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琴艺术发展简史
中国随着钢琴乐器在19世纪被国外传教士和商人传入而开启了中国钢琴音乐的历史,经历了100多年的探索研究和实践,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钢琴文化。中国钢琴音乐在演奏技巧、理论基础、创作思维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的一面,从中国钢琴音乐的历史观察,中国钢琴音乐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历史经验是宝贵的文化财富和精神财富,它们可能会转化为今天可开发利用的资源。同样,中国钢琴艺术的历史经验,也值得进行全面的总结,并以此作为今天钢琴艺术繁荣发展的财富和资源。文章从历史的追溯入手,对钢琴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钢琴教育的发展、中国钢琴家的崛起以及钢琴艺术的历史经验等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探究。
1、钢琴乐器在中国的传播
据《元史列传》中记载,公元1601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北京拜见明朝皇帝时,进献了一台击弦古钢琴,据清乾隆12年(公元1747年)官修、纪昀校订的《续文献通考》(第110卷)中记载:“明万历28年(公元1600年),西洋人利玛窦来献其音乐。其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链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这台古钢琴一进宫就引起了皇帝的兴趣,便命四名太监向与利玛窦同来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俄学习弹奏方法。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四名太监学会了一首中文名叫《西琴曲意》的乐曲,并配上赞美之词,令皇帝大悦。这四名太监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古钢琴学生,而旁迪俄则是中国最早的外籍古钢琴教师。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少数的对西方科技文化感兴趣的皇帝之一,他还聘请了精通音乐的葡萄牙传教士徐日升来宫内为其教授或演奏拨弦古钢琴,还亲身学习过西方音乐理论和古钢琴。据传,他能在古钢琴上弹奏中国古琴曲《普庵咒》,可见具有相当的弹奏技巧甚,至有人还将康熙皇帝学习拨弦古钢琴的情景绘成图画在宫内传阅。
清朝中叶,在外国传教士的推广和传播下,使西方钢琴艺术在中国的上层社会中开始流行起来。早期的传教士试图借助钢琴为载体,希望打开中国音乐艺术之门,然而钢琴这件以采用多声音乐思维为原则的键盘乐器与中国传统以线性思维单音体系的音乐审美观念之间存在着难以契合的矛盾,因此,这种传播在当时只能是没有结果的“单相思”。正是这种初始的传播才缘起了中国钢琴教育的实践活动,并在小范围内启蒙了中国钢琴教育的思维理念。随着清朝末年的鸦片战争和维新变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使中国封建思想观念受到了强制改变,推动了当时的教育体制改革,也促使中国钢琴教育真正有了发展契机。
钢琴真正在中国取得社会性地位,是在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运动中实现的。“学堂乐歌”在中国音乐史上市前所未有的音乐潮流,以学校为中心,影响扩大到整个社会。钢琴作为理想的伴奏乐器,乘着“学堂乐歌”的翅膀,在古老中国的大地上深深的扎下了根。
此后,北京、上海相继成立了许多音乐社团,其中大多有钢琴教学。在这基础上,一些高等院校也开设了更系统、更规范的钢琴课教学。如“天津中西女中”、“北京西什库音乐专科学校”、“北京艺专音乐科”等等在这些新式教育机构中都设置了钢琴课程。这些教会学校和新式学校都积极开展了钢琴教学活动,它们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完全是西方的移植,由此构成了中国钢琴教学的最早经验。
这个时期的钢琴教学活动作为一门音乐教育的重要课程获得了重视,并在“学堂乐歌”的音乐教育实践中发挥了作用。这个阶段的钢琴教师主要是由外国传教士担任,而一些国外留学归来的中国人和外籍教师也积极参与了早期的钢琴教学活动,他们把一系列欧美的钢琴基础教程引进了中国,为钢琴乐器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2、中国钢琴人物
