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作为道场的北京以及消逝的1000多座寺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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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平均每平方公里大约坐落着40座寺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当时北京内城的任意一点上,距离自己差不多150米的地方就会有一座庙。
一条常见的300-500米的胡同里,差不多应该有两三座庙。这个寺庙密度是非常可观的,即使是城中祭祀场所很多的罗马、巴黎、伦敦等,也无法与之相比。
那么问题来了,1950年离我们并不遥远,为什么在那之前需要那么多庙,人们用这些庙来做什么呢?
关于中国城市中寺庙的作用这一问题,最先进行研究的是具有外来视角的美国人。
学者霍姆斯·韦尔奇认为,“(中国)寺庙提供的三种公益功能:公园、旅舍和休养所,在西方是由世俗机构提供的。
“我觉得这里是我的家”,这对于一个城市生命力的延续相当重要。
怎样有效化解城市中不同人群的利益和观念冲突,尽可能让所有人感到自己是这座城市的一份子,来共同热爱和建设它,中国古人有他们的解决之道。
具体来说,北京的寺庙曾经承担起市民公共生活的哪些重要功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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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此之前我们一直没有公园吗?并非如此。
法源寺的香雪海在每年丁香开放时会吸引多少人去赏花,至于大觉寺的玉兰、红螺寺的银杏树,一到观赏时节便引来游人如织,这些不就是公园吗?
根据时人记述,晚清光绪年间从正月到腊月,北京人出门游玩儿的目的地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寺庙有关。
画家视点所处位置为德胜门城楼上,画面上距离观者较近的房屋是汇通祠,也就是现在的郭守敬纪念馆。
湖边绿树成荫,周围开着茶馆儿、商铺,当时的人们来此处大多就是为了消夏休闲,享受惬意时光。
(清)《点石斋画报》之“佛寺晒经”
另外,还有我们熟悉的庙会。同样在《点石斋画报》刊载的娘娘庙四月初八庙会热闹非凡。而我们现在的妙峰山庙会也办得很好,已经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以上谈到的是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寺庙。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向我随意选择的北京内城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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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庵很有趣,它就建在今西四北大街路中间,这在老北京被称为“当街庙”,也叫“挡街庙”,如同影壁一样,意在挡住煞气。
《康熙帝万寿庆典图》(局部):图卷由宋俊业、王原祁、冷枚等人共同完成,记录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三月十八日清圣祖玄烨六旬正诞,天下臣民为祝皇帝万寿的盛况。图卷画面起于西郊畅春园,止于紫禁城神武门,分上下两卷,每卷长39.39米,全图共表现人物18000余个。
在时人所绘《康熙帝万寿庆典图》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观音庵里供奉的观音像,当时它的庙门朝向西。
而在《乾隆京城全图》乃至晚清人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的记载中,却显示庙门为朝北开。
为什么一座庙的朝向会从西转向北呢?这和当时的风水观念有关。
这座庙的修建是为了挡煞气,原本相当于西四北五条的影壁。因彼时的西四北大街本不繁华,只是一条供人通行的道路而已。
可是商业,尤其是小商贩事业的发展自有逐人逐利的规律。随着西四北大街临街的房屋都成为铺面房,这条繁华大街的价值也渐渐超过了胡同居住区的价值。
于是很快,这个寺庙就由北五条的影壁变成了北大街的影壁,它的格局也就变成了朝北开门。
这个时候,在庙的南边还加了座位和廊道,供人休息。在它的北侧则形成了一个小型的公共广场,这里成为了此处居民共同认同的一个带有神圣意味的活动区域。
此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图上可以看出,庙中有一间房子的屋顶上是规格很高的筒瓦,另有一间则用板瓦。
筒瓦(右)与板瓦(左)示意图:筒瓦制作时为筒装,成坯为半,经烧制成瓦。器表饰较粗的绳纹,器内除素面外还有麻点纹、斜方格纹等纹饰,用于庙宇和宫殿等建筑。板瓦由筒型陶坯四剖或六剖制成,瓦面较宽,弯曲度较小,用于普通民居等。
