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春读史】史可法之死（上）
扬州有个史公祠，又称史可法纪念馆，我去过不止一次，纪念馆陈列展览文字和讲解员的言语，还是没能消除我对史可法之死及其社会背景的模糊认识。通过阅读《明史》和相关资料，我终于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和思考。
一．史可法与明末崇祯朝
由朱元璋1368年建立的明王朝，在经历宋神宗万历皇帝晚年的怠荒弃政和明熹宗朱由校的亲近阉党之后，元气已经尽澌，国脉已近垂绝，所以到了1628年朱由检即崇祯皇帝继位时，国家已经处在朝廷臣僚结党营私、国力资源耗尽、国家法令失准、边疆动荡不安、流寇盗贼四起的局面。
一个人如果出生在这样的年代，其命运多舛是极有可能的，史可法就生在这样的年代。
据《明史》卷二百七十四《史可法列传》记载，史可法的母亲在怀孕史可法时，“梦文天祥入其舍，生可法”。将史可法与文天祥联系在一起，好像史可法是由文天祥转世投胎而生，命中似乎注定了史可法与文天祥一样，已经来到了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世，并将与之共存亡。
史可法于崇祯元年（1628年）中进士后步入仕途，开始授西安府推官。也就在这一年，陕西、山西一带发生大旱饥荒，延安、绥德地区更是严重缺饷，李自成的舅舅、马贼高迎祥聚众造反，自称“闯王”，从此，农民军起义造反的浪潮一发不可收拾。官兵虽然出面镇压，但“旋灭旋炽”，崇祯皇帝登基伊始，明王朝就不得安宁。到了崇祯四年，李自成与张献忠等汇合，李自成号称“闯将”；到了崇祯九年七月，高迎祥被擒杀害，“贼党”又共推李自成为“闯王”。从此，李闯王闹天下，大明江山更是国无宁日，日甚一日，直至灭亡。
虽然处在动荡岁月，但并不影响封建官场人员的提拔，到了崇祯八年（1635年），史可法已经官迁右参议，分守池州、太平州（均在今安徽境内）。这年秋天，卢象升（宜兴人）任湖广巡抚，总理直隶、河南、山东、四川、湖广诸军务，开始大举“讨贼”。朝廷又任命史可法为副使，分巡安庆、池州，监江北诸军，在安徽黄梅、安庆两地与“贼军”决战。崇祯九年（1636年），史可法驰驻太湖，扼守战略要冲。崇祯十年（1637年），史可法又率部与左良玉军会合，以解安庆、桐城、潜山、庐江之危。史可法正是在围剿农民起义军的过程中，由一介书生而成长为一名带兵打仗的军事长官，时代在造就他。
当时从陕西引发的农民起义军势如潮涌，《明史》用“群盗遍野”来形容。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以北地区，均为农民起义军“盘牙”交结了。长江以南的“南都”即南京开始“震惊”了，南京城内是惊恐万状。
时局危急关头，朝廷提拔史可法为“右佥都御史”，负责今天的安徽、河南、湖广、江西部分地区的“提督军务”，加大防备战备力度。但是到了崇祯十一年（1638年）夏天，史可法因“平贼逾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消灭农民起义武装，被朝廷予以行政记大过处分，要求其戴过立功。
史可法因考取进士而获得功名，不是行伍出生，为人又短小精悍，面色黝黑，但双目烁烁有光，有霸气。平素注重廉洁自律，讲信用，重然诺，与部下同甘共苦。行军打仗时，将士们没有吃饱，他绝不先食，将士们没有发放衣服，他自己绝不先穿，所以在作战时，能“得士死力”，将士们会拼死为他作战。
正在他领兵打仗、戴过立功的关键时刻，崇祯十二年夏，因“丁外艰”即服父亲之丧，只好离官去职，回家为父亲守孝三年。守孝期满回朝时，大约已经到了崇祯十五年夏天了。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的史可法，被朝廷任命为户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同时总督漕运，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在总督漕运期间，史可法曾“大浚南河”，（扬州至今有“南河下”地名）使扬州一带的运河漕运得到有效开展。崇祯十六年，史可法官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在明王朝的陪都南京工作。
