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佳节将至，免不了要聊聊月饼。但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块月饼背后的故事。关于它的话题已经持续火热一段时间。“精神饼”的火爆出圈，多少有些意外，甚至是有些尴尬的，因为它来自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谈到这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地方，上海市民通常会讲“600号”，连“宛平南路”四个字都可以省略，这是一种心知肚明的默契。弗洛依德曾讲过一句至理名言：“没有所谓玩笑，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
Our enjoyment of the joke indicates what is being repressed in more serious talk
——Jok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the Unconscious
从大师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似乎悟出了什么。
“精神饼”走红现象背后的缘由是什么？这个问题有点复杂，而且有些沉重。毕竟身陷“600号”之中的痛苦是我们常人难以体会的。这也不是“申知沪志”所擅长，此处就不多言了。
这月饼其实是产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沪闵路3210号）。花纹中间的“1935”是其初建的年份，那是一段悠远的往事，这是今天的主题。
这并不是《方志上海微故事》的联名款，
只不过我们的色系比较般配而已
图片摄影 | 冯晔
精神病学（psychiatria）—词，源于希腊语，是治疗灵魂疾病的意思。早在公元前4世纪时，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约公元前460—前377年）就提出精神疾患如同其他身体疾患一样，是由自然因素所引起，并且需要医学治疗。但中世纪，由于受到宗教影响，普遍的认知是——精神错乱是魔鬼附身的现象。于是人们会用各种残忍又野蛮的方法来“治疗”精神病患者，如被广泛使用的“钻颅术”，这在许多影视作品中都有表现。1883年，德国医生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Wilhelm Georg Magnus Kraepelin）把精神病有系统的加以分类，建立叙述性精神病学的基础，他也被称为现代精神病学之父。此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创立精神分析理论，扩展了从病理心理领域来探索某些精祌疾病的成因，并寻求适当的治疗措施途径。在我国的医学史上对精神疾病记载和论述早已有之。先秦与两汉时期是中医精神疾病学的萌芽阶段，虽然当时科学技术水平并不发达，但多数的医家医著能够以科学的态度认识精神疾患，正如《素问·五脏别论》所言：“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魏晋至隋唐时期，秦汉时期的理论成果得到进一步发展，整理丰富精神疾病的种类，以《诸病源候论》为代表的医著，在总结前人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初步根据相似的病因病机或症状表现将精神疾病进行探索性归类，精神疾病分型及症状的表述更加细致，如提出五脏痫、六畜痫、五癫等。我们的先辈对精神疾病的治理，针灸是常用的手段之一。中医对于临床表现不同的精神疾病有不同的针灸方式。如治疗抑郁症患者，以内关、人中、上星、印堂、百会为主，并随证配穴，头针、体针、灸法常同步使用。
《诸病源候论》中关于风癫候、五癫病候等的记述
19世纪之前，中国没有专为精神病人服务的医疗机构，更没有成立正式的精神病医院。鸦片战争后，随着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兼行医术，现代精神病学传入我国，精神病服务机构也逐渐在我国开始设立。1898年，美国俄亥俄州基督教长老会传教医师约翰·克尔（又译嘉约翰 J.G.Kerr 1824—1901）在广州芳村开设惠爱医癫院（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广州市惠爱医院、广州市精神卫生中心前身），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精神疾病专科医院之始。上海出现专业的精神病医院是在20世纪初。但在这之前，县城已有类似普育堂这样的慈善收容场所，俗称“叫化病院”，收养残废贫病男女，其中也包括“疯癫者”。（注：普育堂约建于1867年，早先位置在现今文庙以南。1911年后迁扩建，称新普育堂，今留有普育西路和普育东路地名以及上海民政博物馆部分历史建筑。）
