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高考那年，诸暨走出一位北大学子！他还留下了一份珍贵的记忆

绍兴日报-掌上绍兴客户端记者 王薇

“今天我回家探亲。当火车徐徐驶进诸暨车站时，我迫不及待地把头探出车窗外……祖国到处日新月异，家乡啊，你会有怎样的变化呢？”这是41年前，一位名叫徐启华的诸暨人在高考作文里写下的一句话。当时的他可能不会想到，他的这篇应试作文，会被刻成铅字，广为流传。

（浙江日报刊登徐启华的高考作文《路》）

昨日，“时代印记——绍兴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展”在绍兴市档案馆开展。在展出的360幅照片中，一张发黄的《浙江日报》报纸影印图片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上面刊登的是1977年诸暨考生徐启华的高考作文《路》。

四十年岁月沧桑，昔日的“学霸”少年已经走完了人生的路，而关于他的高考故事，却一直不曾被忘却。

25岁参加高考作文被传抄

1977年9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那年冬天，25岁的徐启华走进璜山中学，参加考试。那一年，像徐启华一样走进考场的，全国有约570万人。

徐启华祖籍诸暨市璜山镇大成庑村，由于其父亲早年定居上海，徐启华在上海出生并长大。1969年，正在上海格致中学读初三的他，被父亲送到老家插队务农。恢复高考那年，他是诸暨街亭供销社的一名政宣工作者。

（徐启华夫人从美国寄来的保存多年的准考证）

参加考试后，徐启华给在上海的父母写了一封信，“此次考试，我觉得轻松，门门都是从容不迫……作文题《路》，我写了一篇散文，得心应手，基本上发挥了水平。”

这篇作文，后来于1978年高考前夕刊登在《浙江日报》上，编者对此作了一段说明：“《路》是本省一九七七年度高考的作文试题。在高考中，很多考生根据这个试题在短时间内做出了各种体裁的好文章。一九七八年度高考将临，我们选刊了徐启华同志的这篇应试作文……”

见报后，这篇文章引起众多应考者传抄摹写。1979年，该文被收入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高考优秀作文选登》，并在文后附上点评：这是一篇构思精巧的记叙文。写《路》，可选的题材很多，要表达的思路也各有不同，而本文的作者却选取了极其一般，不为人瞩目的乡间小路为题材，通过小路的变化，诅咒了旧社会，歌颂了新中国……

当年参与高考作文阅卷的毕养赛和方向两位老师，对此文做了特别点评，认为其“立意较深，构思较好”。两位老师认为，文章通过丰富的联想，从一个侧面，写出了新旧社会的对比；通过特定的环境，在回乡路上的一个车站里，从一张车站时刻表上看到汽车已经通到了自己家乡，从写实到写虚，揭示了“路”的变化的深刻含义，文章层次分明，前后呼应，结构周密。

这篇高考作文见报时，徐启华已经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名学生。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徐启华填报的高考志愿上并没有北京大学，但北京大学来浙江招生的工作人员看到他优异的成绩，破格将其录取。徐启华成为恢复高考后诸暨第一个考入北大的学子。

努力和敬业的资深报人

诸暨市璜山镇徐家坞村由大成庑和上马宅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在大成庑自然村村口，一处明清砖木房子尤为瞩目。白墙黛瓦，马头翘角，颇有徽派建筑风格。

朝北的两间房屋，内里已经被泥瓦匠粉刷一新。徐家坞村村民马启煌告诉记者，徐启华在诸暨插队时，住的就是这两间房子。

今年63岁的马启煌是徐启华的表弟。1969年，17岁的徐启华从上海来到家乡诸暨大成庑自然村插队时，就和马启煌住在一起，直到1977年考上大学。

（马启煌保存的与徐启华有关的资料和物品）

那一年，马启煌14岁，正上初一，徐启华则是一名初三的学生。两个年龄相仿的少年，自此开始了一段愉快的相伴时光。

“被北大录取后，家里人都很兴奋，但他只给家里发了7个字的电报，也从未在我们面前表现出很兴奋的样子。”在马启煌的印象中，表哥一直就是一个沉稳的人。

大学毕业后，徐启华曾先后任上海《文汇报》文艺部主任，《文艺百家》主编，《书林》杂志特邀编审，并兼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新学科学会理事，上海青年理论工作者协会会员等。