早期乐坛上的中国钢琴人物除了在钢琴教育和钢琴文化方面有卓越贡献的萧友梅和杨仲子两位海外留学归来人士外,主要是一些国内艺术院校钢琴专业的学生,他们大多早年毕业于上海国立音专或其他院校音乐科、系,在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并对后来的钢琴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萧友梅(1884~1940),原藉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1901年留学于日本,先后就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东京音乐学校和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攻读教育学并学习钢琴、声乐。1910年回国,1912年又去德国留学,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和莱比锡音乐学院,1916年获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0年回国,与杨仲子等人为北京女高师创立音乐体育专修科,任科主任;后音乐体育分科,任音乐科主任。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讲师,并担任北大音研会导师;1922年经他建议,北大音研会改为音传所,他任教务主任。1923年兼任北京国立艺专音乐系主任。1927年,北大音传所、北京女师大音乐系、北京国立艺专停办,他去京来沪,在蔡元培支持下筹建、创办上海国立音乐学院,先后任教授兼教务主任、代院长;1929年,音乐院改组为国立音专,他任校长直至病逝。萧友梅毕生坚持不懈地致力于发展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从北大音传所、北京女师大、北京国立艺专音乐系直至上海国立音专,倾注了其毕生的精力。除办学外,他还直接参与教学和演出活动(任乐队指挥等),编写教材,发表论文,创作了不少音乐作品。其中与钢琴教育有关的理论著作有《风琴教科书》、《钢琴教科书》等。
杨仲子(1885~1962),江苏南京人。1901年考入南京江南格致书院,三年后毕业,留学法国,入法国贡德省大学理学院,同时自学音乐理论和钢琴。1910年毕业,获士鲁斯大学理学院化学工程师证书。同年,考入日内瓦音乐学院,主修钢琴和音乐理论。1918年回国,入北京大学,从事艺术教育事业;1920年与萧友梅一起主持北京女高师音乐体育专修科,并先后任北大文理学院、北京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32年,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1938年起,在重庆历任国立女师院教授、国立音乐院院长、教育部音乐教育委员会主任等职。杨仲子的钢琴学生很多,并且他在钢琴教育之外还经常自己参加演出。
早期中国钢琴乐坛上的活跃人物中还有北京女高师的谢惠如、王世瑜、李耀辉、徐淑琛、吴惠文等;北大音乐传习所的储振华、汤树人、欧阳爱、李光华、吴伯超、刘怡顺;北京国立艺专的李惠年肖妙珍、岳德秀等;上海国立音专的钢琴专业学生,除前面提到的李翠贞李献敏、丁善德、江定仙之外,还有裘复生、过拉、易开基、萨哈罗华(俄)、邵家光、向隅、杨体烈、何端荣、胡投、巫一舟、何汉心、李惠芳、张隽伟、潘美波、伍芙蓉、吴乐懿、张绿漪等。
有些中国早期钢琴家毕业后出国深造,如李翠贞、李献敏、丁善德、萨哈罗华,后来的吴乐懿等;有些毕业后则在国内继续深造;有些后来成为了钢琴演奏家或钢琴教育家,如张隽伟、范继森、杨体烈等;有些则改学理论或作曲,如江定仙、吴伯超等。但在当时,他们的演奏活动都对钢琴教育起了极积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3、中国钢琴音乐的历史
钢琴音乐在欧洲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尽管我国长期存在着钢琴艺术现象,但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钢琴艺术只不过八十几年。对中国钢琴音乐的研究,最近几年才有所重视,我们回顾中国当代钢琴音乐,会惊喜地发现,钢琴音乐在中国音乐创作中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甚至突破了欧洲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印象主义的创作形式,吸纳了民族音乐的创作技法,采用了民间传统的音乐素材,丰富了钢琴音乐的表现形态。经过近几十年和几代人的思索和探讨,中国钢琴音乐的断代划分已达成一致的共识,按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成熟程度、创作技法、风格气质特点划分,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萌芽时期、成熟时期、繁荣时期。当然,这样划分目的是为了便于研究中国钢琴音乐的发展,并不排斥起止时间分歧的争论。