据《明史》卷一十四《庄烈帝本纪（二）》记载，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流贼”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军队已经打到了北京外城，崇祯皇帝抱定“国君死社稷”，不听从大臣“请南迁”即迁都到南京的建议，当北京外城沦陷时，三月十九日，崇祯帝在“万岁山”（即煤山）上吊自杀，将临终遗言书写在衣襟上，其中有：“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句。身处南京的史可法到了四月份才知道消息，还准备誓师勤王，但当军队准备渡江抵达南京浦口时，又传来北京沦陷、崇祯皇帝上吊自杀的消息。事实上，庄烈帝崇祯“殉社稷”后，大明王朝已经宣告灭亡。据《明史》卷二百六十五《范景文列传》记载，当时在朝文臣以身殉国者有东阁大学士范景文以下21人。此时身处南都南京、作为原明朝兵部尚书的史可法带头举行悼念活动，为崇祯皇帝“缟衣发丧”。
四月二十二日，清军多尔衮趁吴三桂与李自成谈判之机，突然向李自成发动攻击，在“一片石战役”中，吴三桂联合清军击溃了李自成，将李自成赶出了北京。清军进入山海关后，顺势迅速攻入北京，多尔衮把年幼的顺治帝以及清朝廷由东北的盛京迁都至北京，北京自此成为清朝首都了。
如果有人还要为大明王朝作最后一搏，此时面临的将是农民起义军政权与清政府军的双重压力下，但必须清醒认识的是：真正推翻明朝政权、迫使皇帝自杀的直接原因，不是后来由吴三桂引进来的的清政府，而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军。
在北方陷入战争混乱状态、明朝江山倾倒之时，史可法身处陪都南京，他要为成就他人生辉煌的崇祯王朝再有一番作为已经不可能了；而如何发挥南京这座陪都城市的作用，将南京由陪都再次回归为首都，同清军及农民起义军再作一搏，应该是他人生下一个目标主要依靠。
二．史可法与“南明”政权建立
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将明朝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南京作为“陪都”、“南都”而一直保留着朝廷建制，“六部”健全，一直到崇祯十一年正月，朝廷才在内外压力下开始“裁南京冗官”。没料到时隔223年后的1644年，南京的“陪都”作用开始作为都城而再次复活，南京再次扮演起了要为大明王朝起死回生的核心城市作用。
当北京被李自成“大顺政权”占领、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自杀后，明王朝政权实质上已经不复存在。福王朱由崧一路南逃，先来到淮安避难，期间受到时任凤阳总督的马士英接风洗尘压惊自不必说。身处“南都”南京的原明朝六部大臣们开始议论立新君一事，他们要效仿南宋故事，在南京继续举起朱明王朝大旗，同敌手作最后的博弈较量。
依照伦序排位，史可法、马士英、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等人达成一致意见，推举宋神宗的孙子、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续任皇帝，并由原明朝兵部尚书史可法过江，迎接已经到达仪真（今仪征）的福王。
五月，福王朱由崧过江来到南京，首先谒祭明孝陵、奉先殿，居住在内守备府。当群臣入朝时，朱由崧开始还有点羞愧不适应，面露赧颜，甚至准备逃避。史可法对朱由崧说：“王请不要回避，理应正式接受大臣的朝拜。”此时的朱由崧仍然是以皇室侯王的身份与大臣议事，主要任务是商讨如何发师北征。
紧跟着，张慎言等人进言，希望福王“监国”，登皇帝大位。五月壬寅，朱由崧于南京称帝，改元“弘光”，建立弘光政权。清人在撰写《明史》时，称其为“伪号弘光”，因为在此前，满清政府已经建立，且定都北京，年号“顺治”。南京的这个政权班子，其运营管理模式“如北都故事”，故史称“南明”。
经众臣推荐，福王朱由崧任命原明朝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姜曰广、马士英为“阁臣”；拜史可法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史可法仍掌兵部事，主要督师江北；拜马士英为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但仍督师凤阳。
