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牧风：《西行漫记》为什么值得一读？
当时看见有人提问：红军纪律严明，几乎是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何旧社会群众还会自发参加红军？我因为刚好读完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所以随手答了一二，没想到后来会有较大的热度。看来对于八十多年前红军战士们的生活，大家还是很好奇的。
个人认为，无论是从文字的可读性还是记录的真实性与客观性来看，《西行漫记》（英文版名为《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版一般译为《红星照耀中国》）都是一本好书，建议大家有空读一读。
以下的文字，算是一篇读书摘记，大家看了之后，或许会对红军有不一样的认识。文中有较多关于红军战士真实生活的老照片，拍摄时间大致在1937年间。
1
延安时期，在非作战的情况下，红军战士日常的一天大概是这样安排的：
早上5点起床，起床后运动1小时，然后吃早餐。
早餐后，进行2小时军事操练 + 2小时的政治学习及讨论；然后吃午餐。
午餐后，休息1小时；参加2小时识字班 + 2小时的游戏及娱乐；然后吃晚餐。
晚餐后是唱歌和聚会，晚9点吹熄灯号。
看看，是不是有点像校园生活？
其实，如果细细探究，从某个角度讲，战士们的生活甚至比如今的中小学生过得还要好，与题主认为的“苦行僧式的生活”毫不沾边。
你要知道，这些战士，大多是二十岁上下的小伙与姑娘，甚至于还有十三四岁的娃娃。虽然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但因为几乎全都是贫苦家庭出身，他们从小过的就是缺衣少食的苦日子。他们及他们的家人，曾被土豪劣绅欺凌、曾被苛捐杂税盘剥，都是可以想象的。
民国时期的中国底层百姓
现在，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找到组织了，聚在一起了。在边区，从领袖到普通一兵，大家都是平等的，人人都以同志相称，有饭吃，有衣穿，有安稳的地方睡觉，有正经的事情做，不再遭受辱骂和毒打，他们的心情会如何呢？
2
谈谈他们的生活吧。
关于吃饭，大概是这样的：每一班或排，都有自己的炊事员，饭菜很简单，通常是小米和白菜，附带一点点羊肉或猪肉。不算好，但基本都能吃饱饭（特别是孩子们，一定会优先让他们吃饱）。
挺有意思的是，他们还办有黑板报，其中有一个小板块用来发表他们的意见：譬如战士对某个炊事员不满，说他把粥煮得半生不熟；又譬如炊事员对某个战士不满，说他总嫌饭菜不好吃。总之是，如果有意见的话，都可以堂而皇之且指名道姓的在黑板报上登出来，但不是辱骂，而是批评或建议，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战友情谊。
关于体育锻炼，日常有跳远、跳高、赛跑、爬墙、盘绳、跳绳、扔铁饼及各种球类运动（甚至于还有棒球之类），运动项目可以说是很丰富了，并且非常鼓励竞赛。
运动项目真不少
既然是竞赛，自然就要设点奖品，奖品一般是笔记本、铅笔、钢笔和书籍之类，不值钱，但获奖仍然是很有荣誉感的事。
因为斯诺在原文中说了奖品“不值钱”，我亦如实转录，但朋友们反馈说，钢笔肯定是很值钱的。那个年代，钢笔本身就很有价值感（甚至于到80年代都如此），并且，对于战士们来说，有了一支钢笔，就意味着有了学知识学文化的更多便利，就意味着有了获得更大进步的可能。这个观点，我很认同。
早餐后，战士们要参加两个小时的军事操练：
没想到吧，在1930年代，红军还有自行车
国统区的报纸，给战士们取了个“人猴”的绰号，因为他们的身体素质挺好，行动很是快速而灵活，估摸着很像山林里蹿高伏低的猴子。
我算了一下，早上运动1小时 + 上午军事操练2小时 + 下午游戏及娱乐2小时（以体育运动居多），一天之中，年轻人有四五个小时都在搞锻炼，这身体素质能不好么？
3
在运动与训练之外，还有学习。
从日常的作息来看，上午有两小时的政治学习和讨论。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列著作和边区文件；而在讨论环节，除了国内问题的研讨，居然有国际大事分析和战争实例的复盘推演，每个战士都有充分发表见解的机会，大家参与的热情都很高。