当时流浪街头的精神病患，如果出现袭扰他人等过激行为，一般都会被关入监牢。普育堂这类旧时慈善机构的出现，也为这些可怜人士提供了另一去处，这总比蹲大牢好一些。因此有些正常的犯事之人也会装疯卖傻，以此妄图逃避牢狱之灾。1888年1月28日的《申报》一篇题为“英界公堂琐案”的消息中就提到：“包探顾阿六称，魏见霭在清芬堂烟馆吸烟，被唐荣泉行窃洋伞、钉鞋、縅衫裤等件，报捕拘唐起赃，今将人赃送案，唐有疯癫状，实是装腔，魏申诉前情，蔡太守谓，旣据该包探禀称唐是装疯，着押送城内普育堂验明究竟是否眞疯，再行核办赃交魏领。”客观上讲，上海近代卫生体系的形成与租界有较为密切的关系。20世纪初，租界当局逐渐开始重视社会、卫生、教育等公共事业，伴随社会力量参与卫生事业，上海的近代卫生体系粗具规模。在经过了初期的混沌之后，20世纪初，随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处开业医师、牙医及兽医注册条例》《医院各部门收费章程》等强制性规范制度的颁发，社会团体的力量也积极发展，各种医学团体不断涌现，各类专科医院也应运而生。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工部局在海能路（今海南路）建立精神病医院。民国8年（1919年），马化影在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开办上海大精神病治疗院。同时，法租界设疯人留置所（又称堆栈医院）。1910年8月1日《申报》一则“疯子胡闹”的社会新闻中提及海能路疯病院1935年上海英文地图中标注的海能路精神病院。英文为 Shanghai Sanitarium Clinic
此时，前文说到的普育堂，经过数十年的风吹雨打，已经破旧不堪，而且缺乏维护和管理，蚊蝇孳生，环境堪忧，已无法继续安置收容相关人员。而这些情况都被一位社会贤达看在眼里，他就是陆伯鸿。陆氏祖籍江苏丹徒。1875年生于上海，原名陆熙顺。幼年随父信仰天主教。少年时勤奋好学，光绪十九年（1893年）中秀才。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起，师从南市董家渡天主堂神甫龚西满习法文和科技知识。先后任上海比利时洋行职员和法租界薄石律师事务所帮办。20世纪初赴欧美多国考察，回国后，参与兴办了上海多个重要的工商交通企业。至20世纪20年代，陆伯鸿已是功成名就，成为上海颇具影响的富商和华界领袖。陆伯鸿除致力发展实业外，还热心于教会和慈善活动，先后创办了多家慈善机构和医院。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多年的战乱致使本就薄弱的社会福利事业几近崩溃。普育堂的破败，深深触动了陆伯鸿。他依靠在政界、商界的人脉，向当局提出改建修缮普育堂的建议。获准后，便在1912年集资筹款，增购土地，将破旧的普育堂迁至大南门外陆家浜南岸，建成一组新式的建筑群，并改称新普育堂，陆伯鸿为主任，并请天主教修女为看护。下设学校、工场、医疗、养老、育幼、残废、疯癫（精神病）七部。每部约有50张床位。据统计，1912—1918年共收治各类人员（包括流浪无助者）102525人次。开办最初的6年中，先后收养10万余人次，施医赠药逾200万人次。1928年，上海举办国货展览会缺乏场所，陆伯鸿把新普育堂的房子和场地无偿提供给展览会。（现今东西向，贯穿普育西路和普育东路的国货路就是由此得名）
1929年上海分区地图中标注的新普育堂以及普育东路、普育西路和国货路
陆伯鸿虽然早已是腰缠万贯，但他本人行事颇为低调，还经常来到新普育堂探望病人，并系起围裙，参与服侍帮助精神病人的工作。他还身体力行示范后代，以期教育他们学会怎样善待穷人和精神病患者。民国时期的上海已成为“我国之巨埠，而游民乞丐，亦较他处为多”，新普育堂规模虽大，仍然不能满足社会上大规模弱势群体，特别是精神病患者的需要。陆伯鸿在开办新普育堂的过程中感到精神病人太多，而疯癫部床位太少，根本无法满足需要，有时还要将病人转送到苏州福音医院（由美国长老会管理）治疗。而更多的患者不得不流落街头，或是遭受社会歧视及非人待遇。鉴于这样的局面，建设一座更大、更专业的精神病治疗机构便摆上了陆伯鸿的议事日程。他于1934年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以教会的名义，自己出面向社会募捐集资于北桥（当时属江苏省管辖）购地百亩建立普慈疗养院（Shanghai Mercy Hospital）。在募资40万元之后，工程开建，并于1935年夏正式启用。疗养院位于沪闵公路北桥与颛桥之间，占地近百亩，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共有病房8栋，设有病床300张，另有院务及职员用房3栋，并建有自用的水塔和一座小教堂。
1935年2月，上海市政府发布公函，准予华商电气公司拟向其营业区域外的普慈疗养院供电
1935年6月30日《时事新报》刊发的上海普慈疗养院昨开幕消息1935年9月25日《申报》刊发的普慈疗养院即日开诊消息1935年9月拍摄的上海普慈疗养院正门铭牌
图片来源 | Whitworth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普慈疗养院院内圣母像及小教堂。该教堂钟楼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军队破坏
图片来源 |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ibraries
