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忆丨北京东安市场旧闻漫谈
编者按：本文是由张子华 李雅轩 白玉晨 莫文通、常玉奎 刘鸿印 丁德贵 康耀庭八名原东安市场摊贩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回忆资料，写成于1966年2月。现在作者除李雅轩、莫文通、常玉奎外都已逝世。这篇文章是记载原东安市场状况的宝贵资料。
我们这几个人，当年在东安市场经营业务，先后都有几十个年头，我们的父兄长辈大多是进场的第一代商贩，要说起东安市场几十年来的历史变迁来，真是历历如数家珍。
北京东安市场所以远近闻名，是因为它历史悠久、具有民族色采和独自的特点。由吃到穿，由生活用品到文娱活动，行业齐全，无一不备。
东安市场初建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是把原来集聚在东安门大街两旁的小摊儿集中到这里而建成的。
东安门大街是清朝住在东城的文武百官每天上朝出入宫门的必由之路。可是这条大街被乱哄哄的小摊挤塞着，既妨碍过车过轿，更有碍观瞻，因而官方要把摊贩撵走。也有人说当时的那桐尚书住在金鱼胡同，为着修路的缘故，经摊贩们向他哀求，才奏准光绪皇帝，拨出这处场地让摊贩们营业，并称之为东安市场。早先这处场地的四面地界是：东到现在的中央美术学院，南至现在的同升和鞋店，西临王府井大街，北抵金鱼胡同。东西短，南北长，大约是130多亩地的一块地方。
场地初拨时期，摊贩怕顾客不愿拐一个弯来到市场，因而有些摊贩观望不前，有的就散到别处或者赶庙会去了。摊贩们只占用了北头一角。哪知后来市场里买卖一天天兴旺起来，摊贩要想进来，非使钱求情，不能得块“寸金地”，与当初情况不能同日而语了。
市场最初的规模和设备是极其简陋的，摆地摊，搭布棚。小摊主要是卖吃食：馅饼、烙饼、扒糕、凉粉、切糕、炸糕、油饼、焦圈、油烩、灌肠、小米稀饭、大麦粥……和北京独有风味的豆汁。此外，有京庄杂货摊，卖些梳子、篦子、腿带、辫穗、旱烟杆、两把头（满族妇女用的头饰）、红骨针、刨花刷和胭脂花粉一类的东西。耍货摊，卖些泥人泥兽、布娃娃、刀枪靶子、木制的小桌、小椅、小车和喇叭以及纸糊的面具等儿童玩具。料货摊，卖些耳环、戒指和小孩儿玩的玻璃弹子、万花筒……。还有一种叫挂货摊儿的小摊，以卖估衣为主，还有马鞭子、红缨凉壳帽、穗帽（清朝官吏夏、冬两季戴用）……，凡属要挂着卖的东西，大都在这种摊上出售。卖吃的摊儿，撑个布棚子，用一辆手摊小车，或者架上案子，摆几条板凳，放些碗筷就成。其他别种摊儿，都是地摊，一般用块布就地铺着，把出卖的东西陈列在上面，过市后或碰上下雪下雨就收摊。
摊贩们早晨进入市场，择定地点，把摊儿铺陈后，先向官家派来管事的人缴地皮钱，占用5尺见方的地盘，每天缴铜元4枚，发给粉色票；1丈见方的，缴7枚，给绿色票；1.5丈见方的缴11枚，给粉、绿票各一张为凭。晌午有驻场巡捕来检票；日没收市前，把票子收走。第二天来摆摊，再照旧章办事。摊贩们为了争地盘打闹，或因缴钱稍迟而遭到恫吓撤摊的事情，经常不断地发生。摊贩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于1906年成立了东安市场商民董事会。党芗洲、魏老公、“票子郭”是董事会里的负责人。
东安市场这样乱哄哄地维持到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京师警察厅才出头来整顿。