如今看起来非常魔幻的是：在1930年代的中国大西北，在偏僻的乡野间，在窑洞或是泥土场上，无数稚气未脱的青年，以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去研究当时国际上最新式的武器装备或探讨全球热点时事的发展走势。而当时，他们还只能僻处西北一隅，还只有小米加步枪，但眼睛却已望向了无尽的远方。
下午的两小时学习，主要是识字读书。学习班分三队，认字少于100个的、认字100-300个的、能够读和写多于300字的，有专门印刷的教材分发给他们使用。
学习效果非常显著。在当时全国文盲占到九成以上的情况下，1936年，譬如在第一军中，就只有20%的战士还算是“文盲”了。而在参加红军之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从没有正经读书认字的机会，斗大的字不认得一箩筐。
在那个年代，逃离了苦难的农家子弟，能够有书可读，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竟然还有英文教学
认真读书写字的小战士们
关于学习，也依然有竞赛（有些竞赛或者也可以称为考试），竞赛的内容，大抵是政治知识、识字读书、公共卫生等，优胜者可以获得小小的奖旗（或者也有奖状）。从制作成本来看，这些奖旗或奖状似乎也不值钱，但都在各部队的“列宁室”里陈列着，是个人和连队引以为豪的荣誉。
所谓“列宁室”，大致像是如今的图书室，每一连每一旅都有一个，是各部队单位中最好的房间——但仍然是很粗糙简陋的处所。
列宁室是战士们阅读与学习的中心，墙上悬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基本都是战士们自己画的，画得很具东方神韵），战士们称呼马克思为“马大胡子”，既尊敬，又亲热。
除了墙上的画像，室中还有战术沙盘，模型大都是泥巴、石块或树枝做的，供战士们研究行军打仗之用；之外就是各类书籍和报刊。这些读物很珍贵，除去边区自己编印的，还有不少是从白区秘密采买或者是武装夺取而来。
战士们、孩子们在列宁室内阅读
墙上贴画中隐约可见航母、战列舰及防毒面具图样
列宁室中间，一般都摆着一张乒乓球台，吃饭时当饭桌，不吃饭时就是球桌。每当就餐时间，似乎永远都有四五个战士在催促同志们快点吃完腾地方，他们等着桌子要打球。
此外，还有一个壁报栏（即上文提到的黑板报），更新速度很快，上面除了登载赞扬或批评的意见，还有时事通报、文学投稿、新歌曲谱等。你没看错，的确是有文学投稿。由此可见，哪怕是在最艰苦的地方，也总还是会有文艺青年的存在。
打针，不怕不怕
军医连的列宁室里，普遍有泥土做的人体和器官模型，主要用于医疗卫生方面的教学。个别洋气的列宁室，甚至于还有留声机，无疑，都是从国军军官那里没收来的战利品，有些外国曲目战士们听不懂，但总能听得哈哈大笑。
晚餐后，有唱歌和聚会活动，这个似乎也挺好玩。其实并不限于这个时间点，战士们似乎随时随地都会唱起歌来，只要有人起个头，就总会引得全体在场者一起大声合唱，并且总是唱得兴高采烈。
文工团也会经常来表演，节目都是战士们自己编的，紧跟时事，常换常新，创造力很是惊人。台上的演得出色，台下的看得入神，看到台上演土豪劣绅或贪官污吏的恶行时，台下气愤的战士往往要站起身来大喊打倒地主恶霸之类的口号，立时引发广泛的响应之声。
再说说住的事情。
战士们在缝补衣服
战士们住得不好，住窑洞里（甚至于是洞穴里），住马厩里，住草率搭就的营房里。他们睡的炕很硬，连草席都没有，每人只有一床毡子，住处一般都没有桌椅，但他们有砖头和石块。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住处不论如何破败，但都很“洁净整齐”。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对了，他们还有星期天。
4
以上内容，不是我的杜撰，全部来自于埃德加·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斯诺以外国记者的身份，曾于1936年6-10月间在陕甘宁边区进行实地采访，接触了众多边区军民，之后依据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写成此书。
此书自出版至今已有80多年了，其内容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应该是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试想一下百年前，那些从黑暗中走出来的青年，当来到红军这样的集体中，过上这样的生活，真的很苦吗？
物质上来说，可能是。
