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鸿彦||《孟子》在俄罗斯的译介
摘要：《孟子》是中国古代儒家学说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其在俄罗斯的译介已有两百年左右的历史，诸多俄罗斯汉学家对其进行了翻译和研究，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以俄罗斯汉学发展为历史主线，重点介绍《孟子》一书在俄罗斯的翻译情况，并对三部已出版的全译本的翻译特点进行分析，从中总结出汉学家典籍翻译的方法与策略，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孟子》 俄罗斯汉学 典籍翻译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域外传播百年史（1807-1949）”（项目号17ZDA195）阶段性成果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一书，是孟子及其弟子阐述其仁义思想、王道学说的经典哲学著作，是对孔子儒家思想的延续和深化，堪称世界文明的瑰宝。俄罗斯学者对孟子的思想也表现出浓厚兴趣，众多思想家和汉学家都将目光投向了对孟子思想的探寻与思考。格奥尔吉耶夫斯基（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曾指出：“孔子及其最热心的宣传者孟子是中国人在经济进步道路上的领导者。”[1] (176)现如今，儒家学说包括孟子的思想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俄罗斯各个阶层的关注，俄罗斯学者们希望从中找出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办法，并丰富俄罗斯的思想文化。
从18世纪初开始，中俄两国交往频繁，俄国汉学也由此发端，最早涉及《孟子》翻译的汉学家是列昂季耶夫（Леонтьев А. Л.），他是俄国东正教第三届驻北京使团的学员，对儒家经典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有着开拓性的贡献。列昂季耶夫于1771年发表译本《汉人德沛》（Депей китаец），据考证该书是译自德沛所著的《实践录》(关于考证的内容见：阎国栋：18 世纪俄国汉学家的中国历史文化观[J]//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Т. 36. №. 7., С. 122-129.)。德沛非常推崇孟子所谓的“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的教条，在著作《实践录》中也多次引用《孟子·告子上》等章节的内容，因此，列昂季耶夫在对《实践录》翻译的同时也涉及到了对《孟子》部分章节的节译，但由于译文深奥晦涩，引发了许多争议且未得到广泛传播。
被誉为“俄罗斯汉学奠基人”的比丘林（Бичурин Н. Я.）可以认为是俄罗斯翻译《孟子》的第一人，1820-1821年间他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底本完成《四书》的翻译，将原文及注释全部译为俄文，遗憾的是其《孟子》译稿至今未能出版发行，而是被保存在苏联科学院东方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档案馆）。虽然比丘林的部分论著和译作未能出版发行，但其对推动俄罗斯汉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米亚斯尼科夫（Мясников В. С.）和波波娃（Попова И. Ф.）在对其评价中指出：“比丘林第一个认识到中国注疏文献对于领悟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意义，第一个尝试将能够反映孔子和朱熹这些著名注疏家思想体系的对四书的多层次注疏翻译出来以飨读者。” [2] (43)
第十届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修士司祭西维洛夫（Сивиллов Д. П.）是推动19世纪上半叶俄国汉学发展的一位重要人物。出于对中国哲学和宗教的兴趣，他翻译了《孟子》一书，并于1855年将自己翻译的《孟子》以及其他典籍译本一同寄给了亚洲司，遗憾的是其《孟子》译本最终并没有出版，而是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于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此处需注意的是该《孟子》手稿（АВПР, ф.152.оп.505. №.85）封面错写为《书经（第二部分）》)。