经整顿后的东安市场，全场大致划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路为杂技场和大部分小吃摊，中路是主要部分，布满着地摊和挂货摊，西路摊儿很少，大部分空着。全场中心的中路，由北往南到南花园北头，开辟成一条正街，又开了头、二、三道横街贯穿东西。
正街两边由官家盖起了一间一间前带廊后有暗楼的铺面房，每间一丈一见方，商贩们可以凭铺保租用。所谓暗楼，并不是正式的楼房，它只能堆些东西，用梯子上下，只是一种“阁”罢了。就是这样简陋的铺面屋，也仅仅由北往南盖到三道街口为止，官家盖不起了。后来以马老公为主和商贩们继续盖。所以，前段是官地官房，后段是官地民房。市场里一些卖布头、鞋、帽、估衣等怕淋怕晒的货物摊，多租这些铺面屋来经营，外来赁屋开铺子的也一天一天多起来，市场从而走向摊店兼有的局面。
市场里的摊贩们大多数是没有什么本钱的，要靠借债周转。那时的银行银号都是官办的，摊贩从那里根本借不到钱；就是私人开的钱铺，也同样看不起小摊贩，摊贩不是他们放款的对象。对于摊贩来说，比较方便的路子是使“印子”钱（高利贷）。东安市场这块地皮，原是皇家土地，太监们也就很自然地要来作威作福，有钱的放“印子”，没钱的“帮闲”，要混混，如魏老公（外号魏延）之流就是如此。住在骑河楼东口庙里的赵老公，专放“大印子”。借100元银洋，当日给96元，一百天期满，还120元。即使是这样，也不是想借就能借到手。首先要他认为对方可靠，再是得有两家人家保才成。有一个姓萨的，只放“小印子”，条件虽松，利就更大了。
董事会负责人之一的“票子郭”，在场内北、中、南三处各摆一个钱台子，给顾客兑换零钱，兼为摊贩们验证“钱票”。那时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以铜元为主，可是钱铺和银号搞投机倒把，纷纷用高丽纸各自印刷“钱票”，广泛使用。商贩们收进形色不同大小不一的票子，莫辨真伪，怕吃亏。“票子郭”做兑换零钱的买卖，他熟悉票子，就替商贩们验证票子。因为他以验票为业，久而久之，大家不呼他的原名，而称他为“票子郭”了。当然，“票子郭”验票也不能白替人帮忙，要收值百取二的验费。商贩每收受顾客“钱票”，先急步去请他验证，郭在票上盖戳，商贩也就放心了，这笔买卖算是落实了。
东安市场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历过两次浩劫。第一次是1912年被乱兵焚掠精光。这一年，袁世凯窃取了国家政权，临时参议院选他为临时大总统。南京方面派专使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袁世凯为了不离开北方老巢，表面上热烈欢迎，暗地里施展阴谋，进行破坏，指使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曹锟发动“兵变”，就在2月29日夜里在北京大肆放火抢掠。那天深夜，城里响起枪声后，驻帅府园的炮兵和驻禄米仓的步兵直奔王府井、东安市场，挨户抢劫，后来又从市场西门义顺斋煤油庄提出两桶煤油，泼在东街七号东安电影院四周木板墙上，放了一把火，顿时火势冲天，延烧全场，损失极为惨重。
