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 青葱岁月——知青赤脚医生访谈录之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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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生长于美国的90后华裔女孩，喜欢钢琴、游泳，是个典型的学霸。2011年考入美国名校杜克大学读脑神经专业时，从来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知识青年”这些词。直到高中毕业，她的中文几乎是零，到杜克大学才开始学习中文。2014年暑假，20岁的她踏上了一段非同寻常的旅程：这位中文尚不流利的ABC女孩，做了一件让当代历史学家汗颜的事情：她只身纵横中国数省，遍访近百名知青和知青赤脚医生，为那一代青春作证，为这些口述的历史做出了感人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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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雪 珍 访 谈
访谈者：安娜(Anna Quian）
访谈时间：2014年6月6日、2014年6月7日
访谈地点：上海黄浦区老西门古玩茶城、上海市贵州路铁道宾馆二楼
在上海的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她的身影，她会时时叮嘱我在上海的吃穿住行，像典型的中国长辈一样，关怀备至。她没有上海女人常展现出来的那种娇柔和吴侬软语，风风火火的干脆和利落，真有些东北大妈的那种劲头，热情，率真，做事说话干净利索，没有一丝的犹豫。你很难想象当年一个只有16岁的上海女孩，甚至还处于情窦未开的花季，就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卷到了千山万水之外的吉林延边插队落户，而且一待就是几十年……
安娜：您好，想跟您谈一下您做赤脚医生的经验。因为我在美国是学医的，所以我在看资料的时候发现到中国赤脚医生这个群体，觉得很感兴趣。我查资料的时候看到西方人没有太多的资料，文章也很少，他们不太明白，不太懂赤脚医生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所以我很想从赤脚医生口中，了解你们当时在农村有什么样的影响，什么样的贡献。
张雪珍：我很高兴，你会选中我，专门对我进行一个访谈。我简单的说一说我的经历，1969年我16岁，什么事情也不懂的年龄，那时候正好赶上上山下乡的高潮，史无前例的。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生，那时每个人一定要下乡的，你不下乡不行，一定要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当时我们什么都不懂，16岁之前我连上海都没有出去过，要我选择到吉林、黑龙江、江西、贵州、云南，那么多地方，老师让你选择。当时我想选择到黑龙江去，16岁什么也不懂，黑龙江是农场，农场里面能挣工资，我闭着眼睛说，老师我要到黑龙江。老师说不行，你的哥哥姐姐都在上海，你一定要去插队落户。当时有一首歌《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在全国广泛的流传，我很喜欢听这首歌，就说那就到延边去好了。就是这么一首歌，把我唱到了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县，从此拉开了我不同的人生旅程。
在延边，一开始去真不习惯，45年前的中国也是比较落后的，不像现在改革开放了，那时候是计划经济，农村还是比较苦，没有上海好。一去的时候每天哭，实际上在火车上就开始哭了，因为上火车后才知道，我以后再也不能回来上海了，从今以后户口什么都到农村去了，原先我是上海人，现在到农村去了，而且到那么艰苦的地方去。坐了整整三天三夜的火车，脚都肿了，那也没有办法，只知道哭。
