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再传“瘟疫始于大雪、灭于清明”了，历史的上瘟疫与季节无关
原创 老羊铲史
1.
瘟疫肆虐时间太久了，人们都盼望着早点结束，
于是，前一段时间就有人总结了一个历史上疫情产生和结束的的规律：
瘟疫始于大雪、发于冬至、生于小寒、长于大寒、盛于立春、弱于雨水、衰于惊蛰，完于春分，灭于清明。
这个规律还煞有介事的做了传统节气上的推算：
始于大雪：2019/12/ 7 大雪
发于冬至：2019/12/22 冬至
生于小寒：2020/ 1/ 6 小寒
... ...
衰于惊蛰：2020/ 3/ 5 惊蛰
完于春分 : 2020/3/ 22 春分
灭于清明 : 2020/4/ 04 清明
有盼头了，疫情应该快结束了！
心愿非常美好，可是，现实残酷的有些让人受不了。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瘟疫，从来就没有按着这个季节变化的规律而发生。
2.
新华社3月9日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近日在日内瓦表示，尚无证据显示新冠病毒会在夏季自行消失，当前各国应全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瑞安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尚不清楚新冠病毒在不同气候条件下如何活动和表现。”
他强调，必须假设新冠病毒在夏天仍具有传播能力。为此，各国必须抓紧行动，而不能指望新冠病毒会像流感病毒一样在夏天自行消失。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追查源头是非常有必要的事。但目前最需要做的，是赶紧的控制疫情蔓延，世界各国团结起来，坦诚的互相沟通信息，研制出疫苗。
世卫组织也应该干点正经事儿了，班德塞，有点儿对不起德先生和赛先生。
不要指望夏天来了，疫情自己就会消失。
因为，历史上的瘟疫，和季节无关。
3.
在远古时期，中国就有了关于瘟疫的记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有“蟲”、“蠱（蛊）”、“疟疾”、“疾年”等文字的记载。《尚书》、《山海经》和《左传》里有了“疠”这个字。
战国的时候，各国之间交往频繁，国与国之间就已经有了防止疫病传播的做法。《云梦秦简·法律问答》记载，“诸侯国有来客，用火熏其车上的衡轭”。
为什么要用火熏呢？因为当时秦国雄霸关西，诸侯使者，络绎不绝。
来客的车马辕轭上附着有许多小虫子，容易传播疾病。因此，秦国对来客的辕轭以火燎烧，防止通过动物携带，将本不属于本国的物种以及可能引发疾病的寄生虫消灭在国境入口处，以达到灭虫防疫之目的。
早在秦穆公之后，由于秦国的战事渐多，秦国的卫生事业逐渐居于各国先进行列。到春秋末期，秦国已成为当时医学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许多名医均出自这里。
现在有的地方新媳妇进门，要从火盆上迈过去，估计也是从这里流传下来的。
在抗击瘟疫的问题上，秦朝的时候，就已经使用了隔离的办法，1975年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关于刑事处罚的名称里，有一种刑罚叫“定杀”，就是把人投入水中使其淹死的一种刑罚。
《法律答问》说：“生定杀水中之谓也”，那么何种犯人适用定杀呢?
秦简《法律答问》有两处记载：
其一，“疠者有罪，定杀。”
其二，“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疠，问甲何以论？当迁疠所处之：或日当迁迁所定杀。”
由此可见，定杀是对特定犯罪人适用的刑罚，即专门对患有麻风病的犯罪者使用，将患疾疫的罪人抛入水中或生埋处死。
秦国地处西北，冬季河水结冰，断不能直接把人投到水里面去，所以，不排除这里夏秋季有瘟疫产生。
4.
有明确时间记载的瘟疫，始于汉朝。
元始二年（2年），青周大疫，汉平帝诏曰：“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这是官方为百姓置办药品，防治瘟疫本身就是政府的责任。
有具体时间记载的是王莽的新朝以后，《后汉书·王莽传》记载：
王莽天奉三年（16年），丙子年，“二月大疫，冯茂在句町，士卒死于疾疫者十有六七。”
此外，史书还有很多记载：
王莽地皇三年，壬午，“大疾疫，死者且半。”（《后汉书·刘吉传》），这个壬午，是夏天。
建武二十五年（49年），己酉，“武陵五溪大疫，人多死。”（《后汉书·马援传》），己酉，是秋天。
元初六年（119年）“夏四月，会稽大疫。”
延光四年（125年）“冬，京都大疫。”
元嘉元年（151年）“正月，京都大疫。二月，九江、庐江大疫。”
延熹四年（161年）“正月，大疫。”
建宁二年，己酉，“疫气流行，死者极众。”（《备急千金要方·伤寒》）
建宁四年（171年）“三月，大疫。”
熹平二年（173年）“正月，大疫。”
光和二年（179年）“春，大疫。”
光和五年（182年）“二月，大疫。”
中平二年（185年）“正月，大疫”。
从汉朝瘟疫发生的月份看，还是春天发病的次数比较多，但夏、秋、冬都有发生。
古代的瘟疫多数的是鼠疫，春回大地，万物复苏，雪藏了一冬的动物腐烂尸体融化，鼠疫产生的条件就有了。
5.