陆伯鸿自任院长（1937年12月，他遇刺身亡后，由其子陆隐耕接任），下设医务部、社会服务部及农村医药服务部。医院筹建过程中得到上海医学院神经精神科教授、奥地利籍医生韩芬女士（Fanny Gisela Halpern）的大力支持。韩芬教授被陆伯鸿聘为普慈疗养院医务主任。该院当时仅有医师2名、护士2名、药师和兼职检验师1名，另有圣玛利诸公会圣母会多位修女担任医院行政领导，医护人员都为天主教徒。当年的入院治疗流程基本上是这样的：大多数患者会先到广慈医院（现瑞金医院）的精神科门诊室，这里相当于普慈疗养院在上海市区的办事处，主要办理病人住院手续及付款等事务，然后再送至北桥的院区。病房分为四等，基本上会以病患的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等安排收治。治疗手段主要为电休克和胰岛素休克。由于费用昂贵，一般病家难以承担，因此大多数病人只能入住三等以下病房，这类病房大多以收容管理为主，并无太多药剂类治疗，对兴奋、躁动病人只能采用捆绑处理。1937年该院工作报告中列举的两个病例，可以让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当时的治疗情况。第521号病妇，年三十六岁。于本年六月十五日进院。于六月前精神开始退化，且语无伦次，行为亦时常。已结婚三次，曾生产三次，婴儿产后即死。问诊时答非所问，言语带颤，注意力易移，且有夸大症。膝盖反射极弱，实施血清及脊髓液检验结果均成阳性华氏反应，且胶质金属试验亦然。乃施以疟疾发热治疗，于本年九月二十六日出院，当时虽未痊愈，然神志已清，并可稍事工作。
注：“疟疾发热疗法”由奥地利医生朱利叶斯·瓦格纳·贾雷格（Julius Wagner-Jauregg）1917年开始首次尝试。主要用于治疗精神病人中的晚期梅毒患者。他也因此获得1927年诺贝尔生理及医学奖。
第505号病人，男性。年四十一岁。于本年六月十三日进院，三月起病，精神失常，言语不清，不宁静，夸大症等。各种反应均极弱，Argyll-Robertson反应亦呈阳性，血清及脊髓液检验结果均成阳性，胶质金属试验亦然。乃为其注射砒及铋，并施以疟疾发热治疗，于本年十一月五日经其家族坚决领回，当时症状大有进步。
普慈疗养院中正在接受“职能治疗（Occupational Therapy）”的患者
图片来源 |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Libraries
由于采用了一些较为科学合理的治疗手段，入院病人的病情多数都能得到一定的缓解。当然“关、押、捆、绑”仍然是常事，这也导致了部分患者病情迁延，精神活动逐渐衰退，成为慢性病人。20世纪30年代后期，普慈疗养院影响力逐渐扩大，甚至有江苏、浙江等地的病人慕名而来。淞沪抗战期间，还曾经作为临时伤兵医院和难民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境沦陷，日军占领北桥时，因为有德国籍修士与日寇周旋，疗养院的工作得以照常开展。就在这段时期，两位中国医生的出现，为上海乃至中国的精神疾病治疗及专业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石。他们就是粟宗华和夏镇夷。粟宗华，1904年生于湖南邵阳。1924年，入读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7年，由湘雅医专转入上海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曾名国立上海医学院，现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1932年，入北平协和医学院进修。1935年，赴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医学院、哈佛大学等校进修精神病学，兼任波士顿市立医院神经科住院医师。1938年回国，任上海医学院神经精神科讲师兼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上海医学院教学医院，现今华山医院前身）神经精神科主任，后升任副教授。粟宗华学术精湛，授课效果好，颇受学生好评，临床治疗中还开展精神分裂症脑额叶白质切除术，对癫痫病人试用副醛静脉注射等当时西方最先进疗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医学院内迁，粟宗华留沪开业行医。其后他又主持开办虹桥（精神科）疗养院。夏镇夷，1915年生于浙江桐乡县。自幼学习刻苦，成绩优良，尤其擅长数理。1933年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1939年毕业后与张沅昌一起被分配到神经精神科工作。张沅昌志愿从事神经病学工作，夏镇夷专攻精神病学。抗战期间，学校部分师生内迁，夏镇夷因胃出血留沪未能成行。1940年与粟宗华、张沅昌共事于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神经精神科。当时医院规定病史均以英文缮写，往往难以确切生动地反映出病人之所言所思。所以，夏镇夷提出改用中文，获粟宗华支持，乃开创以中文书写精神科病史之先例。这两位精神病学专家其实与普慈疗养院都有着某些关联。粟宗华曾师从美国知名精神病学专家雷曼教授（Richard S.Lyman），雷曼也曾任职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神经精神科，其后他转任北京协和医院，其职位就由普慈疗养院医务主任韩芬教授接任。1938年粟宗华接任该科室主任至1944年。而夏镇夷在1948年赴美留学返回上海医学院后，与张沅昌共同负责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神经精神科工作。夏镇夷 张沅昌 粟宗华合著：《全身麻痹性精神病之检讨:附八十一例之病案分析》刊发于《中华医学杂志（上海）》1945 年（第31卷 第1/2期 14-34页）粟宗华、陶菊隐著《精神病学概论》，中华书局出版（1951年再版）
