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奋斗过 又忘记——青藏线上的故事(五)

青藏线老兵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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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奋斗过 又忘记

——青藏线上的故事(五)

作者:杜锦超

青藏线是什么?

是戈壁、雪山、草原……

是牦牛、雄鹰、藏羚羊……

是公路、道班、兵站……

是青春、热血、奉献……

是西藏的命脉,是祖国的尊严。

雪花飘洒着军人的梦想,黄沙掩埋着岁月的辉煌,三江源河水流淌着一串串平凡的故事,扎木聂(藏旋弹弦乐器)声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在司机训练队的日子》

开汽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是一个让人十分渴望,羡慕、崇敬的职业。我是在当了一年兵后,才被送去司机训练队学习汽车驾驶的。

司训队队长闫广信,山东人(1961年入伍),性格豪爽,脸上总带着微笑,给人十分亲切的感觉,指导员,张学智,陕西人(1961年入伍),当时不在位,到青海省石油管理局“支左”。

教员张怀仲,山东人,大高个,他是囯民党军队起义的汽车连长。他讲课从不用书本,而讲得非常风趣,幽默生动,对汽车构造、工作原理、一般机械故障、高原行车的特点及故障的排除,交通规则等等非常娴熟。比如讲化油器时,他深深地吸一口烟,对着喷油嘴轻轻一吹,烟就顺着管道出来了,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他到车场走一走,听听发动机声音,就知道那台车有毛病,他判断故障神奇得很,全队上下,无论学员、教练员、队干部都非常敬重他。见面都会自动地立正敬礼,而他总是和善地笑一笑,然后,十分有味道地吸他的香烟。

作者在司训队学习时的照片

我的教练师傅彭长银,湖南人,1966年入伍。他性格内向,不怎么多说话,外号人称“彭老总”。

当年因为运输任务繁重,团里的办法是”以运代训”,司训队培训学员分两种:一种为半训,学制三个月,学员在司训队学习理论、实践操作后回到自己的连队,由老兵带着实习上路执行运输任务,半年后由司令部运训股组织考试,合格者发给实习驾驶证。另一种是全训,学制半年,学员在司队进行理论学习,然后到河西沙滩练习起步、停车、调头、车庫移位等实践操作,之后开始上路执行运输任务。一般情况下每台车5至6名学员,每台车装货2.5至3吨,一名学员上驾驶室开车,教练在旁边指导,其余学员则坐在大箱上等待轮换,每人开一段,危险路段则由教练来开。我是属后者,即全训,学习结束由司令部运训股组织考试,合格者发给实习级驾驶执照。

我们那台车的学员6人,其中有三人是为兄弟部队代训的,分别是总后独立通信营的王智生、934油库的孟凡荣、***787部队的蔡文同。我们的51号教练车,是原苏联制造的吉斯牌汽车,车况老化,零配件奇缺(当年正值中苏关系破裂)。

下西宁时还可以,从西宁装货返回时,汽车就有些不听使唤了。早晨在车场我们6位学员轮翻摇车,汽车总是发动不着,车队都离开车场了,我们还在那里摇车,噗噗响两下,发动机就是点不着火,烤油底、摇车、推车……,常常得由副队长党培业(陕北人,1962年兵)用钢丝绳拖着在停车场转上两三圈才能发动起来。

往南线走,海拔越来越高,人和车的高原反应都在加重。经常是战友们下午就到兵站,擦洗检查完车辆,洗脸洗手,开始休息了,而我们还在100多公里之外的路上奔跑。多数情况下晚上10点钟左右才能到站,这时饭堂早已关门了,一天吃一顿饭是常事。5一6天洗一次脸,基本不刷牙,手、脸、衣服到处都是油污。烤车时棉棉纱用完了,只好撕自己棉衣里的棉花沾汽油点火烤车。途中休息时,战友们汽车都停在平整的马路上,而我们这台车只能停在下坡的路段上,靠滑行点火。

闫队长也来帮着检查过,说是分火头那个六轮轴晃悠了,不能正常点火,所以发动不着,动力也不足,跑不起来,必须换件。但是,收尾车上没有这个部件,一路上我们6个学员和师傅吃尽了苦头,好心的战友刘朝忠、罗天华、王光炳……常常过来安慰我们,不时提供一些小零件,介绍一些油路电路的小常识,昆仑山的西大滩,六十公里的大上坡,我们那车油门加不起油,靠我们学员坐在叶子板上,冒着雨雪,顶着风沙用瓶子往化油器里沟油,有时手冻麻木了,油瓶子拿不住掉下公路,就换一个学员,用罐头盒继续沟油。顶风冒雪,现在想起来,多么危险多么艰辛啊!而当时也不觉得,只是天天跟不上车队,天天吃一顿饭,感到拖了连队后腿,脸上无光。

回到格尔木,司训队材料室没有这个六轮轴,我只好去团部材料库找材料员周良怀(铜梁人、1968年兵),请他帮忙,他一看这个东西要换总承,自己是个新兵作不了主,他说,要找老职工郭立业师傅。郭师傅甘肃人,1951年入伍,后来由兵改工,虽然文化不高,却是新闻写作的爱好者,正好我在政治处新闻报道组与郭师傅有交情,不等我将情况说完,郭师傅说,不讲了,赶快拿回去换上吧。

