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过年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大家好，今天先给大家拜年！祝大家猪年吉祥，全家人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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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围绕着“年味越来越淡”的话题瞎聊了些过年的内容——《现在的年变成了什么味？》。
结论是年味不是越来越淡了，是变味了。原因是社会转型，从农业社会转向了工业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社会管理转型的滞后，带来了无法避免的社会问题，人口的流动让过年味道与传统有别。所谓的“年味越来越淡”是传统的味道越来越淡了。
那么，现在的过年到底是个什么味呢？
昨天，我说是韭菜味，那是戏说。
套用龙梅子和王宝强2007年推出的一首歌名：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现在年的味道叫回家，换个说法叫返乡。
为什么要回家、要返乡？因为平时不在家、不在乡，是工业化、城市化所造成的。
放大点说，过年是农耕文明的传统，它基于乡土，基于家庭。
那么传统的过年味道又是什么呢？
当然不是回家，而是一个字——家。没有回。
在古代异地而居的是官员，从秦之后，特别是有了科举制度的唐宋以后，异地做官成了官场习俗。异地做官的目的是避免官员在本地形成地方势力，做大做强，现在也是一样。
这里有个误区，是不是官员在过年的时候都要衣锦还乡。
不是的，古代官府对过年没有那么重视，更没有什么假期。到了清朝，皇宫里的皇子过年也只放一天假。官员更没办法还乡，那时也没有飞机。
衣锦还乡主要体现在两个主要时段：
一是进京科举得中之后，回家报喜；二是古代的官员退休之后，要回到原住地，功成名就，衣锦还乡。
这才“乡音无改鬓毛衰”，乡里的孩童才“不识客从何处来”。
那么，古代的过年是不是像现在一样很热闹呢？
当然很热闹，但指的是乡村，古代的城市最热闹的一天是正月十五，宋以后基本是如此。
建国之后，春节也只放三天假，返乡的可能也不大。
我们现在的年味是改革开放以后的味道，是有了全国春节联欢晚会之后的味道，全国一起过大年。
这个味道是电视的普及带来的，完全是工业化的产物，放假七天（其实也是三天）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目的是促进消费。
也就是说建国之后，春节成了存在于国家层面的节日，而在此之前它彻彻底底是个民俗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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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传统民俗节目为什么能流传这么长时间而经久不衰，其内在的原因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生产结构——以家为生产单位，自给自足。
在古代，中央的统治权不下县，县以下村民自治，在这个自治的体系中家是最基本的单位。
也就是说，家是一种组织架构，这个组织架构有个很重要的功能是组织生产。每一个组织架构都要有它的权威性，要不然会乱套。并且这种权威性还要不断地被强调，过年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
这也就是过年作为一个民俗节日，却带有强烈仪式感的原因。
仪式感要制造的是神秘性和权威性，体现在过年就是祭祖和拜年。
入党、入团都要举行个仪式，通过仪式强化组织的权威，而权威是通过等级和秩序来完成的。
过年同样是如此，要给祖宗磕头烧香、原来小辈给长辈拜年也要磕头，通过仪式体现神秘性和权威性。
这些年城市化的过程产生了一代代城市出生的居民，他们是在新的社会秩序下长大的，建国以后、或者说民国以后所建立的新社会秩序是反传统的，我们叫反封建礼教。这个过程其实是建立新权威的过程，无疑，在这个过程中，家的结构权威性被打破，从而形成了国家至上主义，这里面的国家指的只是国，没有家。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家的利益服从国的利益。
但是文化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民间社会依然保留了很强的传统性格，这就是一个农村青年找了一个生于城市的配偶之后，生于城市的配偶不喜欢到农村去过年——规矩太多。
这其中反映的就是两种利益在价值观上的冲突。
农村过年有很多规矩，这些规矩要表现的就是家这个组织的权威性，传统文化的表述是长幼有序。
这些年，我们强调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长幼有序。
但当一个人的所有生活经验、生存技能并不来自上一辈传承的时候，单靠形而上的道德是无法形成秩序约束力的，家的权威性被生产模式的改变所弱化。在这种状态下再去强调传统文化就显得特别苍白无力，这也是很多回归传统主义者讲的“年味越来越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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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看，二战之后，现代的国家概念出现，这个国家是基于政权基础上的统一体。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国，在很大意义上讲的是归于政权的国，而非疆域、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上的国。国为了强化整体的权威性，就要放弃或限制家的权威性。这种改变或者叫做努力是从想建立新政权就开始了，也就是所谓的新文化运动。
这就是为什么民国建立之后要废除传统春节，不让老百姓过传统新年的原因。
表面看过年是一个民俗的节目，不带或排斥政治色彩，其实什么时候过年就是最大的政治权威，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尊正朔。
正朔就是一年从什么时候开始，以什么方式纪年。
夏商时一年就是从现在的正月初一开始，周朝灭商之后，为了强调统治的正当性，把农历十一月，也就是冬月定义为了正月，这样大年初一是十一月初一。秦灭六国统一天下之后，又往前提了一个月，把十月定义为了正月，大年初一就是十月初一。汉朝之后，重新修订历法，又回到了夏朝的孟春月为正月，也就是现在的正月，一直到民国成立，把一年的开始定义为了西历的1月1日。
各朝为什么这么折腾？就是要体现政权的权威性。
汉武帝之后有了年号，纪年也以年号为准，比如建元2年、正德6年、乾隆38年等等。按民国算今年是民国108年，朝鲜的主体纪年也是108年，它不是从建国算的，是从太祖出生的那年算的。这都是政权权威性的体现。
中国民间，特别是农村，在古代的时候是没有国家概念的，只有朝代的概念。也就不管你怎么纪年，民间该过年还过年，过年习俗就一直延续了下来。
而指导中国人农耕生产的也不是国家的纪年，而是二十四节气，不管你正月从什么时候开始，以用什么方式纪年，二十四节气是不变的。
这等于是民间所拥有的自然权力大于政治权力。
我们采用西历纪年是想融入西方社会，也就是工业化。显而易见，这个时候二十四节气就没用了，不管是冬至还是春分，都不会影响工业生产。
也就是说，我们的传统被打破了，民间所拥有的自然权力影响力降低，年变味了。
那么，我们还能回归传统了吗？
当然不能。
这个时候，就需要建立一个基于现代社会的、又与传统能相融合的民间体系，而这个体系能依托的还是家。
所以，我们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回家不单是过年时的行为，更是对思想回归的一种愿望。这种回归就是以家为中心，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国为中心。
这种回归的路径是家—国—天下，反过来是不行的。
说白点就是价值观的回归，价值观是谁重要的问题。
过年了，没什么比家更重要，平时也是一样，因为它更符合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