里的“果酱”，可以看做虚构，而非虚构，就是那“一片实在的面包”。果酱与面包，一样都不可少。
散文作为文学作品，同样是承载于写作者个人经验之上想象力的、虚构的产物。庄子的散文，就充满“藏舟于壑，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一类的奇景幻象。当然，散文中的虚构，依然存在边界：不能去伪造一个自我——那是小说家们的饭碗，散文家就不要去抢了。
在散文中，不管写什么、怎样写，那一个沉思、叙述、抒情的主人公，只能是“我”，当然，也可以隐身于“你”“他”这些第二、第三人称之后，但依旧是“我”内心的蒸蒸日上、“我”生活的欲盖弥彰。正因为如此，散文对于复原一个时代的景观，具有历史学写作所不具备的价值，比如，《浮生六记》，就是沈复留给我们认识清代江南世俗生活的“清明上河图”，比《清史稿》更有诚意、更可信赖。
所以，散文对于一个写作者的基本要求就是：“修辞立其诚”（孔子），直面个人处境遭际，在场、省思、言说，否则无效。散文文体革命，本质就是建设散文写作的当代性——对当下生活省思、发言。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从“我”开始的体察与言说，能拥有抵达“我们”的能力和意义；于“我们”之中生息和表达，使一个写作者、阅读者，能成为美国作家梭罗毕生追求的、第一人称单数“我”。
作家、批评家李敬泽曾经在发表于《南方周末》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张锐峰、周晓枫、庞培、黑陶、汗漫等人为文学散文的观念变革进行了卓绝、孤独的探索。'革命’正在发生，只不过不在预想的地方。然后，散文将自由，将真正地繁荣。”我希望自己始终是一个这样的“语言革命者”，在种种预想之外，在多云多雨、繁荣自由的一张书桌上——
从文体到自我，如果都能做到“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忽人之所谨”（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惟陈言之务去”（韩愈），像“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多么好。
05
2014年6月与诗人高兴、作家王雁翎在新疆伊犁草原
蛇蜕皮与岩石般生活
波兰诗人米沃什，多次用“蛇蜕皮”来隐喻写诗：“这意味着放弃旧的形式和假定。这是写作令人激动的地方。”蜕皮的时候，蛇也激动不已吧？化为蝴蝶的时候，蛹，也应该激动不已。
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不断蜕皮，脱离前人及自身的陈旧表达，对剧变中的生活保持省察力，而不是只能在夜晚蜕去一层衣裳，毫无喜悦感。
忽想起《春深脱衣》这一首李商隐的诗。并非好诗。但喜欢诗的题目——不像李商隐的，像李白的，那么洒脱、通脱——脱吧，李商隐；蜕皮吧，米沃什。脱吧、蜕皮吧，写作的人们。
山东诗人路也曾经这样谈我的写作：“多年来，汗漫浓厚的人文气息始终不变，有着用分行或不分行的文字复活某个版图的梦想。”她在辨认一个晃荡在南方的外省人身份——某一个版图的丧失者，以分行或不分行的文字，组成自己参差不齐的军队。“复活某个版图”的战争，在每天深夜打响，屡败屡战——书桌上的墨水瓶，有战壕的灼烫和激烈。白纸，覆雪的战场，句号的弹坑里积聚着春天的雨水、草粒和虫鸣。这些文字，次第通向精神的前线去增援、进攻，让一个人在清晨得以生还，穿上西服去上班。
“要改变你的语言，必须改变你的命运。”“忠于他所生活的加勒比海、英语和非洲祖先”（一九九二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的诗人沃尔科特，这一句话，令人绝望。在上海生活与写作，我领受微弱的命运，写郊区野草一样的诗，随风吹而青枯为泥，也好。沃尔科特因混血而开阔，因忠实而准确。他诗歌中的爱、死亡、记忆，是所有诗人写作的基本母题，我也在体验并颤栗。
在《朝向终结》一诗结尾，沃尔科特写到：“在泛滥着平庸与垃圾的一生，/ 如岩石般生活。/ 我将忘却情感，忘却天赋。/ 这比生命中经历的一切都更伟大、更艰难。”诗歌给予了沃尔科特“忘却与孤守”的能力，也给予我一种“岩石般生活”的参照系。
蜕皮的蛇，海边的岩石，相互质疑与反驳，而“遭到生活反驳的经验，是比其他一切更为诗人所喜爱的东西。”（勒内·夏尔）——上海生活在反驳我、更新我，而写作也在支撑我、修正我。像“蛇蜕皮”那样求变求异，像“岩石般生活”那样不惧不移，并达成二者之间的贯通与一致，有难度，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勇气。
二〇一七年，沃尔科特去世，“每一个岛屿，都在竭力回忆往事”，回忆这一个赞美岩石、热爱大海的人。怀想这一位诗人，我捏着笔杆，像撑杆跳高运动员一样，助跑，高高跃出外滩与东海——
06
2016年9月在绍兴青藤书屋
07
2016年10月在无锡太湖边
08
09
2018年12月在温州领取《十月》“琦君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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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漫散文评论摘录
周春英（评论家）
汗漫散文中弥漫着一种文化上的乡愁，这并非地理意义上的漂泊感，而是对精神故乡的追寻，为了“在他乡建立故乡”（汗漫语）。他在上海生活中、在南方山水间，对自我与时代进行辨认与纠正，从而使文字获得了沉思的品质和触动读者内心的力量，并使其散文区别于同代人的写作，成为一个人的精神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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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与朋友们在井冈山 12 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