到了那里，哭完了之后，想想我还得好好干，看到贫下中农战天斗地，那么艰苦，他们能干，我为什么不能干，所以从今以后我也要好好干，跟着贫下中农干。刚到农村，我负责卖豆腐，做豆腐，在上海每个月每个人有一块豆腐，那是计划的，文化大革命之前都是计划经济，那时候不知道豆腐怎么做，到了农村一看，豆腐原来是黄豆磨出来的，然后加点卤水，觉得贫下中农真伟大。
下乡以后，他们推荐我当赤脚医生，我做赤脚医生是1968年开始的，那时候是有部队巡回医疗队下到农村，队里让我到延边军分区医疗队，学医学针灸，教我怎么样给贫下中农治病。后来又到县卫生院学习怎么做赤脚医生，我都很认真的学，在公社卫生院实习后，就开始帮贫下中农看病。开始很简单，你感冒了给你吃镇痛片，咳嗽了给你吃甘草片，那时候只有这些药，主要的是针灸。针灸是我们中国医学上的一大瑰宝，我现在针灸盒子和针灸的书都留着呢，留在村里的家里，延边永远是我眷恋的故乡，我农村的房子没有卖，我经常回去。
那边得肺结核的特别多，因为没有吃的，天冷，很难治好。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种病会传染的，我不知道，也不害怕，天天背着药箱，去给他们打针送药，天天晚上去，因为白天要上山种地，还要做豆腐，还要卖豆腐。当时生产队在牛棚边上，为我这个赤脚医生，搭了一个小屋子，大炕，东北冷，都是炕，里面放上草，算是卫生室了。当时只有一些甘草片啊，镇痛片啊，感冒药啊，那时候胶囊还没有，好的药都没有，还有一些针。针消毒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在集体户的灶坑里面做的，集体户做饭时，用我自己的饭盒，针头放在里面，再放到锅里，就这样消毒的。消完毒以后，晚上又去打针，给社员看病我很热心的，你有病了，随叫随到，背个药箱马上就过去了。
当时有个老人家，朝鲜族叫阿巴依，我们那里是朝鲜族地区，他得了面神经麻痹，我就开始给他针灸，先在自己身上试验，因为有几个这样的穴位很危险，部队的医生跟我们说像这样的针穴很危险，说你要慎重点扎，所以我先在自己身上试验，试验完了，看看我没事了，我就跟阿巴依开始治疗了。三个月，一共扎了三个月，阿巴依本来很难看的，嘴和眼睛歪斜，后来给我针灸过来了，三个月，就这样经过了三个月，阿巴依的病好了，脸也正过来了，他们非常感谢我，把我当自己的女儿一样，一到礼拜天就送好吃的东西给我。朝鲜族都头顶着大盆，阿玛尼就把各种各样的菜，咸菜啊，都给我送过来。我当时也是很感动，我没想到。我只是个赤脚医生，我做的都是赤脚医生应该做的。
安娜：您觉得当时赤脚医生对当地的影响是什么？
张雪珍：方便，救死扶伤。赤脚医生好在哪儿？不像医院，早晨八点开门，晚上五点就关门了，赤脚医生不是的，随叫随到，背着药箱。我在那儿虽然不是真正的大夫，但他们叫我张大夫，就是张医生，人家老百姓就这样叫我。
安娜：您当时去延边的时候，还有别的人从上海跟你一起去的吗？
张雪珍：有很多，一万八千，去延边的上海知青有一万八千多。
安娜：您当时去那个地方是跟其他知青一起住？
张雪珍：对，我们都是一个火车去的。
安娜：您刚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适应当地的习惯？
张雪珍：说心里话，当时去很不习惯。在上海不管怎么样，还有定量的米饭可以吃，但那里没有大米饭，都是吃高粱米、小米、苞米，真吃不习惯。尤其是小米，越吃越多，像沙子一样。现在的小米是好东西，玉米也是，营养食品，但当时你是天天吃，顿顿吃，当时真不习惯。但是不习惯你也得慢慢适应，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在学校里面表现也挺好，很积极，到了那儿全崩溃了，确实一开始受不了，一开始哭啊，没办法。
安娜：那里没有温饱问题吗？据说当时知青温饱问题比较严重？
张雪珍：因为是少数民族地区，国家政策有照顾，吃的倒是都能吃饱。但是菜当时是极少的，贫下中农家里面都没有别的，只有冬天储存的大白菜和土豆，就是吃这个。肉也是，杀一个猪，当当当敲钟了，来领肉，好多人分，就是这样。
安娜：您觉得他们为什么选您当赤脚医生？