一座庙里有这两种规制不同的建筑,说明这个庙不仅供神,其中还有平民百姓在居住。
其实,在50年代以前,北京大小胡同里都有土地庙、观音庵、关帝庙等,这些庙里很多并没有长居出家人,取而代之的都是胡同里的鳏寡孤独,所以,这些小庙其实还担负着养老院的功能。
在“就地养老”和安置无家可归者方面,中国古代城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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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长寺位于今西四北三条胡同3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建,原为汉经厂外厂。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重修。
接下来我们来看隆长寺。这个寺的“等级”很高,它是戒台寺的下院,和当时上层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而不仅是戒台寺,据说全国各大宝刹名寺的高僧来到北京多会在此处落脚。
隆长寺距今的最后一次大修由乾隆皇帝亲自下令,传说这位皇帝甚至还在这里做过寿。
事实上,从最辉煌的乾隆朝开始,隆长寺就会把寺中的多余房屋拿出来做庙寓,供外来人或贫家租住。
不仅如此,这座寺中收藏了很多文物字画,俨然一个小型博物馆。逢初一、十五开庙门时,普通市民可进入参观,这里就自然成为了一个绝佳的艺术教育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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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四双关帝庙今昔对比:双关帝庙在北京共有两处,一处在西四,一处在原崇文区茶食胡同。百姓称双关帝庙,是因为在庙中供奉的除关老爷之外,还有岳飞的塑像。
位于西四北大街的双关帝庙始建于元代,它的历史至少可追溯至1324年,是北京内城内最古老的的寺庙之一,同时也是一座长期由市民自行筹资修建的庙。
民国时,档案中双关帝庙在册僧人只有3位。
但实际上,在这里候着的僧人多达十几位,他们就是所谓的“假和尚”,以做法事为职业。
双关帝庙和周边寺庙相互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其中一个庙应下法事,其他寺庙的僧人都会来参与。以这些和尚为中心,还聚集起一大批民俗行业,如杠房、冥衣铺、家伙座儿铺(出租婚丧仪典所需用品的店铺)、彩局(扎彩行)等等,他们都分布在白塔寺一带,和寺庙保持稳定的“共生”关系。
有社会史学者说中国是一个“超稳定社会”。
拿北京举例,就是因为存在以上这类大量的熟人经济联盟体,尽管人们普遍贫困,但依然可以通过相互扶持共同生存下去,由此大大增强普通人抵御社会动荡和命运无常的能力。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一般来说,做丧事的寺庙也可用于停灵,而同时生活在这些寺庙里的人并不会觉得和棺材“住”在一起有什么可怕的。
生者和死者共享一个城市空间,这和当代的城市规划观念完全不同。
它折射出北京内城的胡同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世界,人们自打出生就要去土地庙“报道”,然后一辈子和这里的老街坊交往,死去以后,便安身在离家不远的地方。
这意味着,“我”的一生都在这里,“我”的祖祖辈辈和“我”的根就在这里。
社会关系造就了建筑形态与城市状态。
在旧时的北京,寺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它把人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
透过寺庙这样一个公共空间,我们发现老北京城市生活的三个特点:
其一,旧时北京以胡同为基本社区单元,胡同是生活空间、商业空间,也是行政空间,它麻雀虽小,却五脏俱全。在这里,和职员与家庭主妇不同的商人,特别是中小商人在基层社会中扮演了勾连人际关系的核心角色。
其二,围绕寺庙所形成的社区共同体具有相当程度的主体性和自治性。不同行业形成的联盟可以实现良好的自主管理。
最后,胡同是人的空间,一个人往往就在这里出生,在这里生活,在这里爱,在这里死,它为人的政治诉求、经济诉求和文化教育提供了空间,也构成了一个核心纽带。
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人情感、审美和超越的需要。
它和我们的现代化公共机构的根本不同在于,胡同是一个多义性空间,它直接面对活生生的、整体的人,而不是人的某一个方面。
附:
100年前北平老照片
老舍先生曾对北京有过这样的断语:
夏初的一阵暴热象一道神符,使这老城处处带着魔力。它不管死亡,不管祸患,不管困苦,到时候它就施展出它的力量,把百万的人心都催眠过去,作梦似的唱着它的赞美诗。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它是伟大的夏初的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