大约过了一年多，有一个势力很大的财主想来吞霸市场。商贩们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成立东安市场商民公议联合会，代替了原来的董事会。由商民公议联合会出面担保，商贩们向木厂、灰瓦铺贷料、贷款，重振旧业。一般情形是：如某户要盖一间铺面，估计全部工料要100元，而自己只有50元，则由商民公议联合会担保50元。一些有钱的财东，也竞相投资，向官家租地盖铺面、楼房，或自己经营买卖，或出租给别人。在大财东的投资和商贩自力更生的共同经营下，大火后的东安市场很快恢复了旧观。
先说小摊儿的情况。火后，老摊户仍在正街原占之地摆摊，新摊户托人使钱，也想在正街得块“寸金地”，于是新老摊贩之间产生了争端。有个管理人员叫朱家麟的，受了贿赂，就出主意，把正街由北到南，以每四尺见方之地为一块，划成88块，编成号次，面冲东、西两面摆摊，用抽签办法，重定摊位；并将天天买票收钱的手续改为颁发执照，每月一次缴纳地租1.20元。原来老摊户一面设摊，能接待两边走来的顾客，现改为两面设摊并要抽签重定摊位，就引起老摊户的反对。在老摊贩强烈要求下，管理人员收回了部分“成命”。老摊户不参加抽签，仍在原来地点摆摊，但维持东、西两面摆摊的规定。岂知朱家麟又耍花招，向新摊户敲诈勒索，谁使的钱多，就事先给签，让他藏在袖子里，上台假装抽签。不料有一摊户不小心，从袖子里掉出签来，露了马脚，于是大家一哄而散。当报纸上揭露出朱家麟弄虚作假的情况之后，舆论哗然。官方鉴于群情难抑，撤换了朱家麟，重新抽签，老摊户冲西摆摊，因面西比较当路；新摊户冲东摆摊。这样，一场风波才告结束。在这次整顿以后，原来就地摆摊的摊户，从此也架起案子摆摊了。
又过了一段时期，在孔少亭作管理员的时候，以所谓“以卹商艰”为词，向上面请求由铺商和摊贩各出一半钱修建“罩棚”。铺商本来就认为小摊儿象拦路虎似的挡着他们的门市，心中很不乐意，经常以卫生为名洒水净地，想把小摊儿撵走。现在要让他们出钱建罩棚，给摊贩享福，都一概拒绝，不愿意给。但这一回算是官家开了“恩”，由官家拿出一半钱来，摊贩拿出一半钱，第一次盖成薄板罩棚。（第二次大火后，罩棚改为板上加钉铅铁皮。解放初，人民政府修建东安市场，又用大块石棉瓦修了罩棚。）
正街与头道街交叉的十字路口，为全场最冲要的所在。东、西、南、北，四面摆着四个鲜货（水果）摊。东是郭四、刘春，南是名叫姬老的商贩，西是刘鸿印哥儿俩，北是于焕章等三人合伙。他们贩卖水果之外，随节令也卖些糖葫芦、豌豆黄一类的吃食，郭四带卖空竹。
刘鸿印老人回忆起宣统年间他把苹果、樱桃卖给宫里的事。他说，他进宫卖果子，先是交结了管挑金缸水（消防用）的太监曹五头。皇宫里大年三十夜，要用大个儿的苹果二、三百斤放在神像前上供，还要用小个儿的苹果500斤，备大年初一早上宫里每人拿一只咬一口，取平安吉祥的意思。苹果大的和小的，个儿要匀。头几天，由曹五头传话给刘鸿印把果子张罗妥当。在大年三十的白天，穿上预先给他的进宫衣衫，挂上腰牌，由曹五头引路，带着他把苹果送到内务府掌礼司果子房交验领款。这些果子，只在宫里过一夜，初一晌午，仍由曹五头卖给刘，刘再拿到市场去卖。这样做虽然要花一笔钱，但仍是一桩有利可图的好买卖。还有一年的端午节，宫里要刘办500斤白樱桃。刘向德胜门果子市辗转托人，东奔西跑的勉强凑到300斤，正着急没法交差。太监陈四来对刘说：“不要紧，差的二百斤你折钱，由我去安置。”实际陈少分给每处宫院一些樱桃，而把这笔钱私分给太监，这也是太监们耍的花招。
