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说起公元八世纪阿拉伯大军对布哈拉的征服，场面似乎很是热闹。除了战场上照例的烧杀抢掠，这次还在谈判时直接洗劫了可敦（王后）。不过可敦既是败军之将，其后倒也顺服，不仅协助呼罗珊总督赛义德继续征服撒马尔罕，后者生病时，还给他送来布哈拉人的治病神物——椰枣。本文就由可敦极为宝贝的这颗椰枣，考察有关椰枣的贸易和椰枣知识的传布，生动地串联起阿拉伯征服中亚的叙事及中亚国家贸易、交通地位的变化。
阿拉伯大军首次出现在布哈拉长城（Kanpirak）下，可能在六七四年（唐高宗咸亨五年）春。前一年的年末，呼罗珊的阿拉伯军从阿姆勒（Amul，今土库曼阿巴德）渡过阿姆河，攻陷、抢掠并摧毁了泽拉夫尚河下游的最大城市拜坎德（Paikand，唐人译为“毕国”），然后继续北上，就到了保护布哈拉绿洲的长城外面。布哈拉，唐人译为“安国”，又音译为布豁或捕喝。这时统治布哈拉的王朝是布哈尔胡大（Bukhar Khudah，Khudah意为“君主”）。阿拉伯人来时，国君别顿·布哈尔胡大（Bidun Bukhar Khudah）刚刚去世，继位的儿子是还没断奶的婴儿，别顿的遗孀可敦（Khatun）以母后身份执掌国政。阿拉伯早期史书有关这个可敦的记载颇多抵牾，英国学者吉布（H. A. R. Gibb）《阿拉伯征服中亚史》对此有专门讨论。据纳尔沙希（Narshakhi）《布哈拉史》，可敦掌权长达十五年。
19世纪英国地图中的布哈拉（当时被称为Bokhara，来源：wdl.org）可敦本是内亚游牧政治体最高首领可汗的妻子的称号。过去研究者怀疑可敦的语源是伊朗语（Iranic），不知怎么传给了突厥人。不过根据汉文史料，可汗与可敦最早都是出现在阿尔泰语系古鲜卑—蒙古语族（Serbi-Mongolic）的拓跋和柔然人群中，突厥从柔然借入，之后由西突厥带到中亚。在阿拉伯征服之前，与泽拉夫尚河流域的其他粟特绿洲国家一样，布哈拉先后经历了贵霜、嚈哒和西突厥的统治，还一度面临萨珊波斯的进攻。有研究者认为，正是萨珊的威胁，使得更靠北、距离阿姆河较远的布哈拉逐渐重要起来，与此相应，更容易承受南来威胁的拜坎德（毕国）开始衰落。在军事形势上，阿拉伯征服与萨珊侵略是非常接近的。只是以前布哈拉人在突厥帮助下击退了波斯，现在阿拉伯人就不那么好对付了。六七四年春的阿拉伯入侵并没有进入布哈拉。二十五岁的乌拜杜拉·齐亚德（Ubaidallah B. Ziyad）是呼罗珊阿拉伯军队的主将，塔巴里（Tabari）《先知与帝王史》说他是第一个率军渡过阿姆河的阿拉伯大员。阿拉伯军在拜坎德击败了紧急赴援的突厥与各粟特城邦联军，摧毁城镇和果园。据雅库比（Yakubi）《历史》，这支阿拉伯军共四万人，拜拉祖里（Baladhuri）《各地的征服》（又译《战纪》）说是二万四千人。既然打不过，布哈拉可敦只好纳贡求和：纳尔沙希和拜拉祖里都说，她献上价值百万迪拉姆的金银珠宝。纳尔沙希还记了一个细节，阿拉伯人大肆掳掠时，连可敦的一只靴子和一只袜子都抢走了。可能是在她出席谈判时，阿拉伯人盯上了她那闪亮的、嵌满宝石、价值二十万迪拉姆的金靴，对骑在马上的可敦强行拉拽，连带把袜子也扯下来了。塔巴里说这只袜子是阿拉伯人事后捡到的，可以想见当时一片混乱。纳尔沙希说阿拉伯人带着战利品和四千俘虏（可转换为奴隶的战俘也是重要财产），退回呼罗珊首府梅尔夫（Merv，古代译作马鹿、木鹿等）。这批俘虏（即奴隶）的命运，拜拉祖里说是被乌拜杜拉带到了巴士拉。雅库比说，巴士拉的一条名为al-Bukhariya的街道，就得名于这批奴隶，因为乌拜杜拉把他们安置在这里。