到了19世纪下半叶，汉学研究形成规模，迎来了第一次译介中国文化典籍的高潮，俄国汉学家中第一位科学院院士王西里(Васильев В. П.)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他重视对中国儒家典籍的研究与翻译，认为即便到了近代，像《孟子》具有如此魅力、如此精彩的文献也是不多见的。王西里编写了手稿《孟子研究与译文摘录》（Мэнцз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 извлечения в переводах）和《出自孟子的成语》 (фразеология из книги Мэнцзы)，并在其之后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纲要》（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中独辟章节对《孟子》全书七篇中的四十章进行了摘译和评价，使俄国读者对这部典籍的价值有了充分的认识。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出版发行的《孟子》全译本于1904年正式与读者见面，是由被誉为“俄国儒学研究奠基人”的柏百福（Попов П. С.）所译。他主要依据的是1341年日本再版的《四书辑释》（倪士毅）中文刻本，同时参考了倪士毅老师陈栎的《四书发明》与胡炳文的《四书通》，其译本名为《中国哲学家孟子》（Китайский философ Мэн-Цзы），被编入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丛书第十八辑，该译本被多次摘录和再版。
20世纪上半叶是俄国汉学的曲折时期。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整体成就相对较少，特别是对中国文化、哲学等问题关注较少。李明滨先生曾对此作过分析：“苏联时期对儒学的研究不如旧俄时代，部分原因是儒家学说被当作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想，从而遭到冷落。”[3] (25)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汉学家依然克服困难坚持自己的研究，鲁达科夫（Рудаков А.В.）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孟子》以及其他典籍的翻译，其译文手稿现保存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
战后，新中国成立伊始，两国之间开始了密切的文化交流。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苏联新建了大批汉学研究机构，并且很快培养出大批的汉学研究人员，儒学典籍的翻译和研究重新步入蓬勃向上的发展轨道。施泰因（Штейн В. М.）正是在此时期出版其所译的单行本，节译了《孟子》的第一、二、三、五、六篇，载于《管子·研究与翻译）》（Гуань-цз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60年代中苏关系冷却，两国文化交流也深受影响，这一时期只有波兹涅耶娃（Позднеева Л. Д.）节译的《〈孟子〉选》被收录于1963年出版的《东方古代史文选》（Хрестомат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древнего Востока）。自70年代以后，苏联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对象更加多样化，开始对诸子百家进行更具独立性和更为深入的研究，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繁荣局面。历史学家杜曼（Думан Л. И.）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专家，他于20世纪30年代参与了比丘林未出版译作的整理编校工作，认为孟子的学说数百年来对中国哲学及社会思想都有着重大影响，之后他对《孟子》进行了节译，并发表于杨兴顺主编的《中国古代哲学》（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两卷本第一卷。
在60-70年代，与中国有着深厚渊源的汉学家郭质生(Колоколов В. С. )翻译了《孟子》，但该译本在其去世很多年后的1999年才得以出版问世，由孟列夫（Меньшиков Л.Н.）作序并担任主编，其《孟子》译本是俄罗斯出版发行的第二个全译本。
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政治、经济和文化进入急剧转型时期，社会思想和社会价值的多元化有力地刺激了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和繁荣，俄罗斯掀起了对中国哲学研究的热潮，对诸多中国典籍进行了再版、重译和合辑整理。如：由李谢维奇（Лисевич И. С.）编选注释的大型选集《圣贤著作选·中国古代散文》（Из книг мудрецов: проза Древнего Китая）于1987年出版，将古代诸子学说分为三辑，其中第一辑即为“儒学圣贤的著作”, 收有苏赫鲁科夫（Сухоруков В. Т.）的《孟子》选译。在2000年，作为“世界遗产”的组成部分，在俄罗斯2000年出版的《经典儒学》（Классическое конфуцианство）两卷本的第二卷中收录了佐格拉夫（Зограф И. Т.）以《孟子译注》（杨伯峻）为底本的《孟子》翻译节选。在2004年，第一部完整的俄文版《四书》（Четверокнижие）正式出版，该书的第四部分收录了柏百福的《孟子》译本，由佩列罗莫夫（Переломов Л. С.）