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后的四大名旦剧团（中）
程、尚剧团每况愈下
1959年3月，为了落实周恩来“及早成立程派剧团”的指示，把程砚秋的学生赵荣琛留京搞程派，要为赵专门物色一套人马。一开始，北京市文化局挑中民办的燕鸣京剧团，打算把非程派的演员如赵燕侠等趁机调走，但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出面阻止，认为此举政治影响不好，赵燕侠本人也会有意见。情急之下，把已下放东城区的青年京剧团（原为李元春、李韵秋兄妹组办的私人班社）重新收回，迅速改制国营。 令领导始料不及的是，李元春和赵荣琛在以谁为主的问题上很快矛盾重重。李说：“没有我青年京剧团，你赵荣琛就演不成戏。”赵说：“领导上为了要我发展程派，才把你们团国营。”赵荣琛坚持认为应以程派剧目为主，甚至对剧团不叫程派剧团都有意见，而李元春则反映以程派戏为主，武戏就得不到发展，要求离去。两人相持不下，结果都明确表示不能继续合作。由于演出纪律松懈，质量过低，观众批评甚烈，几次散戏时剧团的行政干部都不好意思站在门口和观众见面。
程派演出每况愈下，尚剧团的表演更显难堪。1959年1月20日北京市文化机关党组致市委文化部的报告中，初步安排尚小云到中国戏校任教，只是定期在尚剧团演出和教戏，此举多少使尚本人与尚剧团的领导活动有些切割。1959年时曾有官员指责尚以团的名义，骗取文化局2500元，尚对此极为恼怒，几次请领导调查甄别。再加上演出分账的争议，剧团支部坚决不让步，都令他心中郁闷许久。1959年春，尚小云接受陕西省的热情邀请，单身赴西安参加京剧的培训和筹办工作。此举颇令北京方面不快，事后也只能希望他北京、西安一边留一半时间，甚至还一度期待他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尚剧团。市文化局还下文称，“尚小云一年可拿出一定的时间支援陕西省开展戏曲工作，但他仍算北京的演员，由我们领导。”但是，有心结的尚小云没有看重北京方面的要求，甚至言行中表露了淡漠的痕迹。1963年7月北京市文化局传阅的一份内部文件中多少显示一些不满：“由于尚小云名利心切，一直没有（照我们）这样做，即使他到北京来，也无心过问尚剧团。”
尚剧团的要害在于没有继承人，请来的童葆苓不是尚派，在尚剧团唱一些荀派戏，招来尚迷们一大堆的意见。1961年尚剧团到承德，演出之余与当地剧团举办联欢会，要尚剧团出尚派戏，尚剧团拿不出来，倒是主办的当地剧团演了两出尚派戏，搞得在场的尚剧团很尴尬。
1963年5月，山东淄博一矿工向中央文化部写信反映，说尚剧团在当地演出无尚派艺术，群众骂是挂羊头卖狗肉，是用四大名旦之一的名字骗人。信中还描述道，一群农民跑了二十几里远路来看戏，感觉受骗后一怒之下把戏票当众骂着撕掉。来信结尾写道：“听说该剧团每到一生地方，能骗去一些观众，最后只能留下一些骂声。尚剧团名实不符的问题，在观众中确已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作为工农兵观众的意见之一，这封信被留档，作为以后整肃剧团时的有力工具。
在四大名旦剧团中，梅剧团编制多达110多人（内中只有78人能做实际工作），而尚剧团的演戏人员奇缺，1962年时演员只剩30人（1963年为28人），中下层演员什么活都接，有时演一个大戏一些人要赶好几个角色，勉强凑数，长期下去演员大多支撑不下去，埋怨甚多。文化局官员听到该剧团流传这样的顺口溜：“上层水平不高，下层人员不够，上靠吴素秋（吴现在尚剧团跑小组），下靠临时工。”下访的文化局官员回来告诉局长们：“尚剧团现在上下不靠，这种局面早就不能维持了。”
荀慧生和荀剧团的不和谐
进入六十年代后，北京市文化局党组对荀慧生的评价一直是负面居多，好感甚少，在内部会议场合或文件中说了不少份量很重的话。譬如说：“他看钱太重，只是想他自己能演出多少场次，分成能得多少钱”、“他现在65岁了，台上的形象太不好看了，只是卖老牌子，观众看戏多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等等。
文化局认为，在政治上和待遇上都为荀慧生做了安排照顾，为市人大代表、市戏校顾问，每月拿北京、河北二份工资计六百元，演出时按三七分帐（荀拿七份），但荀对此并不满意，嫌社会职位低，经常喊着钱不够花。1962年11月30日市文化局致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的请示报告中谈到：“近二年来，荀慧生经常向政府和剧团提出些不合理的要求，对于剧团的巩固和发展则莫不关心，不愿培养剧团的新生力量，不认真地把他的艺术传授给剧团的青年演员。工作颇为消极，和荀剧团的关系除了自己演出时利用它做班底外，平时很少过问，今年以来和荀剧团的关系表现得更为疏离，这就使荀剧团继承他的艺术更增加了困难。” 报告中还说，最近荀多次要求增加工资和安排女儿到剧团工作并扶植出名，没有得到解决，他即提出辞去市戏校顾问一职，拒绝拿顾问工资，甚至连每月荀剧团团长的工资也不想拿了。
荀慧生和自己流派剧团这种离奇、不合谐的关系，确是几年间缺点被放大、思想改造过度、有职无权、不合艺术规律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荀的怨恨、牢骚以至不合作、所谓的私心重，也是可以为后人理解的。这份报告谈到此点也是多少有几分感慨：“现有的局面是被动的，如根据荀的要求解决问题没有办法，不解决他又对该团的工作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甚至越发展越不好，使该团陷入名存实亡的境地，这也就会失掉我们建立荀剧团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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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底，听到中央文化部在国家经济困难情况下允许部分剧团精简改制的消息，荀慧生立即老话重提，提出把荀剧团分为两队，他带一个队只演荀派戏，愿到哪里演出就到哪里演出，收入归该队自己支配。文化局意识到，实际上这是变相地把剧团退回到过去的集体所有制。但中央精神在先，文化局无法再回避荀的请求，只是在内部预设一个安排：与荀把问题摊开来谈，首先由荀提出申请，改制是荀自己要求的，不是我们强迫的。
在论论改制时，由于党内对单干包干之类问题过于敏感，要让荀剧团从国营一步退回集体制，文化当局的态度格外慎重，领导人士的内心还稍许紧张。但作为中央应对困难时期的一项特殊政策，作为八字调整方针的一部分，党组在讨论后意见逐渐统一到这一点：“如果恢复到1960年前民营状态，我们在政治上被动地位可以有所改变，经济包袱会背得少一些。”（见1963年文化局《对1958年以后新国营剧团改变所有制与精简的意见》）在这里，文化局党组首次在行文中承认在四大名旦剧团改造上存在政治上陷入被动、经济包袱沉重的问题。（中）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