以粟特地区的富裕繁荣和贸易地位，阿拉伯人很快就不满足于只是偶尔抢掠一下了。过了一两年，新任呼罗珊总督赛义德·伊本·乌斯曼（Saidibn Uthman）再次兴军北上。据拜拉祖里，赛义德是第一个渡过阿姆河的呼罗珊总督。可敦想与赛义德谈判，希望用上一次的价格再次求和，同时派人外出求援。出乎可敦的意料，她刚向阿拉伯人送上第一笔求和款，来自突厥、撒马尔罕（康国）和竭石（史国）等地的援军纷纷抵达，总人数多达十二万。可敦决定撤销和谈。赛义德说，我也后悔了。于是赛义德派人把先已收到的财物送还可敦，挥师进击。与上次一样，数量并不占优的穆斯林一战而捷。纳尔沙希的解释是神学的：“崇高的神在异教徒心里布下恐惧，使他们未战先溃。”拜拉祖里则进行了历史解释：“盟军头领的一个奴隶带着手下临阵脱逃（这里奴隶其实是臣属的意思），余人跟着全都溃散了。”眼见大势已去，可敦只好再派人求和，大大提高了纳贡数量。拜拉祖里写道：“于是赛义德进入了布哈拉城。”这个布哈拉城，应该就是可敦居住的王宫城堡（Ark）。可敦年幼的儿子、布哈拉名义上的国君，据纳尔沙希，名为Tughshada，据塔巴里，则作Tuq Siyada，唐人译为笃萨波提。笃萨波提于唐玄宗开元七年（七一九）因大食呼罗珊总督屈底波大军压境，与康国等粟特君王一起上书唐廷请求派突骑驰援，这封求援信见《册府元龟》卷九九九。信中有“奴在远，叉手胡跪，礼拜天恩威相，如拜诸天”之类的话，明显是汉文直译，反映了粟特书信的用语格套。他除了请军救援，信末还替自己和妻子向唐朝皇帝索要赏赐：“如蒙天恩滋泽，请赐臣鞍辔、器仗、袍带，及赐臣妻可敦衣裳妆粉。”这时笃萨波提已经四十六七岁了，母后可敦早已离世（纳尔沙希说她死时笃萨波提刚到可以治国的年龄），信中的可敦是笃萨波提的妻子。唐朝史料没有提到他的母亲，阿拉伯征服初期的布哈拉可敦，只见载于阿拉伯文史料，其中细节最丰富的是纳尔沙希《布哈拉史》。《布哈拉史》是十世纪的布哈拉人纳尔沙希为萨曼君主写的，原为阿拉伯文，十二世纪译为波斯文，译者对内容有所增损，后来又有学者多次增补。学术界目前流行的是一九五四年出版的英译校注本，译注者是著名的伊朗语文学家和中亚史家费耐生（Richard N. Frye，1920-2014）。据纳尔沙希，可敦是受布哈拉人民拥戴的统治者：“她习惯于每天骑马从布哈拉城堡出来，停驻于雷吉斯坦那个人称'草料贩子门’的大门外，坐在王座上，前面站立着后宫的宦官和贵人。周围农村的义务是，地主（迪赫坎，Dihqan）与贵族之家每天派出两百个年轻人，腰系金带，肩负宝剑，前来听候支使。可敦出现时，人人礼敬，分两排站立，然后她开始处理国务。她发布同意或禁止的命令，喜欢谁就赐给他代表荣誉的长袍，并惩罚任何她想惩罚的人。从清晨到中午，她一直坐在那里。午餐时间她回到城堡，叫人给所有随从送吃的。傍晚她再次出来坐在那里，一些地主和贵族分两排站在她前面，直到太阳西沉。然后可敦上马回宫，余人各回各村。如此这般，人们轮流前来侍候，一队人每年总得这么轮上四次。”就是这样一个勤力政务的可敦，遇上了中亚历史罕见的大变局，成了躬迎阿拉伯征服者进入自家城堡的第一个粟特统治者。《布哈拉史》英文版封面（来源：amazon.com）控制布哈拉只是赛义德征服粟特计划的第一步，接下来他要利用在布哈拉获得的人力物力，向泽拉夫尚河上游进发，征服一个又一个粟特古国，直至撒马尔罕。因此，拜拉祖里记叙赛义德进入布哈拉城堡之后，紧接着写道：“然后赛义德·伊本·乌斯曼就攻打撒马尔罕，可敦派遣布哈拉人协助他。他在撒马尔罕城门外扎营，誓言不破此城绝不回师。”再也不提布哈拉可敦的事了。可是纳尔沙希却记载了赛义德在布哈拉期间的几个细节，有些被研究者视为不大可靠的传说或逸闻，比如：“据说这个可敦甜蜜貌美，迷住了赛义德。