负责注释和翻译组织工作，台湾国立成功大学马约罗夫（Майоров В. М.）写序和审定，并编写了《论语》和《孟子》的人名与经籍索引。在2015年，作为中华文化向外推介的重大举措，《大中华文库·孟子（汉俄对照）》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以柏百福的译文为底本，该套丛书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全面地向世界推出外文版中国文化典籍的外向型文学译介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现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中国哲学教研室著名汉学家西门年科（Семененко И. И.）出版发行了《孟子》的最新译本，这是至今为止俄罗斯对于《孟子》及其注释翻译最全面、最新的成果，题为《包含赵岐与朱熹经典注释的新孟子译本》（Мэнцзы в новом переводе с классическими комментариями Чжао Ци и Чжу Си），他于同年还出版发行其翻译合集《早期儒家散文·〈论语〉及〈孟子〉》（Ранняя конфуцианская проза: «Луньюй». «Мэнцзы»）。
《孟子》一书穿越历史时空并跨越地域文化，在俄罗斯“生长”和“本土化”，语义的多义性和模糊性是其翻译的最大障碍。因此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更是中俄历史文化异同的取舍与把握。对不同译本的翻译特点进行评述，分析译本背后的文化深层次动因，对研究《孟子》一书在俄罗斯的译介十分必要，同时也为典籍翻译提供参考与借鉴。因此，本文选取柏百福、郭质生以及西门年科的具有不同时期代表性的三部全译本作为代表性研究个案，对其翻译特点以及译者的翻译观进行分析。
《中国哲学家孟子》— 柏百福
柏百福是俄国儒学研究的奠基人，他在儒学研究方面的重要成就在于先后翻译了《孟子》和《论语》，其译作综合反映了柏百福翻译的水平与功底，也渗透着他的翻译思想、方法与创新。他认为《孟子》一书作为哲学著作并没有让人感到晦涩难懂，反而晓畅易读。其译本总体而言具有以下特点：
行文简洁，注释详尽 柏百福自1902年在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任教，在教学之余着手开始了《孟子》的翻译工作，译者翻译《孟子》的初衷是满足圣彼得堡大学教学的需要，这个译本的受众群体是普通的受教育者。因此，虽然作品名称包含了“哲学家”的字样，但它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哲学范畴。对柏百福来说孟子首先是一个圣人，他的学说不是抽象的哲学真理的论证，而是精神的教育。柏百福的译本主体内容简洁，注释部分详尽，出于教学的需要，译者的注释不仅发表自己的见解，还附有中国古代注疏家对其的解释，他在译文中常引用朱熹及其前辈程颐的注释，同样也常参考赵岐和孙奭的注释，形成词典式的综合性解释机制。如“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语出《孟子·滕文公上》）一句中，柏百福将“后稷”一词音译为“Хоу-цзи”，在音译的基础上采取了段后注释的方式，详细地将“后稷”所代表的官职意义，以及“弃”的生平典故加以描述，这种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使得译文简洁且保留了概念在原文本中的声音模式所产生的意象内涵，又通过注释给予读者全面的阐释。
逐词直译，忠实原文 柏百福追求译本更加接近中文的句式和语序，并没有强行改变翻译次序，将表达的连贯性放在了次要位置，大部分采取了逐词直译的方式，追求再现汉语词序的特异性，将翻译文本的忠实性放在其文学性之前。
在柏百福之前，李雅各的英译本已于1861年出版，但通晓英文的柏百福并未以此作为参照，而是对汉语文本重新进行了阐释和演绎，将两部译本放在一起对比可以发现，柏百福在一些译文的处理上更加考究和专业，如“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语出《孟子·滕文公下》）一句中对“志士”和“勇士”的理解上，李雅各将二者翻译为“the determind officer”和“the brave officer”，也就是说他将二者都理解为是官员，第一个为文官，第二个为武官。而柏百福认为“志士”所指的是有高尚情操和道德的人，他将二者分别翻译为“пылкий ученый”和“мужественный воин”并加以注释，可见其对原文理解之透彻与深刻，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为追求对原文的忠实，柏百福的译文无法同时兼顾原文所体现出的结构的对偶。
他的这种以“译文原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观，也引发了汉学家对典籍翻译策略的思考，1922年，阿理克（Алексеев В. М.）提到柏百福译文的“外国味”时，将“外国味”和“俄罗斯化”看作翻译实践的两大趋势[4] (330-335)。而如今这样的争鸣讨论就更具现实意义，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趋势下，我们不难发现，柏百福译文对俄罗斯读者所呈现的“异域风情”逐渐淡化，一些内涵丰富的哲学思想术语对当代俄罗斯读者来说也渐渐变得习以为常，柏百福这样的翻译策略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中华文化的固有特色。
