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丰乐队封神真相…

看鉴历史

传统历史文化2小时前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魔性的旋律一出来,许多青年小伙小姑娘就能跟着一起大合唱。

这首带有方言味儿的歌曲来自那个又土又潮的五条人。

这支乐队称不上是最优秀的,但绝对是最特别的、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当它走进大众的视野,立马引起了无数人尤其是青年群体的追捧。

五条人为什么能这么火?又为什么能引起广大青年的共鸣?

2019年夏天,一档特别的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拨开流行音乐的喧哗,首次将小众的乐队呈现到大众面前。

乐夏第二季播出后,一支特殊的乐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一夜之间,五条人这三个字火遍大街小巷。

和流行音乐不同,通常情况下,乐队的歌曲更难听懂、传播面更小,其粉丝一般是某个特定的群体。但五条人乐队似乎老少咸宜,神奇地和各个年龄段打成了一片,粉丝上至古稀老人,下至黄毛奶娃。

不仅年轻人一波接一波地跑去看他们的现场,郑州70岁的爷爷都在街头敲起架子鼓帮奶奶追星。

五条人之所以这么火,有人说是他们太接地气了,在以高雅为主流的音乐审美中,真实不做作的五条人便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

五条人到底有多接地气?先来看看他们的土味装备。

别的乐队都追求更高端的乐器,他们的鼓手却把垃圾桶翻过来敲,别的乐队出场都展示精致的队名,而他们的队名是用A4纸签字笔随手写的,别的乐手上台都打扮得相对正式,他们却喜欢西装配人字拖。

五条人乐队,一副乡村演艺团的画风,确实接地气,但接地气只是他们的风格,一边仰望着星空,一边描写脚下的泥土和土地上的人才是乐队的灵魂。

实际上,他们的音乐并没什么高深内容,唱的全是最普通的甚至被人们瞧不起的人,和最常见最容易被忽略的事,但听起来却不会觉得庸俗与乏味。

比如那首流传得很广的《阿珍爱上了阿强》,唱的不过是底层厂仔厂妹们间的爱情,但这种亘古不变的感情在歌中体现得无比微妙,又比如那首《道山靓仔》,唱的不过是一个生活窘迫还有点拽的县城青年,但此类小人物却在歌中展示出别样的鲜活。

当然以前也有音乐人写过这般烟火人间,但他们往往以自上而下的视角在写,带着批判语气在唱,喊着要脱离这种庸俗的生活。五条人不一样,他们是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写,用平和的语气在唱。

在他们的音乐中,没有控诉,没有愤怒,只有对平凡故事的记叙,这种温和反而体现出更强大的力量。对沉默的大多数普通人来说,比起打破、愤怒或批判的艺术,他们更需要一种对现状和自我的认同。

在访谈节目《十三邀》中,当被问及乐队为什么受到观众喜爱时,仁科曾说他们的音乐是“在日常中制造极端”。发掘日常生活中的乐趣,并用质朴的诗歌表达出来,大概就是仁科所说的“极端”。

新鲜的生活气息引起了普通听众的共鸣,质朴的诗意又点燃了普通人对生活的希望。在五条人的音乐里,市井与诗歌产生了奇妙碰撞,于是他们的音乐格外打动人心。

提起罗大佑,人们会说那是来自鹿港的罗大佑,而提到五条人,人们会说那是来自海丰县城的五条人。

《鹿港小镇》是罗大佑首张专辑中的第一首歌,他创作这首歌曲时,台湾经济百废待兴,与此同时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迫使部分年轻人从贫穷落后的小地方流向发展迅速的城市,歌中主人公就是这些背井离乡的青年中的一员。

五条人的音乐和罗大佑的《鹿港小镇》何其相似,他们同样关注到了一个巨大的特殊的群体“小镇青年”。

如果说罗大佑唱的是台湾城市化进程中小镇青年的乡愁,那么五条人传递的就是大陆城市化浪潮中小地方青年的心声。

不同的是,罗大佑借用的载体是他从未去过的鹿港小镇,五条人用的却是他们土生土长的海丰。

上世纪末期,城市化进程迅速推进,导致区域间发展极度不平衡,对小地方青年来说,大城市无疑是一个充满机遇的海洋,青年们跃跃欲试,人人都想到那里去寻找一块立足之地。

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和当时的每个县城一样,一边保留着原始而落后的经济,一边接受着来自大城市的文化,众多新旧元素混杂,既有满大街乱窜的摩托,也有街角播放的摇滚,呈现出一副“农村不像农村,城市不像城市”的景象。

仁科和阿茂(茂涛)就在这个又土又潮的县城里度过了少年时代,新的文化元素在他们心里埋下了一颗音乐梦的种子。仁科上初中时就开始组建自己的“乐队”,而阿茂通过四处淘来的打口唱片,广泛聆听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

