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鼎丞：从客家山乡跃出的千里马

　　1939年5月，在江南抗日前线的张鼎丞接到中共中央电报，要他立即前往延安工作。7月间，张鼎丞到达延安。毛泽东在窑洞前迎接远道而来的他，深情地说：“你回到家了，路遥知马力啊！”毛泽东的这句话，意味深长，其中就有肯定张鼎丞的革命业绩之意。

　　1898年12月，张鼎丞出生于福建永定金砂乡西湖寨一户贫农家里。他从小参加田间劳动，深知“民生之多艰”，由此而来的是一生艰苦奋斗、一生简朴节俭。他上学时断时续，直到18岁才读完小学。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他接触进步书刊，走上了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1926年，错过了进广州农讲所和黄埔军校的日期的张鼎丞结识了中共广东大埔县委书记饶龙光，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因为饶龙光是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活动的引路人。1927年6月，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发革命政变之后，全国笼罩着白色恐怖之时，张鼎丞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7月，张鼎丞受组织委派回永定溪南从事农运工作。他以金砂公学为基础，以教员的身份作掩护，走村串户，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从中物色培养骨干分子，发展党员。不久，西湖寨建立了中共溪南支部，张鼎丞为书记。10月，中共永定县委在金砂公学成立，张鼎丞当选为县委常委兼农民运动委员。他从群众最易接受而又最为关心的日常的经济斗争做起，随时注意群众的要求，灵活变换斗争方式，取得了反对苛捐杂税和“分粮吃大户”等斗争的胜利，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群众觉得他“是好人，跟着他不会错”。他重视武装群众，建立以农会骨干为主的秘密武装组织——“铁血团”。在暴动时机基本成熟的情况下，1928年6月中旬，中共永定县委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农民武装暴动，推举张鼎丞为暴动总指挥。6月29、30日，永定湖雷、金丰农民先后暴动，吸引了县城反动武装的三分之二兵力。7月1日4时，张鼎丞率溪南农民攻打县城，他身先士卒，一马当先，手握左轮枪，指挥农军猛冲猛打。战至9时，获悉出城反动武装已赶回增援后，张鼎丞令暴动队伍撤至城外各个山头，将县城团团围住。在暴动队伍围城的第三天，张鼎丞接受从上杭赶来的邓子恢的建议，令队伍撤回各乡村，立即开展土地革命。永定农民武装暴动是福建省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暴动。此后，张鼎丞创造了福建革命史上的几个第一：7月4日建立了福建省最早的一支红军部队——红军营，他任营长；在溪南一带实行红色割据，8月中旬成立了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宣告了在福建的土地上创建了第一块红色区域；他与邓子恢一起，创造了溪南土改经验，领导近2万人口的溪南地区的农民开展了分田斗争，这是福建最早，也是除了海陆丰、井冈山地区以外，全国较早、较为完整意义上的一次分田。所有这些，为此后不久红四军入闽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开展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1929年5月，张鼎丞率红军游击队主力配合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攻占了永定县城。紧接着，张鼎丞被推选为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7月上旬，他被任命为由闽西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的红四军第四纵队的党代表，中旬，他在中共闽西一大上当选为闽西特委委员、军委书记。他率第四纵队先后转战闽西、赣南，消灭反动势力，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1930年6月，他奉命调回闽西革命根据地，被选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他是闽西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卓越领导者。1931年11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土地人民委员；此后还当选为中共福建省委常委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要求省苏维埃机关干部每星期六都要义务为烈军属和鳏寡老人做一二件好事，并带头做了起来。他既当省主席，有时又当战士、炊事员，与战士、群众同甘苦。他执行毛泽东的正确思想，使福建苏区得以巩固和发展。1934年2月，张鼎丞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打击，被调往江西瑞金任中央政府粮食副人民委员，实际上只是让他在基层做征集粮食的工作，但他并没有消沉。