在执行以运带训的任务中,我出过两次事故。一次是车开到离倒淌河兵站还有几公里的地方,发电机皮带盘滑出去把水箱下水室打了一道口子,晚上开饭全队集合时,副队长党培业,让我背着水箱站到队前开现场会,一次是从林芝拉木头返回拉萨途中,米拉山下大雪,冰雪路车不敢靠边行驶,外边是悬崖峭壁,瞟一眼心里就发慌,过于紧张将停在右边的地方车叶子板碰了一个坑,开晚饭时又被党培业副队长点名批评。

8月下旬,从西宁回到格尔木,晚上,通信员找我们十几个学员到队长房间去吃面条。吃完面条,闫广信队长说:“天天吃压缩干菜,水煮黄豆,不怪大家有意见,就连我这个老高原都受不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咱们得想想办法,改善伙食,具体怎么操作,一会司务长胡水山(陕北人、1961年兵)给你们交待,但对外要保密,不要对外面的人讲”。一会,司务长来了,先把大家带到车场,将72号车上的3吨大米,分散装到其他车上,然后将车开到食堂后面,炊事班的同志将梱好的麻袋、铁锹、十字镐扔到大箱上,汽车驶出格尔木往北线方向开去,到了盐桥(格尔木盐湖)中段,汽车拐下公路,往盐湖中间开去,不一会,汽车停住了。

司务长从驾驶室下来,让我们把车上的工具统统御下来,并向我们宣布,为了改善大家的个伙食,队里决定挖一车盐巴运到拉萨去,换回我们需要的猪、羊、牛肉和蔬菜。现在两人一组,分头行动,不许讲话,大约两三个小时,一车盐巴挖好了。

几天后到了拉萨,闫队长带着通信员宋冬元(重庆长寿人、69年兵),开车去西藏生产建设兵团去换回羊肉和大白菜、萝卜、连花白、波菜、土豆、青椒……等等装满一车。

当年的盐巴一角二分钱一斤,蔬菜一到两分钱左右一斤,牛羊肉二角七分钱一斤。双方各算各的价,我们还找回了一帆布包的零钱,通信员宋冬元和文书罗开太,两个人在寝室数钱,因房间太小,床上被子上都是角角钱,他们数了一天,也没数清楚。反正用这些钱为炊事班购置了新炊具,架子车,为连队购置了羽毛球、乒乓球和桌子,还修了一个新厕所。原来的厕所是在地上挖一个长方形的大坑,解大小手都围着一圈的露天厕所(当然,连队没有女生,若有干部、战士家属来队,上厕所则要跑到营部去上)。

拉萨的秋天,风和日丽,我们刚在西郊大站仓库御完货,便接到通知,下午组织去布达拉宫参观阶级教育展览。

拉萨这座“阳光城”,在3700多米的海拔上,浓厚的宗教氛围和悠久的历史文化,让战友们心情有些激动。下午两点时分,我们乘坐的大卡车到达布达拉宫的门口右侧的人民公园,闫队长进门去作了登记,排长李保君(山东人,1966年兵)集合整理队伍,然后依次进入参观。这个展览展出的是1969年5月,发生在西藏日喀则、山南和那曲地区叛乱的实物和照片(图片)。l968年冬天,西藏军区边部队参加地方“支左”的同志,凭借他们观察到的情况,凭借他们的经验和直觉,感到情况非常诡异,有发生叛乱的迹象。“支左”的部队纷纷从各地不约而同,给军区党委和首长写信反映情况,要求给“支左”的同志配发武器,以防不测。一个月后,得到的答复是: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支左”的部队一律不带枪支,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1969年3月,反常现象更加明显,“支左”的同志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于是他们再一次不约而同,纷纷咬破指头,向西藏军区首长写血书,要求将分散到各点上的人员相对集中,强烈要求配发枪支弹药,以防止可能发生的意外。然而,得到的答复同上次一样:“人员不能集中,武器不能配发,坚决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这样的情况下,西藏部分地区的反叛势力,在境外(印度、英国)敌对势力和敌特分子的支持策划下(提供武器、情报、派遣敌特人员入境),发动了武装叛乱。杀害我手无寸铁的“支左”干部战士47名的悲惨事件。实物和照片(图片),活生生地向我们揭示了西藏叛匪和境外敌特势力的恶毒与凶残。我们“支左”的干部战士在这一惨案中受尽了折磨和屈辱,有的穿着军装被挖掉眼睛;有的戴着帽徽领章被割掉鼻子耳朵;有被破腹,将心脏肝脏挖出来掉在外面;有的一条大腿被刮掉皮肉,剩下一根光骨头;有的被挖掉半张脸上的皮肉。就这样,让我们的战友一点点把血流干,活活痛死。看着一件件血衣血裤,看着一张张惨不忍睹的照片,看着一幅幅血迹斑斑的图片,听着女战士沉痛的解说,除了战友们的抽泣,整个展厅一片寂静。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

“剿灭叛匪!””为阶级兄弟报仇!”

“打倒反动派!””保卫边疆!保卫祖国!”

口号声响彻整个大厅,响彻拉萨河谷,回荡在布拉宫的广场上。

这个展览给我们的震撼太强烈了,对我们的心灵刺伤太重了,给我们留下的启示太多了。几十年后,在战友聚会时,我们还常常谈论这个话题。

6个月的全训结束了,苦没有白吃,经过考试考核,我拿到了驾驶执照,成为了一名光荣的高原汽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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