“茶园”的出现，是市场里一个新兴行业。“茶园”，就是现在的京剧院。早年的戏园子，座位不是面向戏台，而是摆的方桌子，四面坐人。来人可以边听戏边喝茶，因此习惯称之为“茶园”。“吉祥茶园”，是一个被别人称做湘王的太监集资开办的。“吉祥茶园”在市场东路的北头出现之后不久，有个名叫于庄的人，又在西路上盖了“丹桂茶园”。梅兰芳、王凤卿、孟小冬、谭鑫培、金秀山、杨月楼等许多名角在这两个园子唱过戏，老十三旦侯俊山，也来反串过武小生。市场有了戏园，大大方便了东城、北城听戏的人们，不必再象往年绕道前门去南城听戏了（清制内城不许开设戏园、旅馆、妓院），所以极受欢迎。稍晚，在“丹桂茶园”以南，又盖“中华舞台”；再往南，又开了个“同义商场”。市场中门，就是在这个时期开辟的。
在第一次大火前不久，市场里也出现过电影院，叫“东安电影院”。这个电影院很简陋，只是搭个席棚，没有台，在地上竖个木架子，张块布幕，放些板凳。要是幕前面客满了，幕布后面也卖座。上映的影片，都是外国侦探片子，放映时，有人讲解。这个电影院开设不久，遇上大火被烧光，没再恢复。后来这里改建为“润明楼”菜馆。
从1912年第一次大火后到1920年第二次大火的9年之间，市场里新出现的买卖有西路北头的畅观楼；中路一进大门，有中兴楼；头道街拐角处有青莲阁。这些“楼”，一般是楼下开铺子，楼上是清唱茶座和台球房。只有畅观楼有茶座而不设清唱，开的是照相馆、镶牙馆和台球房这类比较清静的买卖。
市场东路上的杂技场，更是五花八门。有唱大鼓的，说快书的，玩杂耍的，摔跤的，拉洋片的，看相算卦的，还有听“话匣子”的。这种“话匣子”，不是大家熟悉的带大喇叭的唱机，它类似“八音盒”，把音律钉在铜棍上，外面用硬纸套着蜡管放在匣子里，用手摇把开动弦条。听的人把两根皮管（象医生的听诊器）塞进耳朵眼里，才能听到匣子里的发音，多半是外国歌曲，每听一次收铜元一枚。
市场逐步发展着，商品随着风俗时尚的转变，更多地吸引了游人顾客。不仅劳动大众是“老客人”；旧时的王孙公子、贵族命妇以及军阀、官僚、太太、小姐、少爷们，也成为这里的“新顾客”；外国洋人也走进了市场。机灵敏感的商人意识到还只是卖些“低级货品”，就不能适合有钱人的胃口。于是，市场里的各行各业日趋奢侈，洋货也就逐步充斥了市场。
市场里小摊儿一天天增多，连中路西路之间的大道上也摆了地摊。铺面屋不够应付新来客户的需求，因而又扩展南花园为市场。
这时，南花园只剩下几棵松树和几块假山石，地势低洼遇雨成塘，只是个名存实亡的花园。商贩们先在空地上靠东和靠南两边盖房，有卖“彩票”的，有地球房、台球房。西边最初是几个席棚，摆些杂货摊，后来改建为名称“德昌”的一大片铺面屋。这里开过古玩店、金店、鞋帽铺和书铺。不过这里地处南头，位置较偏，买卖不如北头好，人们为玩球而去的居多。直到开辟了南门，这里的生意才兴隆起来。
东安楼是扩展南花园时修建的，楼上也是清唱、台球，另辟精室称“沁芳茶楼”，专为清朝贵族男女来场游息而设。
一进市场南门，有一段空地。早年顾客坐车来逛市场，车辆就停在这里，后来车辆一律停在场外大街上，这块空地就闲着。执事的孔管理，嫌这里空着难看，考虑到冲着大门，得摆个象样的摊才合适。他去劝业场请来一家珠宝翡翠玉器商，朝大门摆着。商贩们当时开玩笑地说：“只有它是请进来的，而且是个'宝摊’。”
当初的地摊上，也有卖书的。但不过是卖些小调唱本，没什么正经的东西。后来郑佩珊首先在畅观楼下开设佩珊书社，开始卖些石印线装的旧小说，之后添铅印书，那时称为洋版书。再往后，楼昇成哥儿俩也开书社。还有个姓向的，挤进二道街摆摊，也称书社，有了书社，跟着就有卖文房四宝的“景星堂”出现在“畅观楼”下。
商贩们正在憧憬着发财致富的前景，1920年（民国九年阴历五月中）市场又被大火烧成瓦砾。商贩们称这是第二次大火。仅仅东北角的东来顺、吉祥茶园，中路头道街口的青莲阁和紧挨着的中兴楼没有波及。据说是他们用钱买通消防队，才得以保全下来的。