一词多义，相对统一 在典籍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常常会遇到内涵丰富的哲学思想术语，翻译时很难用一个俄语词对应传达，如若结合具体不同的语境差异化进行翻译，这样有益于读者理解原文的整体内容但也破坏了原文术语的贯穿统一，因此柏百福结合自己的理解，同时套用已知概念，采取了“一词多义、相对统一”的翻译方式。如在《孟子》中多次出现的“气”，是反映孟子富有创新思维的重要哲学概念，指凝聚着正义和道德力量的刚正之气、人间正气。柏百福基本统一地将文中大部分的“气”翻译为“дух(ци)”这样具有抽象意义的名词。但在一些特殊语境下，如《孟子·告子上》所出现的三处“气”是指有形的物质意义上的“气”，柏百福考虑语境将其翻译为“воздух”，这种译法既考虑到了不同的语境，又相对统一地传译了词汇，有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对外传播。
柏百福所译《孟子》是开创性的译本，满足了那个时代的迫切需要，既没有借鉴，也无对等译法，在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异域性和陌生化的同时，又兼具可理解性和可欣赏性，其译本在之后的俄语翻译界广为流传，对后世翻译具有很高的参考借鉴意义。
《孟子》— 郭质生
郭质生从小在中国长大，并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认为学习任何领域的中国历史和文化都必须要了解中国儒家的经典，他翻译了中国传统儒家元典 — 《论语》和《孟子》，但《论语》译本最终没有找到出版社出版，他的《孟子》译本也是在其去世很多年后才得以出版发行。康拉德院士（Конрад Н. И.）作为责任编辑是最早开始接触郭质生《孟子》翻译的人，但是在康拉德院士阅读其已完成的翻译稿件之后，对其所创造的新的翻译方式感到不满，并建议其使用那些在其他经典译本中业已出现的旧译方式，但郭质生拒绝了建议，依旧坚持自己的翻译方式。这一切以康拉德拒绝作为出版物的责任编辑而告终，缺少了康拉德院士对作品的权威支持，这也是其作品延误出版的重要原因之一。郭质生的译本总体而言具有以下特点：
标新立异，独树一帜 《孟子》一书中大量的引用了较之年代更为久远的术语或历史典故以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性，而这些年代更为久远的术语和历史典故已经有人们习惯的解释或翻译方式，但郭质生不遵循这些文本的旧译方式，力求对这些引文进行全新的翻译，并认为这样的翻译更加接近孟子所要表达的观点。
郭质生对大众所普遍接受的哲学思想术语的翻译方式持反对态度，比如在传统的翻译方法中，“仁”（жэнь）大多翻译为 “гуманность” 、“человеколюбие”，“礼”（ли）大多翻译为“ритуал”、“церемония” 等。但郭质生认为这些译法往往与文本所要表达的意蕴格格不入或者不十分协调。因此，他在翻译这些术语时采取了在他看来更能准确反映这些术语真正内涵的俄语等值物，他将“仁”翻译为“беспристрастность”、“нелицеприятность”，将“礼”翻译为“благопристойность”、“благолепие” 、“учтивость”等等。
除此之外，译者在音译时遵循的是现在不常用的另一种汉字拼音规则，如常见的音译方式“мэн”，“пэн”，“фэн”在其旧译本中使用则是“мын”，“пын”,“фын”等类似的音译法，其责任编辑孟列夫出于该书面向广大群众的考虑，在出版时还是将其改为了常见的音译方式。
灵活意译，表意清晰 与柏百福的译文相比，郭质生的译文要灵活得多，他多数采用意译的翻译方法以避开较长的解释机制，译文连贯更具可读性。如出现于《孟子·梁惠王上》的“衅钟”一词，其字面意义是指用牲畜的血涂钟，其所隐含的民族文化语义是指一种祭祀的仪式，表达了对神灵的敬畏，并且按照仪式要求行祭的钟须是新铸的钟。郭质生将其翻译为“обряд окропления новых колоколов”既体现了该民族特有词汇的字面意义，又表达了该词所隐含的民族文化语义，用解释性的意译方式省去了冗长的注释，使读者阅读的连贯性达到最佳。纵观其译文可以发现，作者极少运用注释的方式，如上文出现的关于“后稷”的译例，郭质生在文中也仅以“Хоу Цзи”这样音译的方式进行了翻译，并未在文中进行说明，但其译文的最后附上了专有人名和地名的检索，对相关人物和地点进行了解释，是译文的重要补充部分。
注重修辞，雄辩犀利 译者尽量还原了原文中所运用的修辞手法和韵味，如夸张、比喻、排比、双重否定等，保留了原文的充沛气势和雄辩风格，还原了孟子明快畅达、雄辩犀利的风格。如：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语出《孟子·公孙丑下》)
Но вот представим себе, что стены городские – не скажешь, что невысокие,
рвы у городских стен – не скажешь, что неглубокие,
оружие и доспехи у бойцов – не скажешь, что неострые и непрочные,
зерна и провианта у них – не скажешь, что немного....
