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儿｜出版硬伤伤不起
如果说，在书法作品中出现错字，包括丢漏字，将诗文作者张冠李戴，乃至简繁混用等等“硬伤”，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主要由个人承担的话，公开出版碑帖出错的后果则更严重。
这仅仅是耸人听闻，故作危言吗？当然不是。要知道，碑帖是用来做范本的，是参照、学习的对象。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梁师亮错成梁思亮
内页显示是“师亮”
往小处说，既是工作态度的问题，也涉及到学术态度，不够严谨细致，同时也见证了学术水平不够格。往大处着眼，无疑会消解权威，瓦解经典。就像学生上课，定理和公式都是错的，如何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对取法对象的权威性会产生动摇，这才是最致命的。显而易见的错别字频繁出现，从一个很小的细节上说明了没有从学术传承和经典传承的态度上来认识到碑帖出版要求，承担的是一种文化责任。
贵州出版集团 《道因法师碑》错成“师法” 谬以千里！
兔字错，写成免 真是兔子尾巴长（cháng zhǎng）不了！
《书法》 2002-10 书家的生卒年月
2013年第三期《中国书法》欧阳中石专题文章，访谈文章标题就错了。“天无私复”应为“天无私覆”。
学术是天下公器，从来无小事。
就像前面刚刚提到的，问题的关键不是某个人的错误，而是一个机构、一个集体的错误，从私人领域影响到整个公共领域，久而久之，蔓延开来，形成一种浮躁的社会风气，影响涉及方方面面。
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碑帖经典《卫景武公碑》，2001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本，简介第二段第一行“唐高祖”误写为“唐高宗”。出现笑话：笑话一，唐高宗排在父亲唐太宗的前面；笑话二，卫景武公卒于贞观二十三年，身死后尚在为唐高宗服务。
《苕溪诗》写成 《将之苕溪诗》。枉测文意！
如果稍加分类，不难看出，错字出现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客观原因，对一些不理解、不认识的冷僻字、疑难字存在误用，一是主观原因，众所周知的常识却大错特错，以讹传讹。不难看出，很多碑帖都是出了一遍又一遍的，属于主观疏忽。这当中最为惊世骇俗而又令人啼笑皆非的，莫过于一家很大的古籍出版社，字帖封面上将五代书家“杨凝式”写成了“杨凝氏”，而且并不是因为电脑字排版使用双拼输入而生成的。特地用毛笔来手写，原以为风雅秀一回，不想佛头着粪。自毁形象之际，也诞生了堪称碑帖出版史上的“第一大笑话”。更令人称奇的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明显地低劣错误，竟然能够逃过众多校对编辑之眼，堂而皇之地登上各大书店的销售架。
西泠印社出版社 《张猛龙碑》，第二段太守错成太府
《白蕉精品集》 错误
《白蕉精品集》前言。“怀仁”错成“王仁”。“取精用弘”错成“取宏用精”。
何民生先生指正
文物出版社《泰山刻石》中将前面“顺承勿革”的“革”篡入“建设长利”与“训经宣达”间（“顺承勿”三字阙。）。且将此“革”错释为“专”。
时至今日，碑帖出版已是一块诱人的大蛋糕，都想分一杯羹，繁荣的背后是跟风严重。当然，出版同质化现象严重，并不仅仅局限于碑帖这一块。从成功学泛滥到养生书失控，从“那些事儿”扎堆到“舌尖”成串的背后，一次次地显现了出版缺乏原创力的现实。面对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沧海横流，尽显英雄本色”。所谓“真金不怕火炼”，有含金量的出版物仍然倍受青睐。“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比较之后高下自分。如何判断碑帖出版物的优劣？不外三个标准：一是出版质量，涵盖设计和内容两方面，二是替读者考虑，本质则是利于文化传播，三是去粗取精，精益求精，创造经典。如今第一层要求都达不到，遑论其他。粗制滥造，不但浪费读者钱财和时间，而且流毒匪浅，贻误后学。由此可以看出坚守的难度，价值和意义。
错误的展标，人错成入。缶庐气得要爬起来！
修改后的展标
左人右入
有鉴于此，出版古碑帖，应该设立门槛。编辑作为“选家”，要有眼光和公心，更要有认真的态度，世界上最怕“认真”二字。不一定需要创造，整理的好，同样可以成就经典，《古文观止》和《唐诗三百首》都是选出来的。
古人常讲“一字之师”，碑帖出版容不得错字这类瑕疵。一字定乾坤。
《鲜于枢杜工部行次昭陵诗》中的“诗”字易为“寺”字，这一错字出现在《中国历代法书精品大观》一书中。该书百册，由文物出版社与紫禁城出版社联合出版。
杨凝式写成“杨凝氏”
作者｜红孩儿，牛墨王说书特约作者，有三昧真火、一杆丈八火尖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