近代以来，上海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走过一条艰辛和漫长之路。尤其在早期发展过程中，许多先辈做出巨大贡献，其中陆伯鸿、粟宗华、夏镇夷等人都是杰出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为上海精神卫生事业的发展翻开了崭新一页。全国解放后，党和政府对精神卫生工作十分重视。1952年11月12日，上海市军管会接管上海普慈疗养院，改名上海市立精神病院，隶属市卫生局领导。1954年，为适应全市精神卫生事业发展的需要，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市立精神病院、虹桥（精神科）疗养院、私立中国疯病院、私立上海精神病疗养院这4所私立精神病院合并，并统称为上海市立精神病医院，并由粟宗华负责。1956年，上海第一医学院决定分设精神与神经二科，同年成立精神科教研组，夏镇夷出任主任，并被选为中华医学会神经精神科学会主任委员。1955年，上海市立精神病医院签发的关于一位外籍患者的报告。图中可见，使用的表格抬头仍然为普慈疗养院，签章已经是市立精神病医院
粟宗华接任上海市立精神病院院长后，他与夏镇夷都认识到，为了统筹好全上海的精神卫生事业，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精神卫生机构很有必要。于是向主管部门建议把全市的精神科专业力量联合起来。称之为“实现上海市精神科工作者大协作”。第一步先把私人医院合并起来；第二步由夏镇夷率上海第一医学院精神病学教研组医护工全班人马以及所有住院病人全部加入。当时刚成立的上海第二医学院人数较少的精神病学教学小组也一并参加。为上海的精神卫生事业，夏镇夷亲自说服同事和学生参加这个大联合。合并成立后的上海市立精神病院需要另辟院区，而北桥的原普慈疗养院作为分院。当时有不少业内人士建议，新院区应该建在上海第一医学院（现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院部附近，为其教学医院，且与各大综合性医院相靠近，以便会诊和交流。这个想法得到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领导陈同生、颜福庆和黄家驷的支持，在市政府的协调下，市卫生局开始具体落实医院选址工作。早先，卫生局建议的院址有两处，分别是原枫林路儿科医院和现徐家汇国际妇婴保健院处。但由于地块偏小，两处都不是很理想。后经反复勘察寻找，终于在龙华乡找到一处约65亩的合适地基，当时还是一片农田。但此处北靠徐家汇，南临龙华镇，有宛平路相连，且距上海第一医学院仅有一公里，交通便利，颇为理想。至此，院址得以确定，这也就是现今上海尽人皆知的宛平南路600号。据一些亲历者回忆，当年建造宛平南路600号院区的时候，为适应精神病患者治疗的特殊需求，病房等设施的设计和构造还是有不少改进和探索。比如窗户，普慈疗养院设计的是大窗户，为安全起见，安装了铁栅，并配以花纹修饰，虽可防逃跑，但病人会以此来自伤甚至自缢。新院设计时，充分吸取了这个教训。粟宗华等院领导集中了医生和护理人员的建议，并经华东设计院设计师精心设计，创造了被广泛使用的“小格子铁窗”，分上下两层，平时开上层，有气窗的功效，对病患也不构成安全隐患，唯一的不足之处就是间距过小，稍显压抑。但经过数十年实际使用下来的情况显示，该设计安全实用。还有就是车厢式的病房内部结构。既是大病房又是小病室。除南一、北一、东二、东三病房外其余4个病房的内部结构都做成车厢式，这样也便于观察与巡视，这在当时也是一大创新。另外还有病人活动室（兼饭厅）和备餐室、病人会客室、病房木门及统一门锁钥匙的设计也都有可圈可点之处。1958年7月，新落成的院区正式定名为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门牌为宛平南路600号，设病床400张，称为总院。原市立精神病院、原上海精神病疗养院分别称为北桥分院和虹桥分院。总分院合计共有病床1100张。在医疗业务上各院也有分工，总院以收治急性、初发和综合性精神病人为主，北桥分院以收治慢性、复发和疗养病人为主，虹桥分院主要收治适宜于参加劳动治疗的慢性患者。1960年，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北桥分院使用的住院账单
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成立之初，就把社区防治列为重要工作之一。1958年建院之后，粟宗华就调动全院医护力量对全市千万居民进行精神病普查工作，规模及工作量之大，在全世界精神病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此后由纪明医师总结的普查资料是规划全市精神疾病防治工作的重要依据，也是国内精神病流行学的重要历史文献。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又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复查和抽样调查，使得数据更具科学性和可比性。在全市设立防治网点的过程中，市精神病防治院也得到卫生、民政、公安部门以及区、街道和乡镇的支持，逐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三级服务机构，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在国际上也颇受好评，被誉为“上海模式”。1980年11月，卫生部、民政部和公安部在上海联合召开的“全国精神病防治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向全国推介。粟宗华在主持工作期间，积极倡导“改善服务态度是提高医疗质量的关键”。