张雪珍：因为我比较好强吧，他们看中我了，就选我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不光是上海知青要去当赤脚医生，生产队长的妹妹她也想当，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才知道的。但当时当赤脚医生，是领导和贫下中农共同推荐才能当的，为什么点到我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就像今天你点到张阿姨了，中国那么多做过赤脚医生的，你选中了我做访谈，好像天体运行，到这儿，就是我了。
我去了，也干出成绩来了，你看这张奖状，我得的奖状就是我当赤脚医生的成果，我不说别的。又是帮阿巴依治病，又跟阿玛尼关系那么好，我这两天得出一个结论，我帮阿巴依治病，帮朝鲜族治病、看病、送药，但是他们同时也教会我怎样去做人。
安娜：您去培训的时候，培训了多长时间？
张雪珍：那时候部队要下乡巡回医疗，尤其是延边军分区的大夫，好像有这个任务，文化大革命，当时卫生部有这样的指示，开办赤脚医生训练班，所以部队特别积极。到部队培训我大概记得是一个礼拜，后来又到县医院里面培训，一、二个星期，县里面培训完了又到公社实习，到队里就开始干了，就是贫下中农来了，我给他打针，给他吃药。
安娜：您总共培训了多长时间？培训加实习？
张雪珍：总共培训一个月吧。后来就边学边干了。贫下中农来看病，有的不要钱，有的要五分钱，没药了，有时候要去公社卫生院去拿点药，我记得挺清楚的，有个大夫就是延边军分区的，他是被下放的。那时候文化大革命下放干部也很多，他们很耐心地教我，学了很多，学完之后就实践。
安娜：您不需要去采草药吗？
张雪珍：要，有时候我跟阿玛尼去采蒲蒲丁，那是凉性的，还有桔梗，那时候山上东西很多的，都去采那些草药，我采回来给病人吃。蒲蒲丁也可以当凉菜吃，朝鲜族很会做凉菜的。
安娜：您做过手术吗？还有接生？
张雪珍：还没到那个程度，我主要是针灸。
安娜：您当赤脚医生是挣工分还是工资？
张雪珍：那时候是挣工分，还得去干活，白天得干活，赤脚医生是义务的。冬天地冻上了，不能干地里的活了，上山铲地也不行了，你就得做豆腐，做完豆腐推着车，卖豆腐。我当时只有十七、八岁，当时有些不好意思，卖豆腐了，卖豆腐了，用朝鲜族话喊，用汉族话喊，根本不好意思，大城市下去的，但那时候只能这样挣工分，算你出工了。
安娜：大部分的时间还是在干活？
张雪珍：对，大部分时间和普通农民一样，有病我去看，没药了我去拿药，赤脚医生就是这样。
安娜：最多看的是什么样的病？
张雪珍：对我来说，在农村看的最多的就是感冒发烧，打个针，给点儿药，甘草片啊，退烧片啊，那时确实没有什么药，要买也是很困难的。那时候最多也就是甘草片，去痛片，镇痛片，那时候在农村就是这些药，关键是打针，打安痛定，特别多，现在可能都淘汰了，当时我们那儿连青霉素，链霉素都很少的。
安娜：当地人相信您的医术吗？
张雪珍：大队说你就是赤脚医生，他们就信你。因为那个地方也是很落后的，40多年前的中国都是很落后的，都是草屋顶，连瓦都没有，房子都是土坯的，我也帮着和泥盖过房子。那时候也没有相信不相信的，但是你的热情他们承认，他们相信。
安娜：您觉得当时在农村最困难的是什么？
张雪珍：当时最困难的，说心里话当时还是想家。我虽然做的很好，我还是想妈妈的感觉，难以忍受，还是想家。只是到了最后，我年龄大了，我干的那么好了，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姐姐到延边来看，阿玛尼他们家像招待自己最珍贵的客人，把我妈妈打扮的像朝鲜族阿玛尼一样，而且市长都到我家来看。到最后我妈妈、哥哥、姐姐看见你那么好，比上海还好，你说我能回来吗，我不想回来，我是掉着眼泪回来的，最后没办法了，为了孩子，我回上海了。
安娜：谢谢您张阿姨，非常感谢这些天您对我的关照，也谢谢您与我分享您的人生经历。我们之间的谈话录音，可能会用在我的研究论文中，也许会出版成书籍，您需要在这张《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如果您同意的话。
张雪珍：我同意，我签字。阿姨非常喜欢你，一定陪你的爸爸妈妈再来上海，阿姨会带你们好好看看上海，上海这些年变化特别大，他们一定会喜欢。
安娜：一定。
安娜(Anna Quian)
1993年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理察逊市，美国杜克大学脑神经学和东亚研究双学位荣誉毕业生，现就读美国杜克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