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离陋谬，走向理性——谈武术史研究

武术自由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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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中国武术研究长期在陋谬中徘徊，尤其在诸多历史问题上，其判断逻辑常常可以脱离人类普遍的认知逻辑而独立存在。在武术界盛行种种诡辩之说。不懂、不知、不愿面对事实本身，撇开史料记载与逻辑关系，以讹传和表面现象为据，横蛮草率的下定论，成为1949年以来诸多“武术研究成果”的惯例。这种“研究成果”并非以事实为依据，主要反映的是研究者的立场而已，可谓是以立场代替事实的“研究成果”，因此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如对太极拳创始人的认定，如对清末民初以来武术人物的评价，如对清末民初以来武术成果与成就的评价等，无不如是。在民间武林，有人宣扬什么“武林无信史”，其真实目的是为他们的肆意捏造寻找借口。

的确，武林中的种种传说不能成为信史，如什么“杨无敌”、“太极一人”等说法，在杨露禅、陈发科生前以及死后的30年内的各种史料中皆无相关记载，属于无稽之谈。此外，还有一些在当事人去世多年后，才冒出来的由他人代笔的“回忆录”，亦存在着诸多讹传和捏造的谎言，如2000年后冒出来的两个版本的“高振东回忆录”即属于这类参杂着诸多由编写者捏造的谎言的山寨式的“回忆录”，自然亦非信史。但是，对于那些在当事者生前就有记载的史料，经过依据相关的已确定的史实进行辨析，是完全可以做到总体上还原真实的历史情景。如当年关于孙禄堂的诸多史料记载，是完全可以相对真实的还原孙禄堂这个人物的。所以，武林中的信史并非不存在。

因此在对人物进行评价时，在评价的定位上就要进行分级定位，如对杨露禅、陈发科等的评价是在他们去世多年后，其后人传说为……，而对孙禄堂的评价则是史料记载是……，二者不在同一个层级上。所以，并非是“武林无信史”，而是你们要不要信史，愿意不愿意面对信史。这是一个究竟要由立场去代替武术史的研究，还是要按照历史科学的方法（即以证据和逻辑为依据）去进行武术史研究的问题。

在中国武术史的研究中，还有一个十分浅薄的观点，认为根本就不存在真实的历史，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捏造的泥人。如果按照绝对真实的标准，不仅历史，现实中也不存在真实。那么是否一切都可以戏说？问题的核心是所谓真实的历史是一个相对于真实的层级问题。譬如关于历史记载，对于记载事件的真伪是可以依据史料进行辨析和争论的，但不能把后人的杜撰说成是历史记载，同样也不能面对史料中存在的记载去否定存在记载这件事。此外，对于史料记载进行辨析时，也不能想当然，而是要依据同等层级或更高层次的史料进行符合人类理性认知逻辑的辨析。对于近500年来的武术史，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尤其对于清末民初以来的武术史，相关史料足够丰富，做到这一点更不难。关键是想不想搞清楚中国的武术史。

多年前，我就曾提出辨析史料的五个基本原则：

（1）史实性，有可确认的当年实物（出版物、报刊或物品）作为证据。

（2）时间性，相关史料与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同期性。

（3）公信性，史料的公信性强弱分析与判别，包括人的公信力和物及文字资料的公信力。

（4）权威性，不是当年任何史料都具有同样的可靠性，还要看出处的权威性。

（5）互证性，史料之间能否互相印证。

史料符合上述五性的程度越高，史料的可靠性层级就越高，可作为辨析依据的权重与价值就越高。对于中国武术史，需要以此作为史料辨析的依据，进行符合逻辑的重新审视，于是不难发现一部符合历史科学范式的武术信史，同时发现多年来人们在武术史诸多问题的认识上，曾经是多么的荒谬。

所以，武林岂是无信史？！

对武术史的研究并非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严重影响着人们对中国武术的认知，同时也严重影响着中国武术的发展与推广，包括对中国武术诸多基础技术问题的认识。所以今人不可继续把中国武术史当做泥人肆意捏造。研究中国武术史必须回到符合历史科学的认知逻辑和认知法则上来，而不能把中国武术史作为一个“异物”跳出历史科学的认知逻辑和认知法则的限定进行肆意装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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