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 | 怀旭麓

编者按

陈旭麓先生24岁就写出了《初中本国史》、28岁已受聘大夏大学讲授中国通史，解放后思想和学术取得了更加显著的发展，却在晚年遭遇极不公正的待遇。现实打压并没有阻碍他对知识的热情。他曾说：“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冯契先生这篇精炼又满怀深情的记叙，是陈旭麓先生相忘于知识江湖旷达精神的写照。

本文原载于《陈旭麓先生哀思录》,1989年印行,后收入上海历史学会编《上海史学名家印象记》。又收入《冯契文集》增订版第11卷。

怀旭麓

文 / 冯契

1988年12月1日晚上，从电话里得知旭麓猝然去世,正如晴天霹雳,令我大为震惊,悲痛不已。记得前不久见面闲谈时,都说起自己有许多工作要做,他便说:“我们都要争取活到廿一世纪，成为跨世纪的人。”我说:“我缺乏信心。你身体比我好，你行。”他说:“现在寿命都长了,七十小弟弟,八十不稀奇。活到八十几岁,就跨世纪了。我们都行的。”想不到他这个满有信心活到下个世纪的人,竟抛下他未完成的工作,突然与世长辞,这真是学术界难以弥补的损失!

冯契（摄于1987年）

我和旭麓是四十多年的老友了。建国前,因同为《时与文》撰稿,参加大教联活动,便已相识了。上海解放后,在筹备高教联和教育工会期间,接触就更多了。真可说是一见如故,我感到他为人爽直、热情,以赤子之心对待朋友,是很难得的。他邀我到大夏兼点课,我同意了。后来院系调整,成立华东师大,他和佛年都劝我正式到师大来工作,并且要我把家也搬来,旭麓有次说:“你搬进来,早晚可以一道散步、聊天、喝酒。”这使我想起了陶渊明的几句诗:“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有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自从搬进了师大校园之后,在佛年、旭麓和我之间,确实建立了一种“乐与数晨夕”的关系，因此“文革”时,造反派便说我们是师大园内的“三家村”,专门为此开了批斗会。在隔离间,造反派还要我交代“三家村黑话”,我说:“天南地北,无所不谈,谈过了也就忘了。”因为我说“忘了”,被造反派骂了一通,说:“你们三个都是老顽固,死不交代!”其实,我说的“忘”,也包含这样的意思:好朋友在茶余酒后聊天,有一种“鱼相忘于江湖”的乐趣。人生在世如果没有几个能平日聊天时“相忘”,到困难时“相濡以沫”的朋友,那是会感到寂寞、空虚的。

陈旭麓80年代于家中书房

我们之间谈得最多的是学术问题。旭麓和我专业不同,但都兴趣广泛,喜欢涉猎各种书籍。见面时介绍自己最近读了些什么新书,这几乎是每次谈话必有的一个内容。“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是可以使人欣然忘餐的。我们也经常把自己正在研究、思考的问题提出来和对方讨论,这种讨论是无拘无束的,互相启发和诘难,问题便忽然迎刃而解了。我提出“古今中西”之争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观点,是和旭蔍反复讨论过的。旭麓在《近代史思辨录》中有关“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等文章,在写作时,也都曾和我讨论过。近年来,他在整理《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而我则在整理《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讨论的问题便更多了。我于1987年夏把《革命进程》完成后,请他把全部书稿通读了一遍,他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例如洪秀全与儒家的关系,胡适和西化的关系等,他的指正,我基本上都采纳了。他本来说等《新陈代谢》一书完成后,也要请我通读一遍,但是很遗憾,他竟抛下他凝聚了数十年心血的手稿走了!

合影左起依次为楼宇烈、胡曲园、朱贻庭、冯契、石峻、高瑞泉、陈旭麓、赵修义、曾乐山、丁祯彦（1988.9）

旭麓本来应该多活若干年,多留下几种著作再走。他是个热爱祖国,富有理想,决心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人民事业的杰出的史学家。然而我们中华民族是那么多灾多难,我们祖国前进的道路是那么坎坷不平,总是使得有心报国的人难以尽其才。而且,在今天,王充所慨叹的“庸人尊显、奇俊落魄”的不合理现象还到处存在,王符所指斥的“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的伪君子也并不少见。旭蔍是个有侠义心肠的人,见到虚伪的、不合理的现象,便横眉怒目,甚至拍案而起,因此难免得罪了一些人,并使他长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也影响了他的才能的发挥。近年来,他的心情好了一些,但是死神却夺去了他的生命,真是令人惋惜、悲痛!好在他已培养了一批弟子,相信他的著作还是可以整理出来,传之后世的。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