　　中央主力红军被迫长征前，毛泽东曾对张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张鼎丞果真沿着毛泽东指引的路走去，在那特别艰难的岁月里擎起南方一角天。1934年底，张鼎丞与刘永生、陈茂辉等少数同志昼伏夜行，冲破反动武装的重重封锁，回到上杭、永定苏区。当时闽西革命根据地被反动势力占领了，留在那里的红军游击队为数不多，和上级又失去了联系，因此凝聚力和战斗力都不强。当游击队员得知张鼎丞回来后，纷纷积极与他取得联系，并要求他担任领导人，虽然他被某些上级领导视为犯了“右倾错误”的人。不久，张鼎丞被推举为闽西军政委员会主席，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临危受命，勇挑重担。1935年5月，闽西军政委员会扩大成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继续被推为主席。他贯彻执行毛泽东提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方针，适时把战略方针调整为开展广泛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因此机动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使红军游击队逐渐掌握了游击战争的主动权，粉碎了所谓的“清剿”，并不断发展新游击区。1936年初，张鼎丞等领导的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紧跟中共中央部署抗日反蒋，后又根据中央指示联蒋抗日，最终于1937年7月顺利完成了闽西地区从土地革命到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转变。闽西南红军游击队奇迹般地保存和发展了革命理力量，保护了一部分土地革命的果实，而且有力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配合支持了主力红军的长征。正如中共中央在1937年10月指出的，闽西南地区成为了以后“南方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毛泽东对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1937年底，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1938年3月，二支队将士从龙岩白土出发，奔赴苏皖抗日前线。由于密切联系群众，有效开展了统战工作，二支队很快打开了大片地区的局面。二支队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牵制了相当数量的日寇，有力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

张鼎丞在延安6年期间，比较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主持了中央党校二部的整风，系统总结了闽西党史，出席了中共七大。他被毛泽东称为模范共产党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派张鼎丞任华中军区司令员，与粟裕共同掌管华中军事工作。而张鼎丞认为粟裕比他更熟悉苏皖地区（华中）情况，并长于作战，因而致电中央是否改任粟裕为司令员，他为副。但粟裕也致电中央，力呈张为正他为副之理由。张粟这种互谦互让，以大局为重，以革命利益为重，不计较个人地位的生动事迹，一时被传为佳话。在著名的苏中战役期间，张鼎丞统管军区一切事务，参与运筹谋划，而粟裕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一前一后，密切配合，取得了七战七捷的喜人战绩。毛泽东对华中军区的张粟不仅指挥好打胜仗，还抓紧战斗间隙部署、检查土改工作表示赞许。1947年，张鼎丞参加了华东局的领导工作，分管党务、群众和农村工作，他领导的山东五莲实验县土改、整党工作经验在山东乃至华东解放区得到推广。在他的精心调配下，华东局胜利完成了中央交给的输送1.5万名干部到新解放区的任务。

　　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张鼎丞身兼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军区政委、福建人民政府主席三个重要职务。张鼎丞和叶飞等率三野十兵团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解放了福建。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张鼎丞和叶飞等及时布置了剿匪反霸工作，到1951年4月，消灭了福建的成股土匪，提前完成中央下达的剿匪任务，得到毛泽东的大力肯定。以张鼎丞为首的福建领导班子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并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引导农民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在张鼎丞等的领导下，福建巩固了海防，修建了国防公路（在50年代居于全国先进行列）和厦门海堤，还着手修建铁路的准备工作，建成了全省最早最大的水电站——古田水电站，初步改变了经济落后的面貌。福建的同志为了表达对张鼎丞的尊敬和爱戴，称呼他为“张老”，其实建国初期他才50来岁。

　　1953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张鼎丞调任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不久又任命他为代部长。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张鼎丞被选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并在第二、三届全国人大连选连任，直到1968年检察机关被错误地撤销。他担负起了开创新中国检察事业的重大使命。他为检查机关和检查业务的建设，为中国的检查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孜孜不倦，历尽艰辛。1975年1月，他当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80年8月，他积极响应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号召，请求辞去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职务。

　　张鼎丞极为关心农村，特别是老区的生产和建设，虽然身居高位，但极为体贴民情，习惯了往基层跑。他多次强调，共产党的干部“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人民生活得怎么样，是头等大事”，“应当把人民的生活时刻挂在心头”。他永葆“人民最好的勤务员”的本色。1953年、1958年和1961年，他三次回到闽西老区，搞调查研究，并指导工作。晚年身患重病住院时，他还渴望回福建、回闽西走走看看，那片生养他并长期战斗过的红土地让他魂牵梦绕。

　　1981年12月，从客家山乡跃出的千里马——张鼎丞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魂兮归来。1982年1月1日，一架草绿色的“安二”型飞机，沿着“客家母亲河”——闽西汀江两岸缓缓低飞，张鼎丞的骨灰，撒落在他深爱着的热土。他是客家山乡的儿子。他又回到了客家山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