(一)萌芽时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是赵元任,他于1913年根据民间音乐曲调创编了风琴曲《花八板与湘江浪》,并于1914年5月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风琴弹奏会上公演,预示着我国键盘音乐创作的启蒙。1915年赵元任又创作了钢琴曲《和平进行曲》,这首乐曲是一首风格全面西化的钢琴小品,音乐形象鲜明,富有活力,结构严谨,这种带有模仿欧洲传统技法的痕迹,在早期音乐创作中是很有价值的,同时可以看出,中西文化融合在20世纪初就已经很明显了。随后,萧友梅1923年创作的钢琴曲《新霓裳羽衣舞》是篇幅较大、较专业化的钢琴作品,青主的《大江东去》、黄自的《玫瑰三愿》、萧友梅的《问》、赵元任的《卖布谣》等作品以欧洲作曲技术为指导,创作带有民族音调的旋律,寻找具有民族特色的和声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探讨了中国钢琴音乐的创作、教学、教材等重要问题,他们在中国钢琴音乐研究方面迈出了最初的步伐,为后来的中国钢琴音乐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成熟时期
中国钢琴音乐在30年代取得了重要的发展。1934年,贺绿汀创作了带有中国风格的钢琴曲《牧童短笛》,标志着中国钢琴音乐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是一首标题性的再现三步曲式结构,采用欧洲对比复调技术与我国民间支声复调因素相结合的创作手法,描写了中国30年代的农村风光,音调带有浓郁的中国特色,被公认为是中国钢琴音乐成熟时期的起点,对其后中国钢琴音乐和其他多声音乐创作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这段时期,中国钢琴音乐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得到空前发展,作曲家的创作技法也从单纯模仿新古典主义、印象派等技法中去寻求一种适合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新技法,代表作品还可见瞿维的《花鼓》、赵志诚的《牧童之乐》、丁善德的《春之旅》、桑桐的《在那遥远的地方》、江定仙的《摇篮曲》、俞便民的《c小调变奏曲》、陆华柏的《浔阳古调》、《农作舞变奏曲》、旅居日本的江文也创作了《十六首断章小品》和《五首素描》等。其中《花鼓》是40年代描写人民新生活的钢琴音乐代表作,乐曲结构严谨,曲调流畅,生活气息浓厚,民间音乐风格鲜明;《在那遥远的地方》是迄今为止见诸资料中我国最早的无调性现代钢琴曲;《十六首断章小品》和《五首素描》曾在威尼斯第四届国际作曲家比赛中获奖,这是我国钢琴音乐作品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
(三)繁荣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非常重视音乐教育,也使得钢琴音乐创作有了根植的土地,在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音乐方针指导下,用西洋乐器表现中华民族的风格与特点成为广大作曲家和钢琴家探索的方向,一批青年作曲家、演奏家迅速成长起来,老一辈作曲家也表现出巨大的创作热情,他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十几年里,创作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作品:如马思聪的《三首舞曲》、江文也的《渔夫舷歌》、陈培勋创作了《卖杂货》和《双飞蝴蝶主题变奏曲》、杜鸣心的《练习曲》、汪立三的《蓝花花》、《小奏鸣曲》,王建中的《云南民歌五首》、《变奏曲》,朱工一的《序曲三首》,廖胜京的《火把节之夜》,黎英海的《民歌小曲五十首》,蒋祖馨的《庙会》,石夫创作的《塔吉克舞曲》等等,这一时期的作曲家在钢琴音乐创作中,大都引用现成的民间曲调,配以简易的织体、多变的节奏型,用对位法、对比法和模仿式复调二声部写作手法改变而成,赋予传统民歌新的艺术生命力,是中国钢琴音乐创作的基本体现。
4、结语
在中国钢琴教育的早期阶段里,随着社会的变革、发展与进步,通过以萧友梅、杨仲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有识之士的积极探求与摸索,加之一些外藉钢琴家相继来到中国工作,为中国钢琴教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注入了活力,使钢琴这种外来乐器及其众多的经典作品,开始被中国听众所接受。中国的钢琴教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中国钢琴的专业教育机构基本确立,教育体系与教学思想基本形成,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受到充实专业教育的年轻学子,他们活跃在中国的钢琴舞台,逐渐成为中国钢琴教育事业发展的栋梁。这些都为中国钢琴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钢琴教育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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