但这段时期,他们并不相识,直到2003年,两人才在海丰原创音乐会上相识。此时,阿茂已离开海丰,在广州组建了一支四人的乐队,而17岁的仁科刚从海丰的工厂辞职,来到广州投奔阿茂。

原本四个人的乐队,加上仁科,就成了五个人,取名五条人。所以五条人原本是有五个人的,乐队名取得没毛病。只不过由于乐队没有固定收入,其他人陆续退出了,只剩下仁科和阿茂两个钉子户。

时间来到2008年,对五条人来说,这是乐队的元纪年。

这一年,仁科和阿茂开起了自己的唱片店,也正是这一年,他们遇到了周云蓬当时的经纪人佟妍,佟妍看了他们暖场表演后,当即表示要帮他们出专辑,于是经过一年,五条人就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县城记》,正式开启了他们的音乐生涯。

首张专辑中的故事大多发生在海丰,也都采用当地方言演唱,所以第一批粉丝一提到五条人就会想起那个南国小城。

尽管在第二张专辑《一些风景》中,五条人开始更多地采用普通话,而到2015年第三张专辑《广东姑娘》发行时,故事已不再局限于海丰县城,人们还是不自觉地将五条人与海丰联系在一起。

从小镇到大城市,从小镇青年到乐队歌手,从寂寂无名到小有名气,是五条人的成长历程,也是无数小镇青年共有的成长经历。五条人妙就妙在用独特的音乐美学记录了这种切身感受过的变迁。

有网友评论说,五条人的歌就像纪实文学。许多人都能从五条人的歌里看到自己家乡的影子,每个县城似乎都有那么一群穿着破拖鞋、骑着破单车还自信满满的青年。

当然,五条人现在已经签约摩登天空,正式以音乐为主业,他们的音乐也开始有了许多不同的主题,他们开始唱情歌,甚至开始接广告,但大多数粉丝们并不反感五条人的“商业化”。

因为他们音乐的形式和内容变了,但乐队乡土气息和人文关怀的精神内核没有变。

大家相信只要有仁科和茂涛这两个钉子户在,五条人就会像仁科在节目里说的那样:宁愿土得掉渣,也不俗不可耐。

五条人唱着海丰,其实早已离开了海丰。

2001年,阿茂前往广州。那年他刚满20岁,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小镇青年一样,离开家乡时他并不清楚自己要靠什么谋生,但也不为未来担忧,只是希望能接触到更多的好音乐。

在广州城里,阿茂靠卖打口CD为生,当起了一名“走鬼”(广东话,指路边摊小贩),常常要和城管“斗智斗勇”。

2004年,仁科也离开了海丰,那时候他刚成年,和阿茂不同,他厌倦了眼前一成不变的生活,是从海丰逃走的。

仁科加入了阿茂,阿茂摆摊卖打口唱片,他就卖盗版书,尼采、叔本华等哲学家通过这些粗陋的印刷品影响了他的思想。

没生意的时候,二人就捣鼓音乐,没有人教,他们就自己琢磨。不仅自学吉他,仁科还自学了手风琴,没地方练习,就在半夜两三点,跑到喧闹的马路边上弹。

那时候,两人住在广州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中,那里居住条件恶劣,密密麻麻的楼群毫无章法地建起来,电线管道乱搭乱接,抬头不见天光,楼与楼之间只留一条羊肠小道,其中挤满许多麻雀商铺,脏兮兮的小饭馆、理发店、修鞋铺、碟片店、租书店、成人用品店……

但也充满江湖气息,潜伏着各色人物。租户大多是外地人,从落后的家乡来到偌大的广州寻找机会,也大多是无所畏惧的底层人,把这里当成进入大城市的一块跳板。他们之中有学生、IT从业者、“走鬼”小贩、发廊洗头妹、站街女、作家……当然,也有艺术家。

在城中村当“走鬼”的时期是五条人生活最艰难的时期,这是小镇青年努力融入大城市的过渡时期,有着身份转变的阵痛与荒诞。

上世纪末,无数小镇青年像五条人一样出走,但这些普通的个人已经隐没在历史中,只有五条人把生猛的现实转变成歌,把那些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小人物记录在作品中,比如,石牌村中就有个梦幻丽莎发廊,不过人家做的是正经生意。

因此,仁科和阿茂可以说是上一代小镇青年的代表,五条人的大多数作品可以说是小镇青年之歌。

或许对于五条人们来说,逃离还是留在县城,他们别无选择,从小地方到大城市,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选择。但对于如今这一代青年而言,他们有了更大的选择权。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城市化速度已经开始放缓,县城和大城市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部分小城镇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在县城也能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逃离已不再是县域青年唯一的出路。

但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开,那些拥有独立想法、不随波逐流、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有一分热就发一寸光的青年,绝对算得上平凡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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