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熙亭文存之一百四十七篇：大宋山河之人去政在 （一）罢相余波
郑熙亭文存之一百四十七篇：
大宋山河
一
罢相余波
王安石罢相的消息传到洛阳，富弼在四景堂设宴，请司马光过府庆贺。司马光先举杯向富弼祝贺道：“王介甫罢相，天子终于回心，朝中残局非老相公收拾不可。” 富弼道：“君实说哪里话来？弼年已古稀，绝无复相之理，我已拜表到京，荐君实为相，你可要当仁不让啊！” 司马光道：“老相公老当益壮，政事堂这把交椅，我是连一眼都不敢看的。”
富弼道：“大宋天下，非君莫属。你再不答应，难道要老夫下跪不 成？”
司马光道：“果有那一天，我也要请老相公居首，五日一上朝。” 二人推杯换盏，互相道贺，好像大宋天下真的由他们主宰了。过了些日子，朝报下到西京，王安石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知江宁府；以观文殿大学士、知大名府韩绛复平章事；以翰林学士吕惠卿为参知政事。
富弼和司马光空欢喜一场。司马光说：“韩绛偏激，吕惠卿狡诈，二人主政，何事做不出来？”富弼说：“不必灰心，罢了王介甫，毕竟是一件快事。这两个人，比王介甫差了一筹，只要攻下新法来，事情就好办了。”
于是安石罢相，余波不息，乞罢新法的奏章纷至沓来。以前被贬之人，此时抬起头来，非要逼迫神宗罢废新法不可。富弼、司马光、张方平、吕公著，继续以天变为据，说“法既害民，事须必改，法不罢废，人将不堪”。原知秦州李师中，借神宗求言之由，以极恶毒的言词， 上书神宗皇帝：“安石秉政五年，更法度，开边疆，老成志士废黜殆尽，轻佻奸佞之人破格得到重用。今旱既太甚，民将失所，起自人祸，招致天变，只罢一安石恐无济于事，应有利民之行，应天之实。伏望开张圣听，废弃新法，召方正有道之士诣公车对策。如司马光、范纯仁、苏轼、苏辙等，复置左右，以辅圣德。如此而后，则天下幸甚。”
神宗阅罢，心往下沉，气往上冲，回至后宫，闷闷不乐。向后小心询问因何烦恼，神宗道：“杀了晁错，七国犹不罢兵！”没头没脑一句话，向后也不敢再问，哪知神宗此时亦是有苦难言。曹太后以为，政潮皆由安石而起，其行事操切，太过刚直，强辩伤人，是犯众怒，安石一去，自然无事。神宗本不以为然，奈慈命难违，结果愈演愈烈，只得把李师中奏章批付中书。
宰相韩绛奉谕，召冯京、王珪、吕惠卿三参政共议。惠卿新进，自然不应抢前。王珪则要静观风色，只在一旁细细地品茶。冯京自安石去后，无所顾忌，全不把韩绛放在眼里，锋芒毕露地说道：“轻佻奸佞，好，这四字用得好。”他故意向吕惠卿瞥了一眼，接着说：“新法未便者多矣，介甫之为政也，不忍贫民而深嫉富民，志欲夺富民之利以济贫民，试想之，士大夫豪右大户能无怨怼乎？今当广开聪明，尽天下之议，将熙宁以来创立改更法度，重新厘定之，所罢黜之大臣，重新起用之。”
惠卿听罢，再不避让，反驳道：“君不可抗，法不可辱，此乃今上明诏，亦熙宁以来为政之准则也。近闻太皇太后慈谕，'新法足以富国，开边以壮国威，水旱常数虽尧汤不可免’，公可知乎？我等臣子，自当惟君命是从，李师中放肆诞谩，必须严谴。”
惠卿请出了皇帝和太皇太后，名正而言顺，在大道理上先压了冯京一头，冯京面红气喘，下不得台。王珪连忙在旁搭讪道：“师中憨直，前年因论王韶开沿边市易，罢秦凤经略史，自是胸中积了块垒。”
冯京、惠卿二人无言，韩绛从容说道：“变法如逆水行舟，进犹不及， 安可暂退。谣传介甫获罪，以为人去政息，岂李师中一人？吾辈大臣，应以大局为重。至于师中所言，可留中不报，风自吹，舟自行，无关要紧。”
韩绛自是忠厚长者，但人心不同，蜚声不断，公然号韩绛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神”。富弼、张方平、司马光、吕公著这些人，奏章再上，大有不罢新法不休之势。神宗无奈，只好严谴李师中，罢天章阁待制，责授和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曾布闻李师中被罢黜，心中忐忑不安，以为吕惠卿得到宠信，而惠卿性忌，前次究察市易司事，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乃先发制人，乘机向神宗言惠卿阴事。谁知惠卿早有铺垫，曾布一露，便被神宗驳回，责曾布道：“市易司之事，由尔发难，以致掀动政潮，王丞相告病；今稍平息，尔又弹劾惠卿，只嫌天下不乱耶？”于是令曾孝宽审查过去追究市易司事，责曾布报事不实，罢三使司。