布哈拉人用自己的语言（一种粟特方言）编唱歌谣，讲述这一风流韵事。”还有一条，说可敦爱上了她丈夫的一个侍从，笃萨波提真正的父亲就是这个侍从，军中很多人对此极为不满，打算拥戴布哈尔胡大家族的另一个孩子代替笃萨波提。恰好赛义德准备出征时，要求可敦派人（相当于人质）跟阿拉伯大军一起。可敦趁机把那些心怀不满图谋不轨的人都派给赛义德，及时清除了这些危险分子。除了缺乏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可敦有点像是中亚版的克里奥帕特拉（Cleopatra VII，公元前69—前30）。另一个故事，说赛义德与可敦议和时提出要求：“你必须出来向我致敬。”可敦同意了，出城来向他致敬。赛义德又提出要求：“你还得向我手下的将领们致敬。”于是可敦依次向阿拉伯军的每一个将领致敬。轮到一个人叫阿卜杜拉·伊本·哈斯木（Abdallah ibn Khazim），这是阿拉伯征服时期非常有名的一个头领，他自己在呼罗珊有特殊地位，后来他儿子在铁尔梅兹几乎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阿卜杜拉特别有仪式感，让人在自己的大帐里生了一堆火，火焰熊熊，帐内又亮又热。阿卜杜拉在火边接见可敦，他的肤色被火光映成了宝石红，双眼也闪烁着火焰的红光。他有一个特大的头，因为大得不同寻常，甚至还产生了专门的词用以描述他的巨型脑袋。他本来就是一个凶神恶煞、十分可怕的人，现在身披盔甲，拔剑端坐。可敦前来致敬，见了这副模样，吓得魂飞魄散，赶紧逃之夭夭。《布哈拉史》记录了她逃走时感喟的一句诗：“你这神的奴隶呀，你的美貌让我大开眼界，愿那魔鬼之眼一直遥远，神啊，你竟然什么都造得出来呀。”承王一丹教授赐示，可敦吓跑时感喟的那句诗，据德黑兰版《布哈拉史》（一九八三年版）校勘者注，是伽色尼王朝诗人萨纳依一首抒情诗的第一联。如此看来，这个故事并非出自纳尔沙希原文，是后人增补进去的。还有一个故事，也是只见于纳尔沙希《布哈拉史》，对本文来说，是最重要甚或唯一重要的。书中特别说明这个故事的来源是苏莱曼·赖茨（Sulaiman Laithi），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呼罗珊总督赛义德征服布哈拉之后、向撒马尔罕进军之前，驻军于布哈拉时，他生病了：
可敦前来探视。她的腰间挂着一个装满金子的钱袋，她伸手到钱袋里，摸出两件物事，说道：“这两个，我自己要留一个，生病时我需要吃的。另一个，我送给你，你吃了它，病就会好了。”赛义德好奇是什么神物，竟让可敦如此珍重宝爱。等可敦一走，赛义德就来看这个宝贝，发现只是一颗陈年干椰枣。他命手下准备五峰骆驼，满载新鲜椰枣，给可敦送去。可敦打开袋子一看，全是椰枣。她从腰袋里取出剩下的那颗椰枣，跟这些椰枣对比，竟是一样的东西。可敦大感羞愧，连连致歉，说道：“我们这里没有这种物事，我保存这两颗已经好多年了，就是为了在生病时使用。”
布哈拉可敦不仅视椰枣为神药，还一点也不知道这种神药产自何方，这才引来阿拉伯人的嘲弄。这个故事的重要，在于揭示了一个事实：伊斯兰征服之前的布哈拉，是不容易见到椰枣的。无论故事本身是否出于虚构或附会，如果那时的布哈拉并非难以见到椰枣，故事就会是另一种讲法。可是，枣椰是中东常见果树，椰枣是常见水果，萨珊波斯盛时，覆盖了地球上主要的椰枣产地。在穿过中亚、连接欧亚大陆两端的丝绸之路活跃时期，椰枣当然也是商队运输的物资之一，即使不是作为商品，也是作为旅行者的食物。那么问题来了，布哈拉在那时的丝绸之路上究竟地位如何？