后来，徐启华和家人在美国定居，担任《天天日报》采访部主任，《美中导报》《神州日报》《国际日报》《美西侨报》四大报社总编，《环球文汇》杂志总编及总裁。1994年起，参与《美西侨报》的创办工作，担任该报编辑部主任、总编。2001年起，以南杉为笔名，在《侨报周末》的“周末视点”栏目中撰写时政论文，就国际问题、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及中国社会经济等问题共发表90多篇文章，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表哥一直笔耕不辍。”马启煌说，到2003年止，徐启华一共发表了70万字的理论和评论作品，30万字的小说、诗歌、报告文学、新闻报道。这些文章和作品发表在《人民日报》《文汇报》《当代》《文艺报》《电影艺术》《小说界》等诸多报刊杂志上，成为一个很有学问和实力的美籍著名资深报人。

（马启煌探访与表哥住过的地方）

除了努力，徐启华的敬业更让马启煌感佩。一次，马启煌到上海看望徐启华，当时，身为记者的徐启华正忙于洪灾后的新闻报道，经常不在家。得知表弟前来，徐启华打电话转告母亲，他会安排好时间回来。当天晚上，分别多年的两人特别激动，但相聚的时间只有15分钟，徐启华带着一脸歉意又匆匆赶回了报社。“后来我才知道，表哥那天的晚饭，是在办公室里用茶杯泡了点菠菜叶子，加了点盐吃的。”马启煌说。

这是高考后兄弟两人第一次相见，令马启煌遗憾的是，这竟然也是兄弟两人的最后一面。2003年10月，徐启华因病在美国去世。

“表哥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会给我寄书，上面还有他写的话，这些书我还保留了一些。”马启煌说，村里还有不少人知道表哥的故事，徐启华原来住过的老屋维修完毕后，他将在那里开设一个徐启华纪念馆。

徐启华去世后，马启煌收到来自美国的表嫂的来信，随信寄来的是徐启华的日记、插队时发表的文章等资料。表嫂在信中说：“几十年来，不知道搬过多少次家，最后从中国搬到了美国，但是有一只信封他却始终珍藏在身边。信封里放着三样东西：1977年的高考准考证、1978年2月26日下午6点41分发给父母的电报、高考后写给亲人的信。”马启煌表示，这些资料都将被收入“徐启华纪念馆”中。

高考作文体现时代印记

马启煌告诉记者，因为表哥的高考作文被刊登在浙江日报上，所以每年高考时，他总会翻出这篇文章来细读。“他当时住在农村，写的都是农村的事，表达的也是希望农村越来越好的愿望。”

在这篇作文被市档案馆展出后，也引发了许多人高考作文四十年发展的思考。

“那一年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它意味着知识改变命运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国家对人才的重新重视，意味着一个万物复苏的春天终于来临。这篇文章在今天来看，无论是内容还是手法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痕迹，这是整整一代人的烙印，但我们可以想象当这样一批年轻人获得人生另外一种可能的时候，他们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走进考场。”在读了徐启华的《路》后，绍兴一中语文教研组组长谢澹老师认为，大概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人心中，高考才有如此重要的位置。

绍兴一中资深语文教师郑小平认为，高考作文命题，体现了时代精神的不断变迁。

“1977年时，我的一位兄长也参加了高考，当时我12岁，听他回来说，高考作文题叫《路》，那位哥哥采取了比较虚的写作手法，更多地写了方向，变革层面的内容。”郑小平回忆。

1983年，郑小平参加高考，作文命题根据漫画《这下面没有水，再换个地方挖》，写一段300字以内说明文字;写一篇议论文，800字以内。“当时命题思路也是挺发散的，有些人以此写毅力、恒心、成功，有些人则写的是理论联系实际。”郑小平说，80年代的作文命题，往往会关注社会、责任以及自身的修养。

而到了90年代，就比较注重内心的价值观和情感。郑老师记得，1999年她参加的一次高考阅卷，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这个题目其实可以展现很多学生内心的东西。”郑老师说，在阅卷时，有些学生写的是奉献的内容，有些则就会展现出一些自我的性格的内容。1994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题目是《尝试》，也有不少人写得标新立意，展现出了那个年代开始追求个性自我的一面。

“2000年以后，展现个人内心情感，价值观的，依然是重要的作文命题思路，如这几年有《坐在路边鼓掌的人》《文章和人品》等，均是对考生的思想体悟的考察。“但与此同时，文以载道，论述时事的趋势也在增强，如今年的高考作文《浙江精神》”郑小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