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的视角审视时代

对于学界来说，当代文学史的条理或许早已清晰，但在大众文化中，当代文学史却一直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一方面，是因为当代文学史太接近“史”，这要求研究者同样要背负起史家的使命，在“地貌复杂”的当代史中挖掘出一条“山路十八弯”的文学进路；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代文学史太过于“当代”，研究者在执笔时难免需要对众多作家进行点评甚至批评，而在“文无第一”的文学世界里，如果书写者功力不足、积淀不深、威信不孚众望，那作品问世之日便是遭非议诟病之时。

所幸，这个时代终究还是有人能以如椽之笔，将这一段文学史娓娓道来。这个人，就是洪子诚；这本书，就是《中国文学1949-1989》。

《中国文学1949-1989》

政治事件与文学史

以1949年——也即新中国成立的年份——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为学界所公认，但在《中国文学1949-1989》一书中，洪子诚开篇便提出了一个问题：将某一特定的政治事件作为文学史的节点是否合适？

这个问题看似“敏感”，但事实上用政治事件定义文学发展历程的做法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成立的。魏晋风骨的简练刚健、盛唐气象的浑厚雄壮、乾嘉学派的谨小慎微……这一切“文风”背后莫不横亘着因政治而形成的“世风”。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一些历史事件会通过其摧枯拉朽的影响力改变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而打造出文学的骨架。当代中国史与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从20世纪30、40年代占据重要地位的“左翼文学”开始，到5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建立起绝对支配地位，再到80年代一元文学格局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步入多样化，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每一个起承转合背后都伴随着时代的刀劈斧斫。

洪子诚认可了1949年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但他的眼光还要放得更远。他认为，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自戊戌变法、新文化运动以降，中国文学从古典文学向新文学逐渐转变，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质的飞跃，直到孕育出中国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固然有其独立性，但从宏观角度来看依然是这一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勇于承认政治与文学的关联，是最基本的祛魅，跨不过这一关，就无法客观地品味中国当代文学的脉络；洪子诚在书中所表达的超脱与理性，也以此为基础徐徐展开。

政治是文学的目的

1949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是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在北平召开，从此时开始，毛泽东的文学主张被确立为中国文学的路线方针。不过洪子诚从这一主张的形成出发，更进一步将当代文学的肇始回溯至1942年，这一年在延安的一场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时的中国战火纷飞，前景不明，但此时解放区的作家们已经表现出了一种只有处于上升期的群体才会孕育出的朝气。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种朝气集中体现在新制度对新文学的指导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虽然这并不代表解放区的作家不重视“艺术性”——毛泽东同样认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但这一导向的确让当代文学在诞生之初就背负了一个极为简化的目的：政治是文学的目的，文学是政治的手段。用这两句话来形容自共和国成立起至“文革”结束前的中国文学史，都是恰当的。

如果将代表20世纪40年代中国文学最高峰的作家列成名单，那这个名单中将有以下名字：张爱玲、钱锺书、巴金、沈从文、艾青、穆旦、萧红、曹禺……在今天，仅通过这些名字也能轻易联想到当时中国文坛是怎样一派群星璀璨。不过，当这些璀璨的群星进入1950年代时，不少人迅速被边缘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批更贴合时代潮流的作家。这一时期的主流作家主要有柳青、赵树理、郭小川、贺敬之、杨朔、魏巍等人。洪子诚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来自从事革命的“解放区作家”，另一类是1950年代初崭露头角的“新作家”，前者的“底色”是“红专”，后者的“底色”是“清白”。这种相似的背景直接体现在作家们的题材上：从作品来看，他们往往依照自己的生活经历，将表现对象从市民、知识分子转移到了农民、士兵，如柳青的《创业史》、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而更深的趋同在于创作观：他们一般不会认同有关文学独立性的观念，他们认为凭着“先进世界观”的把握，对社会、人生可以达到透彻的了解。

集体性的朝气使整个1950年代的作品都充满着明确的社会目标感与乐观情绪，然而缺点也是明显的：革命是这些作家的第一职业，而作为创作者的他们缺乏丰富想像力，缺乏在虚构基础上的艺术构型的较高能力，作品大都有纪实性、自传性。他们熟悉的人物、场景、感受很快用完，因而出现一种普遍现象：开端即巅峰，巅峰即终结。结果许多人都成了“一本书作家”，杨沫在《青春之歌》后、梁斌在《红旗谱》后、曲波在《林海雪原》后基本便停笔，这并不是历史的偶合。

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以苦难为养分的文学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这17年的文学被称为“十七年文学”。伴随着新老作家的迭代，这一时期文学界的路线逐渐稳固，但也经历了三次挑战——这些挑战让当代文学史在“当代史”的框架中呈现出更多可能性。

第一次挑战来自胡风。“胡风”这个早已从大众视野中谈化的名字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作为“理想主义”作家，他坚持作家们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而不是官员改造自己，甚至主张由作家自己组织编辑杂志取代为数甚少的官方杂志。第二次挑战发生于“双百方针”政策提出后。这一时期大量作家开始有限度地质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提出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撰写了很多反思性的文学理论文章，如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陈涌的《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周勃的《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到了1960年代初，红色作家领军人物周扬也开始尝试改变激进的文学路线，这意味着第三次挑战的开始。周扬独特的政治地位使得他有能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上抨击文学对政治的依附，强调文学的特质和作家创作在题材、风格上某种程度的自由。

在勾勒这几次以悲剧收场的挑战时，洪子诚的笔法静水流深；而当这些挑战最终收束于“文革”时，洪子诚的语调依然波澜不惊。在他眼中，“文革”时期的作品肯定通过革命手段建立现代民族历史意义，重申战争年代强调的群体意识与献身精神，限制与压抑个人欲望和个体独立，甚至为了不对严肃主题和真实性产生损害，所有的浪漫与传奇因素要加以限制与规整。

文学无法独立于政治，但文学有独特的筋骨，能够以苦难为养分。只有能经历住时代最严苛淬炼的文学家，才能够跳出个人立场去审视时代。

“滥情”的思想解放时代

时过境迁，“十七年文学”与“文革文学”使许多中国人对于设置的思想禁区和戒律产生质询、怀疑的强烈冲动，这种冲动最终孕育出了20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

从1949年到1979年，30年过去，“创作自由”四个字终于被认可。整个1980年代，中国文学界已不存在号令天下以建立统一局面的可能，“思想解放运动”必然会催生出“文艺复兴”。

洪子诚看到，那些曾受打压的作家，如王蒙、高晓声、汪曾祺等，往往比主流作家能够更快重新执笔，溶入新时代的文学创新洪流。此外，“知青作家”以及“文革”结束后才进入创作期的作家也登上历史舞台。在今天，这些人或许更为出名：前者包括韩少功、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后者包括冯骥才、刘心武。

一旦政治的枷锁被去除，中华当代文学的无穷潜力也被激发出来。从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开始，伤痕文学、朦胧诗派、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几乎呈井喷之势，太多被压抑的情绪通过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呈现出来，以至于后人在回溯这段时间的文学作品时常常会感到“滥情”。整个1980年代，文学创作处于一种非常宽松的环境中，相对开放的时代，就此来临。

刘心武《班主任》，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伤痕》连环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版

对于当代文学而言，这本小书足够担起“微言大义”四个字。正因为有了那些可爱的、优秀的、坚毅的创作者，文学才得以从历史的夹缝中挣扎挤出，并最终成为人们品味历史的珍贵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