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和父亲节的思考

作者：莫小北

接连过了母亲节和父亲节，父母和孩子都笑意盈盈。然而，事实也似乎不那么简单。

第一个问题就是过不过。

在母亲节，我们歌颂母亲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在父亲节，我们赞扬父亲把爱藏在心底的隐忍。如此，两个节日都强化了对待两性的刻板印象：母亲操劳，以及母职之于女性的意义；父亲忙碌，以及打拼之于男性的价值。我们无意中接受，又复制了这样固定的父母亲形象。但父亲节的流行也在打造一种关怀型的男性气质，父亲们顾家会让他们更真实和受人喜爱。

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过。

消费主义的渗透，让母亲节和父亲节成了消费节。消费主义的逻辑与其说是认知或审美的，不如说是道德的：你买，才证明你有孝心，买了，才对才好才应该。节日的意义，早已经背离初衷，成了消费的狂欢、打折的盛宴。

如同齐美尔的“文化悲剧”所言，我们创造出来的，最终奴役了我们。而这样的悲剧，又是个性化的。

独异性社会塑造出了策展式人生：生活就像一场策划好的表演，其中情感的唤起尤为关键。消费通过系列风格化——让大批量的系列也独具特色——的做法，满足了人们的情感需求，也让父亲节和母亲节在表面的繁荣之下，丢失了独特的魅力。

说到母亲节，「写母亲」第五季《住在亲情里的疫情》有这样一段话：

“在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里，小娜的爸爸觉得「我们过上了好日子」，而小娜则认为「日子看似是好了；而太多的例子让我觉得，我们社会里还有很多人依然是在踽踽爬行」。小娜爸爸劝告我们不要老盯着社会黑暗的部分看，而小娜则认为「当女工们感受到了疼痛并把这些疼痛喊出来让更多人听到的时候，我看到了美，直面黑暗的美」。以上两种对「我们是否过上了好日子」的争议，代表了当下中国社会一个广泛的分歧，而他们父女俩面对「黑暗面」提出的不同面对方式，也正好代表了导致这类分歧长期存在的两种思维模式。”

显然两种思路背后，都是对过好日子的期待。吴飞老师说过日子是国人的生存意义，费老说过日子的重点不是消极而是被动，社会学家说穷人的生活伦理是“过一天算一天”。

然而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需要被被比较、被他人看到并认可，从而导致过日子的焦虑越来越重。但究竟怎么才是过好了日子呢？传统的指引祛魅，新的方法摇摆在内卷和躺平的两端，而新自由主义对效率的强调、个体化对个人责任的突出，以及独异性对独一无二的追求，无不加剧了人们的紧张和无所适从。过好日子是工具理性的——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它的价值理性则在于：比如996和007这样的状态被描绘成打工人的合格标志，是过好日子的必经之途、不二法门，而过不好日子，则说明当事人的越轨：懒惰与低能。

母亲节和父亲节是私人性的，同时也是公共性的——这不仅体现在消费领域。因为母亲和父亲的功能履行和角色扮演，对于家庭和社会的运转必不可少。这样的节日，似乎有种霸权的成分在其中：它颂扬的，是“完美”而不是“真实”的父母亲。换句话说，是对生活世界的二阶构造。这导致我们对父母的大批量赞扬，只在父母亲节这一天被甘愿地生产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