韩绛急入内奏道：“曾布，条例司旧臣也，前虽屡屡生事，但安石终不忍弃之。今中书交替，大臣未安，罢黜曾布，恐于大局未便。”
神宗道：“朕何尝无虑，但三司重地，曾布不之守，乃勾心斗角，害群生事，不得不如此耳。”因问韩绛：谁可为三司使？
韩绛沉思片刻，说道：“苏轼、苏辙，二人选一。” 神宗道：“苏轼在杭州做副职考绩上上，吏部已迁知密州。三司使事卿可商于宰臣。” 韩绛与王珪、惠卿议，王珪素与苏氏兄弟不睦，说道：“苏轼放浪形骸，做李白可以，做三司使则不成。”韩绛道：“圣上爱才之意也。” 惠卿在旁无言。前年与苏辙在条例司共事，结怨甚深，后来苏氏兄弟在人前人后，骂惠卿斗筲小才，是他最不能容忍，便把近日所得到的苏轼一首新作，工笔誊写，得便呈给神宗。其词曰：
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 锦，朝露团团。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
神宗对苏辙退出条例司、苏轼试进士上疏余怒未泯，今又见此词，反感愈深，召韩绛至延和殿说道：“卿但爱苏轼才情，忘了汉武帝说的话，'才不应务，如物不中用’。卿且看来。”韩绛见词中竟有“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如何做得三司使大臣？自己觉得好生没趣，只好再细想朝臣中可为三司使者。正自推敲间，神宗问道：“章惇若何？”
韩绛想了一想说道：“亦条例司旧臣也。开梅山，平五寨，不持寸刃得地千里，理应封赏。”
神宗道：“章惇武勇过人，当年三司役人为长官煮药失火，烈焰甚炽， 无敢近前者。亏得章惇率役兵冲入火场，奋力扑灭。章惇经湖州历练，代曾布最为适宜。”
诏下，知湖州章惇拜三司使。章惇回京，先拜会韩绛。言湖州自变法以来户增一倍，财增两倍，今天下户口已有一千四百四十九万，年入财赋五千零六十万，清仓建库，已成当务之急。财货多了，就要会当家会理财，章惇谏议，设置三司会计司，总理天下户口、人丁、税赋、场务、坑冶、河渡、房园之类，租额、年课、钱谷出入之数，计其盈缺，使有无相通，则收支巨细，可以省察，并可据以考核官吏能否。
韩绛极为赞同，二人草疏，以呈神宗皇帝。神宗高兴异常，从御案上拾起一笺，上有朱笔书写四八三十二字：“五季失图，严狁孔炽，艺祖造邦， 思在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志？”
章惇、韩绛不解其意。神宗道：“此三十二字，朕体会当初艺祖设内藏库之本意也。今近百年，库老屋弊，宜造新库，即以此名之，每字一库，库满之时，即平复西夏、驱逐辽邦、收复燕云十六州之日也。”
诏下，置三司会计司，命韩绛、章惇提举其事。惠卿向章惇道贺，章惇道：“弟疏于钱谷之事，今日方知为国之要务，既领大任，还望吉甫指教。” 惠卿便把会计司之职责、权限与章惇备细计议，并说，当初安石熟悉各路州县之户丁、税赋、田亩、等级，了如指掌。章惇唯唯承教，心悦诚服， 说道：“吾以为吉甫但精经义，不料对实务如此练达，王丞相后继有人，当无憾矣。”
吕惠卿参政后，体察君心，知神宗急于丰财，充实封桩库，准备对外用兵，便挖空心思，谋丰财之道。他的三弟吕和卿现为曲阳尉，主管督促青 苗钱、助役钱，两年间，核产、划等、增税若干。惠卿得知后，问他税从何来，和卿说：“自然从村民身上来。方田所划户等失于粗，只要仔细核产，增税不难。”于是，兄弟二人精打细算，制订核产方法，自名为“手实法”。其要旨有三：
一曰：使民自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以财产之多少、高 下，重新评定户等。
二曰：户等乃定税依据，务要详实。凡是瞒产不报者，一经核 实，以该户财产三分之一奖赏揭发者。