它是不是重要的一站呢？从撒马尔罕前往呼罗珊，是否一定要经由泽拉夫尚河下游诸绿洲呢？与这个故事相对照，同时及稍早的中国中古诸王朝史料，显示对萨珊波斯盛产椰枣是有了解的。《北史·西域传》波斯条，记波斯食药特产有“胡椒、荜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黃等物”。千年枣，即椰枣。《北史·西域传》是唐人汇录《魏书》《北齐书》《周书》和《隋书》相关传文而成。《魏书·西域传》早佚，宋人转以《北史》补入，所以今本《魏书·西域传》很大程度上可能仍然是魏收书原文。也就是说，北魏官方已经知道萨珊波斯产椰枣。《魏书》记文成帝和献文帝在位时波斯各有两次“遣使朝贡”，孝文帝、宣武帝在位时各一次，孝明帝时有四次。《北史·西域传》记波斯与魏的官方联系，自孝明帝神龟年间（五一八至五一九）说起：“神龟中，其国遣使上书贡物……自此，每使朝献。恭帝二年（五五五），其王又遣使献方物。”史书不记他们所献的方物有些什么，只在《魏书》的任城王元澄传里说波斯使者送给元澄一匹骏马。不过从史书所记波斯物产可以推测，大概提到的就是魏人见到的。不管这些朝贡使者是不是由商人冒充，他们一定会带来有关波斯的知识，特别是有关他们带来的商品的知识。椰枣就是这些知识的一部分。北魏为什么把椰枣称为千年枣呢？与一般水果不同，自然脱水后的椰枣可以经久存放，布哈拉可敦那两颗就是保藏好些年的。那么，是不是因为可以久存，就得了千年枣之名呢？我想不是的。椰枣在中东之重要，差不多相当于橄榄在地中海地区。其营养价值被附着上医药价值，是一点也不奇怪的。据说《圣经》提到椰枣超过五十次，《古兰经》提到椰枣也有二十三次之多。即便伊斯兰时代之前，椰枣一定也已被赋予了医药功效。布哈拉可敦珍藏椰枣，就是为了治病，这种医药学知识应该是源于中东，经萨珊波斯传入中亚的。当然离中东越远，供应越不易，其药用功效被重视的程度就会越高。中古早前胡商把这种以甜味见长的干果介绍到东方，肯定要夸大它的药用价值，难免要说久食可以长寿之类的话，这才使得魏人把这种形态近似温带枣（鼠李科枣属乔木果实）的西来果子（棕榈科刺葵属乔木果实）称为千年枣。宋元以下，还把千年枣之名升级为万年枣，同样是强调它延年益寿的功效。
古埃及壁画所绘在椰枣树下祈祷的人（来源：old.egypt-museum.com）《册府元龟》记天宝五载（七四六）闰十月“陀拔斯单国王忽鲁汗遣使献千年枣”，时在怛罗斯战役之前不久，属于中亚抵抗大食入侵的联盟成员与唐朝外交活动的一部分。陀拔斯单即Tabaristan，在今伊朗境内的里海南岸与厄尔布尔士山之间，那里是不产椰枣的，忽鲁汗国王所献的千年枣，大概来自阿拉伯人。椰枣成为这次朝献的主要贡品，说明中亚各国都把椰枣看得很重要，或者知道唐人认为这种果实很珍贵。萨珊波斯出千年枣，北朝的这个知识传到隋唐，唐人遂又称千年枣为波斯枣，尽管那时波斯已大大缩小，不再涵盖盛产椰枣的地区。在怛罗斯战役中被阿拉伯人俘虏的杜环，游历中亚和中东后东归，他记录自己西行见闻的《经行记》因族叔杜佑摘入《通典》而得部分保存。有意思的是，杜环称呼椰枣，兼用千年枣和波斯枣两名。他记大食国“粳米白面，不异中华，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枣”。记摩邻国（摩洛哥）则说：“人飡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这种混用被杜佑录入《通典》，同时，《通典》的波斯条又照抄《北史》，说波斯产千年枣。让人怀疑杜佑是否知道二者实为一物。杜环记录了椰枣一词的发音“鹘莽”，非常有意思。