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眼井还是吉安所
在北京最大四合院群落保护改造区的三眼井胡同西口的墙上,至今挂着一块醒目的路标,上面写着“毛泽东第一次来京居住地旧址 东城区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所左巷8号”。在胡同中部,一条向北延伸的胡同口的墙壁上,也嵌着一块中英两种文字的说明牌,介绍吉安所:“以吉安所为中心,西有吉安所右巷(全长233米),东有吉安所左巷(全长187米),北有吉安所北巷(全长152米),形成一个长方形的胡同群。明代这里是司礼监衙门,设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管理。司礼监是内廷的办事机构,负责管理皇城内一切仪礼、刑名、钤束,长随当差听事各役及关防门禁、催督供应。以后到了清代,司礼监改为吉祥所,为宫眷死后停灵的处所,取吉祥安葬之意。民国初年改称吉安所,西夹道改名吉安所右巷,东夹道改名吉安所左巷,现仍有吉安所部分建筑遗存。吉安所左巷8号是毛主席旧居。”而早在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北京市东城区地名办公室也曾在此挂过一个牌匾,上边写着非常简单的四行字:“吉安所左巷 北起吉安所北巷,南止三眼井胡同,全长187米,宽3米,民国36年称吉安所左巷。此巷8号为毛泽东故居,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所有这些都说明,吉安所左巷8号即是革命文物地,且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但当地居民又记得,前不久胡同两头还张挂过同样中英两种文字的说明牌,介绍三眼井胡同:“胡同全长306米。三眼井胡同清朝属皇城,乾隆时称三眼井胡同,因胡同内有一口三个井眼的井而得名。宣统时称三眼井。后其井因阻碍交通被毁掉。1965年整顿地名时将二眼井并入,改称景山东胡同,1981年复称三眼井胡同。今胡同内61号院,是毛泽东早年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这里又明确指出,三眼井胡同61号院才是革命文物地。只不知因为什么原因,有关部门又把这个牌匾拆掉了。
毛泽东初次来京所居之地,就此有了两个不同的说法。
三眼井胡同位于东城区景山东街东侧,属老北京皇城范围内,其西侧的吉安所,在清代也叫吉祥所。据《国朝宫史》记载:“吉祥所,凡宫监毙逝,殡于此。”“宫监”与“宫眷”可不是同一等级的人物,“毙逝”与“病逝”也非同一性质的物事,因此这里应是宫中的太监、宫女死后,在下葬之前停放灵柩之处。宫中绝非太监、宫女的养老场所,在他们年高而无法执役时,都会被放出宫。因此真正死在宫中的太监、宫女,不是得了急病重病,就是出了差错而被责罚,甚至“立毙杖下”,景况都很凄惨的。所以这个吉安所并非吉祥之地。
毛泽东第一次从湖南到北京是在1918年,目的是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此行由杨昌济先生所促成。杨先生是湖南长沙板仓县人,早年留学日本、英国和德国,是学贯中西的爱国进步学者,此前曾为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伦理学老师,对青年毛泽东的影响很深。而杨昌济也把毛泽东、蔡和森两人视为自己最有才华和必有成就的学生。杨昌济于当年5月应蔡元培先生之邀,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因而举家北迁赴京。当他得知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正积极倡导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后,便写信告之毛泽东,嘱他尽快来京,为湖南青年赴法作联系和准备,因而有了毛泽东的首次北京之行。
毛泽东于1918年8月19日到京,最初短时间寄居于杨昌济在鼓楼东豆腐池胡同的寓所。杨先生很快介绍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以解决生计问题,为了工作的近便,毛泽东与蔡和森、罗章龙等七人,在距北大红楼不远的三眼井胡同一个小四合院租屋居住,大约住了半年时间,使之成为毛泽东在北京的第一个故居。
毛泽东自己显然对这段时间不长的生活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诺所著的《西行漫记》一书,写到在陕北采访毛泽东时,毛泽东专门谈到了在此的旧事,他说:“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时,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而还有一些考证和回忆的文字记述说,院内呈长方形,作为正房的北屋共三间,旁连两间耳房,毛泽东等8人租住的房间,就是正房西侧的屋子,面积约有十多平方米,每晚回来,8个人就睡在靠窗所砌的土炕上。据房主讲,这些年轻人都是文化人,待人和气、友善,出来进去都不忘与房主打招呼。
这次来京,虽然毛泽东待的时间并不长,他自己也没有走向赴法勤工俭学的道路,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却结识了李大钊先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寻找救中国的革命道路,促使毛泽东向马列主义者转变方面,仍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眼井胡同61号院和吉安所左巷8号院,现在还都在,基本保持着早年的样貌。吉安所8号院一直是私人住户,李姓房主称祖上从清光绪年间买下此院,至今已五代,一直自家居住,从未对外出租,不知因何被认定为革命文物。而三眼井61号院外的一位王姓长者则说,听过毛泽东早年在此住过的说法,但被传为毛泽东所住的房屋,应该已被住户拆掉重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