瘟疫发生不但不分季节，而且时间也长，跨年度、跨季节。
建安二十二年，疫疠流行。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说：“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第二年四月，曹操在诏令中说﹔“去冬天降疫疠，民有凋伤，军兴於外，垦田损少，吾甚忧之。”
那个时代最好的医生是张仲景，他在《伤寒论》自序中描述：“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张仲景的意思是说，那场瘟疫流行了十年，根本就没有分什么季节。
这次的疫情出现在湖北武汉，历史上湖北还有过一次比较大的瘟疫。
当荆州还叫江陵的时候，有过一次这样的瘟疫：
黄初三年（222年）九月，魏文帝讨伐东吴，江陵城被围，“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污染……令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
这次战争是吴、魏之间的第一场战争，因此魏文帝亲自坐镇南阳督战，江陵城内抵抗魏军者为吴将朱然，时江陵“城中兵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
有专家说，这次疫灾为“肿病”，似乎是痢疾，但时值腊冬，不当有痢疾大流行，且其疫病还被魏军带到河南，导致次年春南阳和许昌大疫，因此，估计是伤寒流行。
这次跨年的瘟疫，也没有挑什么季节。
6.
瘟疫的发生，不但与季节无关，而且与空间也无关。
前几天，有人把北纬40度画了一条线，把武汉和伊朗、意大利、法国、韩国、日本等串到了一起，认为有了一个纬度线的规律。
其实，瘟疫的发生和传播，不但不分季节，也不分地域。
金末年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元军围攻汴梁，汴京疫病大起，河南50天内有90万人病殁。“都人不受病者万无一二，既而死者继踵不绝。”当时汴京有城门12座，每日各门送出死尸多达2千具。
南宋的时候，度宗咸淳七年（1271年），浙江永嘉地区大疫。
南宋德佑元年（1275年）六月，常州等城为元军占领，城內居民四处逃窜，“民患疫而死者不可胜计”。
南宋德佑二年（1276年）闰正月，元军包围了临安府，德祐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
从1232年到1276年这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从南到北，瘟疫几乎没断。
江浙地区的纬度在30°左右，所以，瘟疫和南北方、纬度高低关系不大。
如果能找到规律的话，那就是这些瘟疫的发生，几乎都与战争有关。
7.
战争带来人口流动。
祯皇帝实在是运气太差，也是大明的气数已尽。
把他吊到煤山那棵歪脖子树上的，除了起义军，还有瘟疫。
陕西米脂李继迁寨的下岗职工李自成，1629年跟随高迎祥造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在明朝末年的记载中，与起义军一起纵横华夏的，还有瘟疫。
崇祯十年（1637年），首先是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很快，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
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祯十二年夏，商洛山中瘟疫流行，李自成、刘宗敏的义军將士染病，从此，起义军就带疫作战。
崇祯十三年（1641年），顺德府、河间府和大名府有大疫，人死八九，死尸处处枕藉。
崇祯十六年二月，瘟疫终于到了北京，病名叫“疙瘩病”。
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计》：
“大疫，人鬼錯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
紧接着，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戶，无一保全。”（《明史纪事本末》）。
崇祯皇帝最后一年的崇祯十七年，天津督理军务骆养性说，“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
在一些材料记载中，无论是李自成进京，还是多尔衮进驻，饱受瘟疫之害的明朝守军早就没有了战斗力，势如破竹，都是腐竹。
瘟疫肆虐的区域，多是起义军奔驰的场所。
瘟疫，灭了大明帝国。
据历史学家曹树基估计，明末的崇祯年间，死于鼠疫流行核心区即山西、直隶、河南三省北部的疫死人口，要占到这三个省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而根据外国学者估算，明末经过持续的干旱，蝗虫，鼠疫，天花和饥荒造成全国损失了40%的人口，整个国家元气大伤。
8.
起义军转战南北，加剧了鼠疫的传播。
瘟疫被老百姓俗称“传染病”，其关键在于一个“传”字。
所以，阻断传播渠道为第一要务。
需要在家隔离，就要老老实实的听从指挥。
毕竟春风至，鲜花总要开，瘟疫总会过去，美好生活很快就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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