全院据此在护理工作中普遍实行“三级”制度，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因人制宜地开展护理治疗服务工作。既保证危重病人重点护理，又促使康复中的患者能尽早接触外界，重返社会。全院在临床诊断方面也不断总结经验并有所创新。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总结出了垂体功能减退、系统性红斑狼疮、肝功能衰竭和一氧化碳中毒所致的精神障碍。60年代，提出“神经症性抑郁”和“周期性精神病”的概念。70年代，提出“分裂情感性精神病”的诊断问题；此后又提出“脑功能轻微失调”（简称MBD，俗称儿童多动症），并在金山地区的小学中开展相关的普查和防治工作。80年代初，提出“精神分裂症诊断扩大化和情感性疾病”的诊断问题，这些在国内都属首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市精神疾病治疗及防治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众多专家、医生遭受迫害。1970年8月14日，粟宗华教授因癌症在沪去世，时年66岁。这段时期，虹桥分院被迫关闭，北桥分院曾经一度独立管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上海市精神病防治院各项工作渐回正轨。1981年，总院与北桥分院重新合并。1985年2月，改名为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北桥继续作为分部（现称闵行院区），王昌华医生任院长。1984年6月开始，夏镇夷教授担任名誉院长，严和骎教授主持工作。粟宗华教授平反昭雪后，其子女遵其遗嘱，将20多万元遗款和房产捐献给市精神卫生中心，设立“粟宗华基金会”，并在其故居（华亭路37号）设立上海市心理咨询中心。1984年12月23日《文汇报》刊发的“本市医学界集会纪念粟宗华”新闻
20世纪80年代，曾经一度停滞的精神疾病研究工作也重现生机。其实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市精神病防治院就相继开展了精神病的生化研究和临床遗传学研究。1978年，市精神病防治院神经生理研究室建立，这也是国内精神疾病治疗机构中第一个开展诱发脑电研究的临床实验室，数项研究填补国内空白。1981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再出重大举措，宣布成立上海市精神卫生研究所，设有药物依赖、生化、遗传、神经电生理、脑电影像、心理测量、临床流行病学、儿少行为、心理咨询与治疗、司法精神医学、精神护理、危机干预，共14个研究室，主要从事精神医学的临床应用研究，并成为上海乃至全国重要的精神疾病研究基地。至1988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各项事业快速发展。计有各类建筑总面积达5.6万平方米，床位1852张，职工近1300人，其中医师170人，护士459人，医技人员74人。北桥分院还于1984年自筹资金先后建起了两所拥有520张床位的精神病康复站，专门收治经过诊疗，病情趋于稳定，但需要进一步观察过度的患者。旨在为他们提供“功能培训，促进康复，回归社会”的人性化服务。1986年，北桥分院还率先在国内开设音乐治疗室，让病患在舒适安逸的环境中聆听经过上海音乐学院专家精心挑选过的乐曲，以达到调节情绪的目的，收效良好。《上海指南》（1980年版）中的部分医院一览表内记载有宛平南路600号——上海市精神病防治总院
20世纪80年代的宛平南路600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大门及内景
社会在进步，生活节奏也在不断加快。人们在工作、学习中面临的压力与日俱增，这导致了更多心理问题的出现。但是长久以来，通常的认知对“精神疾病”还停留在精神分裂症，通俗讲就是“疯癫”等重症层面，对于一些较为隐形的，或是轻症的心理问题容易忽视，甚至还带有歧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对心理健康的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1987年就开设心理咨询门诊，将心理防治提升至发展规划。1990年11月1日，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和上海健康教育所的专家负责咨询的上海市第一条“心理健康热线”电话（4383562）正式开通，这也是全市最早设立的热线电话之一。而位于零陵路604号（宛平南路600号西北方向）的上海市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主要为各类心理障碍患者及受心理困扰的来洵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并开展多种心理治疗。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在为身体健康投资的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心理健康。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相关统计显示，世纪之交的1997年至2001年，宛平南路600号的门诊量呈现逐年增长趋势。其中除精神科外，心理咨询占据了较大比例。这对于宛平南路600号来说，既是挑战，更是发展的机遇。