三曰：不按时施行者，以违制论。
惠卿把此条款拿给三司使章惇，章惇难以决断，对他说：“就湖州所见，实行新法以来，增户增税是实，匿财偷税亦是实，县尉、提刑已是焦头烂额，再鼓励揭发，恐致混乱。韩丞相曾为三司使，久参大政，可呈其审定。”
惠卿便请韩绛审定。韩绛审阅后，以为不妥，惠卿乃犹豫起来，对其三弟和卿说：“韩丞相以为，天下户分五等，行农田水利法时大定，今重新报评恐扰民太甚，命送司农寺参详。”
和卿争辩道：“弟在曲阳行之，利倍工半，如能颁布，必为天下之良法也。韩丞相或因王公遭罢，锐气全消。”
于是，惠卿又复坚定，得便上言神宗皇帝。神宗问韩绛何意，惠卿言称欲付司农寺试行之。神宗当即批付司农寺，熙宁七年七月，《手实法》由司农寺颁行。
此时，苏轼到郡三日，与同僚出城察访，望城东坡垅，起伏如浪，铁沟水浅，难济旱荒。回到衙中，吏员们忙于督行《手实法》，奸民告讦者无数，公私不堪烦扰。密州全境受了蝗灾，又遭秋旱，“种麦不得，直至十 月十三，方得数寸雨雪。地冷难种，虽种不生，比常年十分之中，只种得二三。”天上无雨，地下无麦，路有饥民，盗贼渐炽。作为一州之长，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事？苏轼是个见不得百姓受苦的人，一见百姓受苦，连性命都不顾了，还讲什么“行藏在我”、“袖手闲看”？他迫不及待向朝廷连上两道奏状：《蝗灾蠲税状》、《论河北京东盗贼状》，请示朝廷“体量放税”，以免饥民走投无路，“相率为盗”。拜发了奏状，又觉不妥，他信不过参知政事吕惠卿。想来想去，想到了韩绛复相，总算是一个能说话的人， 又作了一道《上韩丞相论灾荒手实书》：
轼到郡二十余日矣，民物椎鲁，过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处也。然灾伤之余，民既疾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痤之道左，累累相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凡三万斛，然吏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郡已上章详论矣，愿公少信其言，特与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
今又行手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讦耳。夫告讦之人，未有非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安。
轼在钱塘，每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自到京东，见官不卖盐，狱中无盐囚，道上无迁乡配流之民，私窃喜幸。近者复得漕檄，欲变京东、河北盐法置市易盐务，不觉慨然太息也。密州之盐，岁收税钱二千八百余万，为盐一百九十余万秤，此特一郡之数耳。所谓市易盐务者，度能尽买此乎？苟不能尽，民肯舍而不煎， 煎而不私卖乎？愿公救之于未行。
轼不敢论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利有以见及，故不自揆，复发其狂言。可则行之，否则置之。愿无闻于人，使孤危衰废之踪，重得罪于世也。
韩绛览书毕，问惠卿道：“前次明告付司农寺参详，为什么颁行了？” 惠卿支支吾吾地说：“官家命颁行之。”于是，韩绛便知惠卿之为人。
这时，门官郑侠复上疏言时政阙失，“为民请命”。该疏洋洋五千言， 明指吕惠卿为奸邪：“安石为吕惠卿所误，今罢安石而以惠卿为执政，正相扳援以遂前非。昔唐天宝之乱，国忠已诛，贵妃未戮，人以为贼尚在，今日之事，何以异此？”
神宗见疏大怒，以为政潮由“流民图”而起，祸首便是郑侠，今余波未息，复又上疏，“惟恐天下不乱耶”？乃批复中书，欲治郑侠之罪。韩绛权衡利弊，对惠卿说：“人去所以政在者，一是君上不疑，二是中书益坚。郑侠贬损吉甫，是吉甫最力也，如当年中书五人，只劾安石。前次上'流民图’者郑侠也，而郑焉能画？今上疏者又是郑侠，疏之背后，岂只一郑侠乎？事久而隐情自见，吉甫惟应沉着，若无其事可也。”