1644年五月开始，在中国的版图上虽然没有了大明政权，但满人建立的清朝政府、朱由崧建立的南明王朝、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政权、还有张献忠建立的大西政权已经并存，注定要兵戎相见，出现“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的惨烈局面。
可以设想，如果南明小朝廷运转得力，凭借淮河以南大片国土和长江天险，也可以像南宋政权那样偏安下去，但南明小朝廷内部是争权夺利、勾心斗角、风波叠起。朝廷大臣在朝堂上经常是争论不休，散朝后还会“群诟于廷”，相互指责。据《明史》卷二百七十五《张慎言列传》，当时群臣之间争吵之声是“叱咤彻殿陛”，在用“文臣”还是“武臣”、用“阁臣”还是“勋臣”问题上更是“嚣争不已”。福王朱由崧一时难以驾驭局面，只好以相劝、加爵来息事。
一开始，朝廷是决定让马士英仍然督师凤阳，但马士英一心想着要入朝为相，所以当朱由崧以朝廷名义下达任命书后，马士英“大愠”，极为不满，他认为在立福王朱由崧当南明政权老大这个问题上，他马士英是有功的，所以立即组织高杰、刘泽清等人上疏弹劾史可法，要把史可法挤出朝廷，让他去督师淮安、扬州，朝廷由他马士英来辅政，并且仍掌兵部大权。
原来在拥立朱由崧问题上，史可法当时提出了两点意见：一是认为崇祯皇帝的太子下落不明，如果太子还在人世间，扶佐太子在南都重树大旗、继承皇脉是最合适的；二是如果由福王朱由崧来续任，当时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等提出了“七不可”，当“移牒”文书送到史可法手中时，史可法也完全支持“七不可”。其具体内容是要求福王朱由崧：不可贪、不可淫、不可酗酒、不可不孝、不可虐下、不可不读书、不可干预有司。另外，史可法还认为，如果太子不立，要立也应立明神宗的侄子、潞王朱常淓，认为这个王“贤明当立”。所以当时在马士英派心腹阮大铖来咨询史可法意见、要立福王时，史可法就将这“七不可”意见提了出来，同时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这边说归说，那边马士英根本就没有采纳史可法的意见，而是早已与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四镇”联络上了，已经将福王朱由崧护送到了仪真，史可法只好过江迎接。
现在福王即位，马士英认为他是最大的有功之臣，但发现大权还是主要掌握在史可法手中，自己仍然要到安徽明皇陵所在地去当一个凤阳总督，于心不甘。于是就直接向福王告状，用史可法“七不可”之说公开挑拨福王与史可法关系。仅这一点还嫌力道不够，马士英这次来南京告状时，可是“拥兵入觐”，带着军队来见福王的。在把告发史可法的奏本递呈后，他又带领队伍回凤阳去了，之所以这样做，是在向福王和其他大臣示威。
大敌当前，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史可法识大体、顾大局，主动请辞离开朝廷，带兵过江，出镇淮安、扬州一带。福王朱由崧不得不考虑用马士英作为辅臣。当福王正式即位后的第二天，史可法就向他“陛辞”。为了安慰史可法，福王又给史可法加官晋爵：加太子太保、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
史可法前脚离开南京，马士英后脚就于当天入值朝廷，当起了南明小朝廷的宰相。福王任命马士英及其同党阮大铖为兵部尚书，巡阅长江防务；又与马士英商量，任命淮安、扬州、凤阳、庐州“四镇”总兵官分别为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四人。
史可法离开南京后，没有立即到扬州、淮安一带驻防督师，而是奉命先到安徽凤阳和淮安盱眙去“祭告”明皇陵、明祖陵。祭毕二陵，史可法上疏朱由崧，希望他不只是祭谒南京的明孝陵，也应到凤阳和盱眙的皇陵祖陵“二陵”来看看，了解社会现状。这里已是“蒿莱满目，鸡犬无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希望朱由崧能够居安思危，辨别奸贤，不要贪图享乐，力争中兴明室。
对于史可法的上疏，朱由崧还是满意的，没有像他的祖辈皇上嘉靖、万历那样，动不动就用板子痛打进谏上疏大臣们的屁股。（未完待续）
束有春 2021年3月10日于金陵四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