关于起火的原因，大家这样传说：“这把火起于二道街东段路南锦义兴耍货铺，铺主文焕章因买卖赔本放的火。”要说耍货铺这个行当，那时都看大三成利，70元的本钱，可以赚30元；就算小三成利，100元本钱也可以赚30元，养家活口是不成问题的。锦义兴本身并没有赔，是文焕章的儿子到南方去倒腾买卖失败了，没法弥补亏空，就不择手段，放火烧店。说是放火，但抓不到证据。文焕章那时已是六十开外的年纪，在前清做过小官，对他无可奈何；再说要赔他也赔不起。商贩们只好自认晦气，宫厅也只得以“不戒于火”为原因，不了了之。
商贩们都迷信“火烧旺地”，认为东安市场“能养人”，第二次大火后又重整旗鼓，在火场废墟上力图恢复旧业，恢复速度比第一次大火后更快。主要原因是金融资本家们改变了过去对市场商贩不屑顾盼的态度，如今也把他们做为放款对象了。中路的铺户和小摊儿争先恐后地恢复了营业。次年，丹桂、中华重建，不再作为戏园子，而改成了商场。畅观楼恢复旧观后，书铺、文具店和古董文玩摊儿，几乎都集中在这里，其中也有收买外国文玩的。东安楼于1928年重建时，换了主人，改称东庆楼。桂铭是最晚盖成的一个商场。同义商场被火焚后，原地产业主任月峰与陆某涉讼获胜，就租给一个资本家，修建了桂铭商场。合同期满，房产仍归任姓所有。
南花园里，除东、南、西三面铺屋照旧恢复外，中间又添盖了八间花厂子。后来有一户卖金鱼，有一户卖通州土产陶瓷。
解放后，相面算卦这套迷信行当都取消了。可是当年，在东安楼下那个地方，赵虎臣摆地摊相面算卦，居然以此发财致富。他在第一次大火后，就搬进了三道街路东正街上的一间铺面里，挂起“问心处”招牌。普通一卦收五角钱；合婚要一元；碰上“达官贵人”来算卦，说不定就能要上十元、八元大洋。即便如此，赵虎臣的生意兴隆，还是应接不暇。
杂技场上五花八门的玩艺儿，在第二次大火后，陆续消失，以至绝迹。原因是小吃摊儿是固定在这里摆摊的，而耍玩艺儿的不固定，也许耍上三、五天或十天半个月，又赶别的场合去了。这时候的小吃摊儿，一是还在露天，要受雨来便散的威胁；二是“体面人”不太愿意在露天的摊儿前坐下来，望望便走了；更主要是摊户在这些年中有了积累，也想搬进屋开铺子，能做更多的买卖。于是小吃摊贩使钱买通驻场巡官和管理员，逐渐乘隙把耍玩艺儿的摒除出去，把地租给摊户盖房开店。就这样此起彼伏，逐步排挤，小吃店群代替了原来的杂技场。
东安市场里的商民公议联合会，会址设在市场对面的菜厂胡同，三年一选。中兴楼百货店的傅心斋、瑞兴隆鞋铺的党芗洲、稻香春的张春山、东昇玉的玉鹤亭，先后当过会长。
东安市场自1903年初创至1949年北平解放，在这46年中，经历了清代封建王朝、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其间又先后遭受日本军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蹂躏。历代反动政府一方面在这里征收大量的苛捐杂税，一方面又对商贩们投机取巧牟取暴利的行为，给予了种种的支持和方便。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领导和管理下，东安市场走上了新生的道路。它的一些经营管理经验，对今天加强社会主义商业工作，也仍然有着很好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