1991年12月16日《文汇报》刊发题为“青少年精神卫生事关重大”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教授徐声汉专访文章1997—2001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人次变化趋势资料来源 | 万清：《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门诊量上升原因浅析》（《上海统计》杂志 2002年8月刊）随着就诊人数的不断攀升，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宛平南路600号已显得捉襟见肘，虽有过一些改扩建，但仍然不能满足使用。2003年9月26日，被列为上海市卫生系统“十五”期间重点项目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改扩建工程启动，工程包括新建病房大楼、门急诊医技楼、疾控教育楼等，总面积达7万余平方米，总投资近3亿元。
新建病房大楼在设计时，充分考虑到把潜在的伤害行为控制在最小的程度。比如，内墙和地面的阳角必须采用圆角形式，精神科门诊诊察室应特别设计紧急逃生门，每一间诊察室之间有一扇相通的小门，医患交流场所的设计也都考虑到双方的安全。院内良好的通风、采光和日照条件对精神疾病患者很重要。因此新大楼的主体色调也是有特别考量的。普通病房以暖色调淡黄为主，老年、儿童等病房则分别采用其他暖色调为主，如粉色、淡紫色和白色来满足不同人群的心理需求。改扩建工程对院内绿化也做了精心布置。在保持绿化面积不变的前提下，考虑到建筑结构和风格的改变，将原来以法国梧桐树、广玉兰为主的高大树种调整为保留广玉兰同时间插桂花、樱花等观赏性树种，配以四季常绿的草坪，增加了建筑和绿化的层次感，建筑物之间的空间明显加大，环境更加宜人。整个改扩建工程于2006年落成并投入使用。与此同时，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病房也在新落成的600号院区内成立并正式对外承接患者。儿少精神病学作为临床精神病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有近百年的历史。上海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夏镇夷教授、徐韬园教授和忻仁娥教授的关心和努力下，就曾经开设过儿少科精神病房，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关闭。新世纪，新儿少科精神病房的再次启用，既是对老一辈儿少精神病学家事业的继承和发展，又是接受新时期大众对儿童和青少年精神卫生服务的机遇和挑战。2006年5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正式成为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2009年3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改建工程也告竣工。至此，新世纪之初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总建筑面积已达10万平方米。核定床位1878张，实际开放床位约2100张。中心同时也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精神卫生分中心、上海市精神卫生临床质量控制中心、上海市心理咨询培训中心、国家精神药物临床试验机构、WHO-上海精神卫生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拥有国家临床重点专科“精神病学”、上海市医学重点学科“老年精神医学”、上海市公共卫生重点学科“预防精神卫生学”，以及上海市精神疾病临床医学中心、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等优质学术平台。中心作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和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同济大学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教学医院，拥有精神病与精神卫生学博士、硕士点、博士后工作站，心理学硕士点。同时也是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的心理学教学研究与实践基地。沪闵路3210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闵行院区正门及内景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内绿化及零陵路604号上海市心理咨询与治疗中心大楼