（Колоколов В. С. ）
在该例句中译者将原文中的双重否定和排比的句式加以传达，对仗工整且富有节奏感，在译本中保持了原作的修辞色彩和韵调。
这种灵活且注重修辞的译法是建立在正确理解原文和两种语言的普遍规律的基础上的，郭质生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双语功底深厚，熟练运用解释性的翻译方法而不拘泥于夹注或者脚注的方式，译文通顺流畅。但是在典籍翻译的过程中，翻译的准确与翻译的通顺往往是冲突且矛盾的，译者总是会有所偏重，有所牺牲，郭质生的译文虽努力为读者创造流畅的阅读体验，但同时我们也发现，他在处理一些译文时过于“随心所欲”，在一定程度上“越了界”。
《包含赵岐与朱熹经典注释的新孟子译本》— 西门年科
西门年科对儒家学说有着很深的研究，他先后翻译出版了《论语》和《孟子》，而事实上他对于《孟子》的研究比对孔子学说的研究还要早，《孟子》的草稿译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已完成，自2005年之后他将重心放在两位著名注疏家赵岐和朱熹的《孟子章句》和《孟子集注》的翻译上，最终于2016年出版发行《孟子》及其注释全译本。西门年科在笔者对其采访中谈及为何重译《孟子》时指出，在俄罗斯汉学史上的两部全译本（柏百福和郭质生的译本）一部已距今100余年，另一部距今50余年，他们的译文无法体现最新的汉学成就以及最新的典籍翻译的实践成果，因此他重新翻译《孟子》并努力将现代科学研究与经典的中文注释相融合。其译本总体而言具有如下特点：
直译为主，意译为辅 西门年科认为在翻译古典文本时，翻译的原则与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古代中国哲学散文受制于其哲学性、学术性和文学性等特点，逐词逐句的翻译不是最佳的翻译方法，而带有学术观点的意译也是不可取的，应当追求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准确翻译，以直译为基础，不仅仅要传达文意准确，但同时不能忽略其文学性、修辞性和节律性等等。与柏百福所主张的“译文原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观不同的是，西门年科认为忠实的翻译并不是愚忠，当完全忠实的翻译有损于作品的连贯性和文学性时，就需要采取变通的方法，正如阿理克所提出的“翻译要保持中国古典原文的节律和语调，而不是笨拙的语句拼合在一起。”[8] (419)虽然这样的翻译标准是很难达到的，但还是要尽量追求。
西门年科的译文符合当下时代的要求，重视中俄语言与文化的差异，遣词造句都十分准确和丰富，在语言表达上，更多的使用口语体，且一问一答都另起一段，凸显了原作的“语录体”形式。
反对音译，去陌生化 虽然西门年科认为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应以保留原语材料本身的文化价值为主，但音译作为直译的一种特殊形式，他却是不提倡的，尤其是对哲学思想术语以及具有丰富意蕴的民族特有词汇的翻译，西门年科主张将其用俄文进行解释，而不是采取音译，他认为，首先，中国文字由于自己本身的形象性是无法通过音译来体现的；其次，即使是中国古代人民也不仅仅只有这些抽象的、形式的术语去表示其语义，是可以通过解释去表达其内涵的；最后，译者的根本任务就是要用译语去再现原文，传递原语文化，而不是通过音译创造出一个没有意义的语言空壳。如在上文中我们提到的关于“后稷”一词的译例，西门年科没有参考柏百福和郭质生译本中的音译方式，而是将其意译为了“Владыка Проса”，然后再以脚注的方式指出其音译并对其内涵进行解释。
重视注释，篇幅宏大 西门年科对于注释的重视，从其译文的篇幅就可看出，其译文长达901页，远超原文几倍之多，全书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孟子原文译文，第二部分为赵岐《孟子章句》与朱熹《孟子集注》的全译，这也是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首次将赵岐以及朱熹对《孟子》注释全部翻译的版本。以雅各布逊的观点来看，典籍翻译兼有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的特点，前者使一种文化传统得以从内部整合自身，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时代；后者使之得以在与异质文化交流中进行对话和渗透，而古文的注释就可以将其看做是语内翻译的一部分，近年来，随着典籍翻译实践与研究的深入，注释的翻译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注释对于补充考证原文，消除文化障碍，为读者提供理解便利等方面无疑是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西门年科在序言中就着重提到了对于研究古典文本的新方法论：“古典文本的研究必须以翻译不同时代对其的具体文本注疏为基础，以不同时代的代表性观点来研究原文，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更加多元化地理解原文意涵，更加准确详实地理解注疏中的说明。”[5] (4)这种追求“中国形式的解释”的翻译方式，与汉学家阿理克的观点不谋而合，阿理克认为，如果想读通中国的古代经典，没有古代注释家的注释，简直是痴心妄想。他认为：“有人说，注释家只是一块跳板，而不是思想，可以忽略。然而在东方却不是这样，他们是哲学家，大作家。”[6] (428)当然，西门年科对于著名注疏家的观点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采取了理性的态度，他指出：“在翻译的过程中对注疏家的注释也会有不同意的观点和细节，但是这样的注释更能帮助我们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将自己融入与古代中国伟大注释家的智慧的对话中理解原文……我翻译的任务不仅仅是翻译本身，更是增加对孟子的理解。”[7] (5)对典籍相关注释的理解与取舍，是典籍翻译必须考虑的重要命题，翻译注释可以更加全面的提供对典籍原文的理解，但也不能因此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绳索。