照说他记录的是北非椰枣，那里是说阿拉伯语的（当然北非的全面阿拉伯化还需要更长时间，但这时精英阶层和商人社会应该已经都在说阿拉伯语了）。阿拉伯语的椰枣，是tamr/tamra/tamur/tamar等，发音明显不同。“鹘莽”是波斯语椰枣一词khurma的音译。北非的椰枣怎么用波斯语的称呼呢？也许杜环的记忆发生了某种混杂。唐人对波斯语的这个发音是了解的。最著名的例子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八木篇：“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窟莽。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状如蕉。花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紫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饧，可食。”窟莽与鹘莽一样，都是khurma的音译。劳费尔《中国伊朗编》、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都专为枣椰树立了条目，他们讨论过的，这里就从略了。需要强调的是，萨曼帝国以后波斯语影响所及之处，khurma一词进入许多语言，比如，几乎所有突厥语族（Turkic）的语言都借入了这个词。至迟到五世纪中后期，来自萨珊波斯的胡商就把有关椰枣的知识（产地和药用价值）引介到了东亚世界。可是，不可思议的是，到了七世纪后期，布哈拉的统治者还不知道这种果子正是来自阿拉伯地区。布哈拉可敦的这个错误应该不会发生在撒马尔罕，原因很简单，撒马尔罕是丝路贸易的中亚枢纽，椰枣知识必定不是什么秘密。《北史·西域传》记康国“善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与康国相比，阿拉伯征服之前的布哈拉大概是僻处中亚的一条后街（back street），不可以萨曼时代的布哈拉来想象八世纪之前的布哈拉。这就涉及两个彼此交织、相辅相成的问题：第一，在泽拉夫尚河的下游诸绿洲中，布哈拉的崛起是比较晚的；第二，阿拉伯征服之前，从撒马尔罕到波斯，主要的道路可能并不是沿着泽拉夫尚河河谷绿洲，而是向南进入卡什卡河谷。反之亦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斯兰时代的到来对布哈拉的崛起影响甚大。阿拉伯征服中亚正是从泽拉夫尚河下游开始的，首当其冲的是传统下游的最大城市拜坎德（毕国），拜坎德遭受的毁灭性打击使随后各绿洲的抵抗有一定限度、适可而止，不久布哈拉成为下游的中心城市。因为呼罗珊的中心从尼沙普尔（Nishapur）前推到梅尔夫，阿姆勒（Amul）成为阿姆河最繁忙的渡口，阿姆河（Amu Darya）也因阿姆勒而得名。由此而北，泽拉夫尚河河谷绿洲在军事地理和交通地理上的重要性亦显著提高。到目前为止，费耐生的名著《布哈拉：中世纪之光》（Bukhara: The Medieval Achievement, 1965），是理解布哈拉辉煌崛起的最佳导引。如果对中世纪之前的布哈拉知道得更多些，那么读费耐生一定会有更大收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重视布哈拉千年枣的故事。
《布哈拉：中世纪之光》1965年版（来源：amaz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