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彬：数字化改革，日本的挣扎

在担任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近一年时间后，河野太郎要求日本中央政府各部委取消使用传真机的改革指令却不遭人待见。据日本媒体近日报道，由于反对意见蜂拥而至，反而迫使河野太郎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改革工作遇到强大阻力。

据悉，反对者的理由很多，而在调查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 “担心信息安全 ”“通信环境不好 ”“不愿用电子邮件”等。这暴露出来的其实是，日本从政府社会管理的退化到所谓的数字化技术的落后。尤其日本被插上“（数字化）发展中国家”这个新标签，在亚洲乃至世界几乎成了无可争议的“共识”。可以说，传真机难以被取代，将日本的“数字后进化”再一次放到了媒体和大众的眼前。

笔者在中国和日本生活、学习、工作多年，以亲身感受而言，在中国和其他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用电子邮件以及衍生于社交媒体的新媒介取代传真的情况下，日本从政府到民间近20年来仍无法放弃传真机和以传真为介质的组织内部以及组织间信息交换方式。虽然日本也很早普及了电子邮件和移动网络下的社交媒体，尤其是Line这个即时通信软件，虽然是由韩国科技者原创，但的的确确是在日本这个应用场景下壮大并输出到了其他亚洲地区。尴尬的是，日本不具备相关的网络安全维护系统暨企业，以及相关的数据存贮设施和技术。直至今日，因为Line公司自己无法独力存贮和维护相关数据，不得不将一部分维护业务交给韩国和中国企业，之后还被日本媒体炒作成国家数据安全问题。

如果理解了其中的来龙去脉，就不难理解日本为何难以抛弃传真机和以传真为主的信息交流方式，以及这套传达系统了。从心态上来说，作为模拟技术时代的佼佼者，日本从内心深处很难放弃自己曾引以为傲的模拟技术，即便这已经成为数字化改革的“枷锁”。

在拥有手机和移动网络之前，日本的固定电话及网络四通八达遍及全境，而家庭和个人用机型也能够很低廉地升级为电话传真一体机，所以在民众、企业、政府单位之间利用传真来交换和传达是比面对面交流更“高级”和“超视距”的一个选择。 当然，作为模拟技术宠儿的传真机，在日本其实也在不断地数字化，只是其“输出”的固体纸质传真与相关的数据保全和维护系统在日本完成了闭环，成为日本政界商界无法放弃之重。但是为国民和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麻烦。

随着移动通信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智能手机的各种功能已经远远超过当年的家庭固定电话和传真。而如果仅从政府和企业的角度出发，要求普遍利用手机的年轻一代和短暂访日的外国人一定要用传真进行“超视距”交流的话，这不仅是时代的错误，也是先进变后进的典型。甚至，以笔者在日本的经历来说，其中还暗含着“店大欺客”的傲慢。

其实，当年移动互联网的雏形最早出现在日本。日本DoCoMo公司推出的I-mode使得手机上网在全球最早实现商业化，可惜日本当时保守的心态，在智能手机领域没能跟上潮流向前的步伐。如今日本不仅手机制造业几乎全军覆没，还连带日本的数码相机业界也被“包了饺子”。之后的日本，在数字化的竞争中几乎是连战连败。如今掰开手指数一数全球互联网领域那么多家“独角兽”企业，有几家在日本？

关于这个话题有一种观点认为，整机（手机等）利润不大，比不上零部件和材料，于是日本企业看到了这一点就“化整为零”，舍弃“整体”、占领“部件”。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零部件和材料的生产工艺相对单一，如果接近垄断的确利润空间极大，但是能贡献的就业寥寥可数。因为其技术升级换代更依赖于既有的积累，对创新的贡献也不大。这也是日本多年来难有突破性创新，产业空心化的原因。（作者是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特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