但精神及身体上，绝对不是。
生而为人，当在人格上被充分尊重，在精神追求上被极大满足，在体魄上得以健康发育，能够享有学习与成长的机会，能够和万千人一起为一个光明灿烂的目标而奋力前进，生命的庄严感必然会喷薄而出。
那样的环境下，可以成长出真正觉醒了的人。
我们来看看红军战士们的精神风貌。
左边这位，大衣好帅，是缴获的吗？
斯诺曾不止一次地由衷赞叹：不论是红军战士还是边区百姓，他们脸上都荡漾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笑。他们，是当时最具自尊与自信、最有精气神的一群中国人。
再来看看小战士们的照片吧。
在《西行漫记》中记载：有一个叫向季伯的红小鬼，给斯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季伯是山西人，是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当时在做着李克农的传令兵。他穿着一套精致且合身的小军服；洗得很干净的上衣领口里，老是衬着一条白麻布；帽檐破了的时候，他就用新的厚纸板衬上。斯诺说，这个小战士是“最漂亮的士兵”，哪怕是毛泽东站在他身边，都像是个江湖浪人。
有天，季伯走进斯诺的房间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并称呼他为“斯诺同志”，然后很严肃地说明了他的来意：父母给他取的名字，是叫“季伯”而不是“鸡巴”，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并且，季伯还在一张纸条上郑重地写下他的名字，放在斯诺的面前。
斯诺说，他一直叫他季伯，不会叫错的。
季伯非常高兴，又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说：我希望你给我保证，当你在外国报上写到我的时候，不要写错了我的名字。要是外国同志们以为一个红军士兵名叫“鸡巴”，这会给他们一个坏印象的。
在这名红小鬼来找他郑重说明情况之前，斯诺其实没想过要特别记录这个小战士的名字，现在好了，他不得不写下来了。
5
为什么要参加红军呢？
暂且不展开谈了，我就从《西行漫记》中摘两个故事来简要说明一下吧。
在勾容集镇上，是一条苏维埃合作社所在的繁盛的街道，（国军来过后）这条街全毁了，只留下几个老年人没有死。
他们引我们出镇外去看，那里看见了十七具女尸，都半裸着身子，他们是被奸以后再被杀死的。白军退却时，显得非常匆促。他们只能剥去女子的一只裤管。
这一天，我们开了一个会，军队则开了一个追悼会，我们都哭下来了。
上面这段话，是徐海东当时接受斯诺采访时的回忆。我个人的感觉，“我们都哭下来了”这几字，抵得过万语千言的血泪控诉。
延安时期的大将徐海东
他还说，国军占领他老家（湖北黄陂）的时候，杀了他家66个人（27个近房族人，39个远房亲戚），“老年、青年、女人、幼童甚至婴孩，都被杀死了。徐姓一族，完全消灭”（原文）。徐海东的妻子当时逃出，但不久即被国军掳去，后来被卖给一个靠近汉口的某地商人做了小老婆。
老有人讲国共之战是兄弟相残，请问：你有国军这样的兄弟，你要不要？
老百姓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我在刘子丹（即刘志丹）的第二十六军时，在定边作战的时候，我们一小队人正防卫一个孤独的前哨，抵抗国民党军阀高桂滋。农民们送我们食物和水。我们不必用自己的人去运给养，人民帮助我们运。
高桂滋的军队被我们打败了。我们俘虏了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两天没有水喝了。农民们把井里下了毒药就都跑走了。
上面这段话，来自于一个普通战士的发言。
当农民决定在自家井里下毒，这是要背井离乡了啊，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这样呢？但“农民们把井里下了毒药就都跑走了”这句话，却又有一种莫名荒诞的喜感：就都跑走了……跑走了……
讲完这两个小故事，让我们再回头看看红军战士们当时的军营生活。
你看看，青年们的投身红军，是不是更显难能可贵却又十分的理所当然？从现实的考量到未来的期许，当一名红军战士，怎么看都像是底层贫苦青年的理性抉择。
何况这抉择，天然就具备报家仇国恨、建大同世界的神圣光辉。
换了我，我也去。
注：多数照片来自《西行漫记》，部分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