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军专栏：意在自然——田园诗与山水画（三）

无待于外与乐在其中

　　寂寞并非真空，孤独是有压力的，未经体验的孤独看上去很美，真正品尝孤独则需要勇气。涧边幽兰，篱外霜菊，文人多以自喻，若能远避陈尘俗孤芳自赏，诚高士之风也。然缺米举债，五柳凄惶，秋风破屋，工部哀嚎，韩信受辱于胯下，曹雪芹为红楼赊酒，都不是很爽的事。安于贫而乐其道，难矣哉！是以君子必先自立，然后方能固本守拙，期有所成。韩文忠公：“足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诚哉斯言！

　　中国文化中向来有虚伪的传统，文人多有矫情，那些自诩清高者看上去飘飘然如化外之人，几乎都是装蒜。不要轻信他们的扭捏作态，不要相信他们的口出狂言江湖义气。人生于现实之中，全无烟火气，不仅不可信，也没了人情味儿。纵观古今，凡大家大师几乎都是朴真的，绝少现代人的炒作。如果有谁自诩高人或标榜出世，多半是骗子。

　　真正超脱于俗世的，不仅很少，也很难，但和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是可以做到的。艺术家如果不做隐士，至少，他们应当适度地躲避闹事和杂物，少一点对声色犬马酒色财气的关注。这方面，有无数的教训，但是，接受教训的人还是不多。

　　爱因斯坦说：“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和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直觉和思维的世界。”为心灵找一块相对安静的环境，是创作的必要条件。

　　韩愈反对隐居，认为无待于外，积极参与实际生活并且努力贯彻儒家观念，才是德行。王羲之本来也秉持了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晚年受了挫折，心灰意冷，归于山野田园之中，乐享天年去了。他们两个，一个是诗人，一个是书法家，其生活实践对今人依然有值得借鉴的意义。我以为：对于从事艺术创作的人，首先要积极参与现实生活并从中获得灵感和热情，而且要乐在其中。另一方面，要适当的保持与现实的距离，不是逃避，而是为了保持相对平静的心理状态。

花香寂寥处　

　　我曾经撰过一聊：花香寂寥处，人俗热闹时。

　　一个终身都为琐事而忙碌的人，一个时刻关心宠辱计较贫富的人，一个纠缠于风云阴晴的人，不可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因为他们过于现实，因此失去了思想的空间，没给艺术留出继续发酵的机缘，甚至没有时间去多想和艺术有关的事。陶渊明写了很多诗，情致高逸，常人难以企及，和他远离尘嚣有密切的关系。

　　但是，很多住在深山老林的人为什么没写出好诗或创作出令人称道的艺术品呢？为什么身在繁杂都市中的人却创造出许多伟大的艺术品呢？看来，远离红尘或无视空间元素，未必就能成为艺术家。外在的距离不能在审美上产生势能，只有心灵上的距离感，才有可能滋养艺术的灵感。

　　陶潜是一位顽强保持身心自由的诗人，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艺术的敏感，而且拥有高超的文字表达能力。这三点，既是陶潜成为伟大诗人的要害，也是艺术创作的必不可少的心理条件。陶潜只当了八十余日的彭泽令就辞官回家了。他不是挣足了钱回农村享福，更不是衣锦还乡，今人看上去颇有点落魄文人的情状。

　　在那篇著名的《归去来辞》中，陶渊明这样写道：“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他当官之前就贫苦，连酒都买不起。后来，“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本来“心惮还役”，只因有“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显然他是迫于生计的艰难而去做官的。

　　然而，“及少日，眷然有归于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干了没几天，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于是就想着不干这差事了。他自问，这是为什么？然后诚恳地说：“我的本性就是喜欢自然自由，不是能硬装出来的”。他权衡得失：“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虽然不得温饱，但如果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心里会更难受，这样下去会身心俱病。如果勉强自己。为口腹而劳役，更不好了。

　　“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不久，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正好找到一个机会，于是就辞职不干了。算下来，中秋至东，在官八十余日。近代有个大画家吴昌硕，也做过小官，他只干了七十几天就回上海了，大概也是不适应那种环境。

　　陶潜的可贵之处，在于遵从性情的安排。他知道自己不是个当官儿的料，于是就挂印而去。那时他依然贫苦，但是没有因为贫苦而羁绊于仕途。他需要畅快的精神生活，需要无拘无束的环境，哪怕贫穷冻馁也在所不惜。这里不是要艺术家都丢下饭碗去山里务农，而是说，艺术家要尽量尊崇性情，不做勉强的事，不给自己的良知为难，不单是为了创作，而是钟爱自己的价值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