作为WHO精神卫生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之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世界各国的精神医学界进行着广泛的学术交流及科研合作。受卫生部委托，中心每年举办全国精神科医师、护理进修班和研修班等继续教育项目，培养了大批精神科医疗、护理骨干。心理咨询与治疗培训中心为全国各地培训高质量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已形成独特的品牌。自2009年起，中心成为上海市首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中心还与多所欧美知名大学展开密切的国际合作，既保持科研工作与国际同步，又拓宽了培养青年人才研究能力的渠道和国际视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近九十年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国内最早开展精神卫生社会工作，最早一批使用电抽搐治疗、胰岛素休克和氯丙嗪、氯氮平等药物治疗，最早开展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最早进行服务资源整合并建立覆盖全市的精神疾病三级防治网络，最早一批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与培训合作中心，最早依托“临床医学中心”建设平台探索精神医学亚专科及专病诊治服务。中心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展了临床精神药理研究，涉及精神药物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估、不良反应监测、治疗药物浓度监测等。至今已开展精神药物新药研究160余项，包括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一类新药，以及申请FDA注册的pivotal国际多中心研究。同时组建临床试验项目和质量管理团队，以及不同专业的研究队伍，现已发展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精神药物临床试验机构。2011年4月，上海交通大学“Med-X与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SMHC）神经精神影像研究合作中心”成立，构建起了国内领先的高水平的神经精神影像临床及基础研究队伍。2015年5月，中心与上海交通大学Bio-X研究院实施“双聘制”，20位专家成为首聘教授，同时成立“贺林院士工作室”，为精神卫生的基础研究和体制创新打下良好基础。
2020年2月21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驰援武汉医疗队出征仪式举行
2020年新春，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突发之际，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即刻响应上级号召，快速反应，紧急派遣抗疫前线心理援助队兵分两路，奔赴武汉抗疫最前线和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直面疫情、不畏艰险，英勇奋战，为疫情防控作出重要贡献。2020年6月29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2018年度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情况，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在精神专科医院中排名第一，考核等级为A。近年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始终朝着“构建国际一流的现代化精神卫生机构，满足大众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需求”目标努力，按照国际先进医院管理标准加强管理，创新服务与管理模式，提升临床和公共卫生服务质量与服务水平，推动医、教、研、防、管理协调并跨越式发展，“打造精神专科临床研究型医院和国际化精品医院品牌”的总目标正在稳步实现。
通过近百年的奋斗和积淀，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涌现了一大批精神卫生的技术骨干和业务精英，并为全国精神卫生专业培养了许多精神卫生专业人才，对发展全国精神卫生事业做出积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临床、教学、科研、防治硕果累累，也促进了全国和全球的精神卫生事业发展。这些也足以告慰陆伯鸿、粟宗华、夏镇夷等老一辈创业者。END
《上海通志》《上海卫生志》《徐汇区志》《上海县志》《上海城市规划志》以及相关年份《上海年鉴》《徐汇年鉴》等粟宗华 夏镇夷：《十年来上海精神病防治工作的发展概况》（《中华神经精神科杂志》1959年第5期）徐韬园：《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早年简史》（《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7年第7卷第6期）陈一鸣:《上海精神卫生早期的探究 缅怀先辈陆伯鸿 粟宗华 夏镇夷的光辉业绩》（《上海精神医学》2010年第 22卷第 5期）陆明康：《我院门诊及病房大楼的变迁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总分部建筑记述》（《上海精神医学》2007年第 19卷第 4期）部分内容来自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官方网站及官方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