西门年科的译本顺应时代的要求，首次全面翻译了赵岐和朱熹对孟子的注释，具有开拓性意义，也由此使学术界回归对注释翻译的关注，《孟子》的语言、赵岐朱熹的语言和西门年科的语言，他们相互独立，但却又相互补充、相互交融，形成了自古至今、从国内到国外的隔空对话，将《孟子》所包含的文化意蕴、哲学内涵全面立体的呈现给俄罗斯读者。
通过上文对《孟子》在俄罗斯的译介以及对《孟子》不同译本翻译特点的分析，提出几点对典籍翻译的思考：
（一）文化交流是翻译发生的本源，翻译是文化交流的产物，典籍翻译研究当回归译文本身。对于典籍翻译的研究，不仅要从外在、宏观视角看翻译，更要回归翻译本身，细探挖掘汉学家的翻译与理解，而典籍翻译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性与历史的跨越性，一般的翻译理论并不具备通适性，因此，应当建构专门的典籍翻译的理论与方法以指导实践，汉学家及译者在典籍翻译的过程中，都有着对典籍翻译本身理论与方法的思考，他们或是将其以专门的言论写于译本的前言或其他著作中，或是将其渗透并运用于译文本身，通过译本提取汉学家的翻译理论与观点是非常有益且切实可行的研究途径。
（二）纵向着眼变化，横向着眼异同，建立典籍翻译的时空坐标。《孟子》三个全译本分属不同的时代，译者对翻译的理解与策略也大相径庭，不同的译者，不同的角度，都是对原著见仁见智的理解，因此针对不同的译本的研究不能着眼于“对错”，而应着眼于“异同”，即便是在语内翻译阶段，典籍的意涵都经历了过时、转变、延伸、转移的过程，形成了多方位的变化中的语义，那么在语际翻译中，译者则通过比读和复译来实现这种变化，就连典籍翻译的标准与原则也是随着社会历史潮流而与时俱进的，因此典籍翻译不能一成不变，研究者应当建立“历史文化语义”观，将自己放入不断变化的时代与语境中，在古今转换、中俄交汇的时空坐标上展开研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典籍翻译复译的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三）确立文化共享新理念，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孟子》在俄罗斯的译介与传播对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中俄文化融合、保持中国固有的文化身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译者对《孟子》或其他文化典籍进行翻译，不应只关注整体文义而不顾字词的解释，也不应拘泥于字词的解释而忽略整体文义，正如孟子所说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语出《孟子·万章上》）同时，译者不仅仅需要扎实的双语功底，更需要有很高的文化自觉，结合相应的翻译策略合理扬弃，在移植文化的同时做到最大限度的“文化再现”，以保留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增强俄罗斯人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
在汉学发展的历史中，《孟子》在俄罗斯的翻译经历了高潮与低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孟子》所宣扬的思想和理念越来越多地渗透到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当中。但我们也要看到，相较《论语》、《道德经》等著作，俄罗斯学者对《孟子》的翻译及其思想的研究还是相对匮乏，缺少针对性的专门研究，相信随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俄罗斯的逐渐深入和扩大，对其的翻译与研究也会呈现蒸蒸日上的态势。
参考文献：
[1]Георгиевский С. М. Важность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я[M]. Тип. И.Н. Скороходова. 1890．
[2]转引自：阎国栋：俄罗斯汉学三百年[M]，学苑出版社，2007。
[3]李明滨：中国与俄罗斯文化交流志[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4]Алексеев В. М. Наука о Востоке[M]. Изд. Наука. 1982.
[5][7]Семененко И. И. Мэнцзы в новом переводе с классическими комментариями Чжао Ци и Чжу Си[M]. Изд. Наука-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16.
[6][8]Алексеев В. М.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M]. Изд. Наука . 1978.
作者简介：张鸿彦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