中书三大臣议罢，由韩绛面奏神宗道：“郑侠屡屡发难，罪有应得，但其所言非为自身，当初安石曾言，郑侠狂直，不问可也。风不动而浪自息， 大局自安。”神宗之意方解。
偏是秘阁校理王安国，自安石去后，没了约束，旧病复发，酒色无度， 竟被郑侠拉去，二人搅在了一起。一日，二人又去瓦舍酗酒，乘了酒兴，大骂吕惠卿。郑侠说，不意王丞相为小人所误！当日惠卿事丞相如父子，如今得志，忘恩负义，发丞相阴事，向官家进谗，欲置丞相于死地云云。
安国被郑侠激得性起，高声呼叫道：“吾早知惠卿小人，言及家兄， 家兄受惑益深，不听吾言。”便把当日兄弟为惠卿口角之事，绘声绘色泛说之。早有那班小人，把此事添枝加叶，传语惠卿。
也是该当有事，这日郑侠送安国回府，不慎丢下折扇。王府上下，皆与惠卿相善，半日不到，那把折扇就到了惠卿手中。郑侠此扇，非同凡品， 乃高丽进贡之白松扇，展之尺余，折之二指。原是冯京之物，因郑侠倒安石有功，冯京以扇为赠，郑侠得此稀贵之物，喜不能捺，一时感奋，题诗于扇曰：
何处难缄口，熙宁政失中。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君门深万里，焉得此言通。
吕惠卿读罢大喜。韩绛之论，他本不赞同，只这郑侠尚无把柄，无从发端，今得此扇此诗，天亡郑侠也！
正巧，太子中允沈括，因提举司天监，制成“新浑仪”及景表、五壶浮漏，神宗欣欣然，召惠卿一同检视。惠卿得便，把郑侠扇亲手呈给神宗。
神宗展开扇面，见了郑侠诗句，不禁皱起眉头，说道：“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果然如此，大宋危矣！熙河大捷，荆南平服，郑侠充耳不闻耶？”说罢，信手拂扇，白松之天然香味，清爽宜人，笑道：“好扇，可惜被这不实之词污损了。”
神宗下位，把扇在手，随意展合，来回踱步，忽转身问沈括道：“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朕果如是乎？图一纸而首相罢，还待如何？”
沈括见那折扇在皇帝手中颤动，吕惠卿又在一旁切齿，心下暗道：“郑侠危矣！”但沈括生性善良，既然见死，就不能不救，乃从容说道：“臣早已气炸，听官家寻常言笑，乃有所悟，真所谓君王量如海也。”
神宗方欲降旨，被沈括两句话所动，半晌无言。惠卿近前奏道：“郑侠受冯京唆使，此扇可证；王安国背主背兄，不忠不义，皆应治罪。” 神宗沉思多时，摆一摆手道：“卿等且退，容朕思之。” 熙宁八年春正，冯京罢，出知亳州；郑侠勒停，编管英州；王安国罢归田里。
郑熙亭：河北沧州人，原沧州行政公署专员，河北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56年开始发表诗歌、小说。主要著作有长篇历史小说《汴京梦断》（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东游寻梦—苏轼传》（东方出版社出版）、《大宋河山》（海南出版社出版），2010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三卷本《熙亭文存》。
编者简介
赵志忠，笔名赵刚，号国学守望者，1973年4月生，河北省献县淮镇人。作品发表于《诗刊》《中华诗词》《中华辞赋》等。中国作家协会《诗刊·子曰诗社》社员，诗词中国·中华诗词网2017年度优秀通讯员，采风网2017年度十大新闻奖获得者，河北省诗词协会会员，河北省采风学会会员，河北省沧州市诗词楹联学会副秘书长，沧州市新联会常务理事，沧州市作家协会会员，《沧州骄子》编委，《诗眼看世界》创始人，采风网沧州站站长，献县知联会理事，献县新联会副会长、秘书长，沧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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