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的月色 / 开普饭

那晚的月色

文/康所平

在忻州师范读书两年，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入学报到那晚的月色。

掮了厚重的行李，匆匆忙忙下了火车，挤上前来接站的校车，晕头转向地进了学校，报了到。当找到宿舍区时，已是晚上八九点钟光景。

时渐中秋，月亮不错。月光下，一排排整齐的红瓦平房宿舍，门前是一大畦一大畦矮矮蹾蹾、圆蓬蓬的扫帚苗，葱绿葱绿的，上面笼着一层薄的轻烟，这雾样的轻烟微微荡漾着，月色便迷茫起来。考取学校的不如意，加之第一次离开父母出远门的孤寂，一种淡淡的感伤袭上心头，且随了那月色弥漫开来。

那年，高考成绩下来后，我以1.5分之差与大学失之交臂。中专类学校师范又提前录取，报考志愿表上“是否服从调派”栏内，只要填了“服从”二字的，档案一律被师范强行提走。虽然我并没有填报“忻州师范学校”的志愿。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纠结了好长一段时间，有两位被师范录取的同班同学已经决定补习，可自己家里拮据的经济状况又怎么能和他们相比呢？何况自己瘦弱的身体，能否支撑下来还很难说，唉，还是报到吧！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当寻到我所住的宿舍门前时，我们初中的班主任姚欢平老师（还有一位他的同学）已经在那儿等着。他说，在宿舍门上贴的花名签，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我的名字，只有这间上面写了“康建平”，他怀疑可能是写错了，果然……

其实，姚老师从小学五年级就给我们当班主任带语文课，一直到1976年底初中毕业（当时学制小学初中七年一贯制）。三年师从姚老师，虽然知识掌握的有限（那时上学，几乎是半天上课、半天劳动，美其名曰：半日制。学校专门辟有水稻试验田，上七年级时，学校又办起了草纸厂），但培养了自己不少良好的兴趣，有的甚至影响了一生。

那时语文课本很薄，也没有多少内容。记得是读小学五年级，上早自习时，姚老师就给我们朗读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同学们听的津津有味，常常被故事中的主人公欧阳海——这位解放军叔叔的感人事迹所打动，有时下课铃响了，同学们还沉浸在故事的情境中。那时，我们并没有觉察到这是文学的魅力所在。每天早上读一两章，持续了约一个月。

姚老师有写日记的习惯。下课啦，我们经常偷偷翻看他放在教桌上的精美日记本。日记内容，诸如：“这几天，心里有点烦闷”“走出校门，登上村边的小石桥，桥下河水哗哗地流着。我放眼望去，一片碧绿。”“雨后的树林，空气格外清新，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等，令我们羡慕万分。因为日记里写到的，我们再熟悉不过了，我们却写不出来。后来，也模仿姚老师——有些甚至连他的做派也模仿，比如，也登上了小石桥，背抄了手，放眼远眺。不过，首先看到的是脚下学校的几畦绿油油的稻田，因为，我们每天早上要给稻田穿水。心情当然是模仿不出来的，只能“为赋新词强说愁”了。对于姚老师当年的“愁滋味”，直到我长大后，才慢慢地有所体味。姚老师比我们长四五岁，当年正是“少年心事当拏云”，书生意气，当怀有青云之志，却只能当个“挣公分”的民办教师。好在他这人想得开，工作干得有声有色，深得校长赏识。我们也非常愿意亲近他，还跟他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这两样技巧。两年后，繁中老师到我校面试选拔时，我被两位招生老师另眼相看，大加赞赏，从而顺利踏进了高中大门。当然，对我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对文学的兴趣啦。从那时起，哪怕是一份旧的文学杂志，我都要设法借来读，并且模仿着姚老师记起了日记。文学的种子，不经意间，已在我的心田悄悄萌芽。

1977年全国高考制度恢复，1978年姚老师一边教学，一边复习，以社会青年的身份考取了忻州农机校。那年，对于姚老师来说，可谓双喜临门，因为当年他送出的初中毕业班，在全县中考中也喜获丰收，是我们村升入高中（或中专）人数最多的一年，直到现在，这一记录都没有被刷新。

姚老师就读的忻州农机校，离忻州师范学校大约五六百米。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听到我今天入学的消息的——因为连被录取到忻州师范，我都没好意思告诉他，我怕他失望——谁让我是他最钟爱且寄予厚望的弟子呢？

宿舍是十人的木板通铺。我乘坐的这趟火车是最晚的一班，别的同学床已铺好，只空了一个正对着门的铺位。姚老师帮我打开行李卷，把卷在里面的衣服拿出来，重新叠好，放进腾出的新帆布提包里。又到院子里找了几块砖，排放在铺下，把提包放上去，说，这样即使地面有点水，提包也不会洇湿了。之后，先放平毡子，把褥子铺实，床单抻展，很仔细地把床上一切安顿停当后，他直起身，说，时间不早了，他们学校那边也快熄灯啦。叮嘱我早点休息，说，今天坐车也累了吧！我心里一阵热，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头应答着。

走出宿舍，我目送姚老师他们一直折过前一排的山墙。一抬头，月亮已经升了很高，溶溶的月色像母亲的手轻柔地抚摸着大地，抚摸着宿舍前的株株扫帚苗，也抚摸着我那颗委屈的心。

三十多年过去了，那晚的月色一直留在我记忆的深处。特别是在前行的路上遭遇挫折时，那柔美的月光，总给我以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