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嘉德2020秋拍 | 罕见而珍贵的存在——南宋御制“万壑松声”
宋时置官琴局制琴，其琴具有定式，长短大小如一，故曰官琴。
——曹昭《格古要论》
有关宋琴，郑珉中先生《两宋古琴浅析》是奠基性的论文。该文分梳各个时段的“官琴”和“野斫”，有关“官琴”，列出北宋早期、北宋晚期、南宋早期三类。南宋“官琴”，所举“鸣凤”、“南风”各两床，均是绍兴朝的同时之作。格于资料闻见，此后是否有“官琴局”，甚至是否斫制“官琴”，均不能论证。如今这床“万壑松声”，尽管曾经改斫，宋代信息埋于漆下，但系所知第一床南宋中后期“官琴”。由此可以证明两宋“官琴”制度始终存在，并补足宋琴研究的缺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床具有重大学术研究价值的珍贵琴器。
Lot 3858
南宋
“泰素”（万壑松声）仲尼式古琴
通长：122.6 cm 肩宽：21 cm 尾宽：13.6 cm
来源：
沈秉成旧藏；
重要私人珍藏。
参阅：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吴钊主编，《中国古琴珍萃》,1998年，紫禁城出版社，第24、82页。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吴钊主编《中国古琴珍萃》（复合媒体版），文化艺术出版社，2018年，第19页。
郑珉中著，《蠡测偶录集:古琴研究及其他》，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225-227页。
王志强、辛立华，《九霄环佩声琅琅: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唐“九霄环佩”琴初探》，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11-15 期刊。
南宋官琴“万壑松声”明清之际改斲“泰素”仲尼式琴
撰文| 北京大学中文系 王风
一
近得睹一床异琴，一器之中层累不同时代信息，堪谓得未曾有。就学术研究角度而言，洵属极为复杂，而又相当重要。以其罕有，与不可替代的论述价值，兹试为剥笋抽茧，或可补前贤之未及见。
本器仲尼式。初见照片，只得轮廓，却颇觉异样。全器器型清雅通脱，似乎近于明琴之佳制。而两翼开展，其宏阔文秀，隐约间又透露宋琴气息。不过琴腰深而短，则与宋明斫制体例异路，又是某些清琴的手法了。就鉴定而言，一器之中，宋、明、清时代特征交互闪现，不免令人恍惚不定。
及见实物，深感棘手。琴通长122.5厘米，肩宽21厘米，额宽18.5厘米，尾宽13.5厘米，均符常例。就比例而言，肩宽稍过之，是有阔大之象。而腰较普通长度短2厘米左右，且内收极大。宋明仲尼式琴通常内收0.5厘米左右，而此琴竟达1.5厘米。
如果暂时忽略琴腰问题，则全器可见出明显的宋琴气氛。琴面弧度扁平，尤其腰部以下，极为显著。尾部两边冠角与龙龈，较明琴齐平，也是宋琴的斫法。全器颇显厚重，属于周密《云烟过眼录》所云，南宋“厚而古”一类的琴器。
翻转琴背，长方龙池、凤沼并无特异之处。以手指内探琴腹，则能触及池、沼中部较他处粗糙，乃是补漆所致。由此可知池、沼曾经改斫，原为圆形。本器拍摄有红外照片，尤其龙池部位，显示极为明显。
左：Lot 3858 背面图
右：Lot 3858 背面红外拍摄图（中国艺术研究院董建国先生拍摄）
由池、沼改斫的事实，乃恍然于此琴的形制应该经过改动，才会出现深腰的异常状况。南宋所斫原器，其实并非仲尼式，而是后人改动为现在的样子。这种情况虽然罕见，但也不是绝无仅有。名器如故宫藏晚唐“飞泉”，原应为圆形池、沼，后世先凿成方形再补木，并整体改为长方，此从X光透视与CT断面扫描图片上可以观察到。其外观已不容易分辨，可推断应是明以前所为。
左：故宫博物院藏飞泉琴
右：故宫博物院藏飞泉琴CT扫描图
更大幅度改斲的高古琴器，有天津高仲均藏晚唐“老龙吟”仲尼式琴。此琴郑珉中先生1987年得见，断为晚唐琴的同时，指出该琴曾经后世改动，以致两足过于靠边而外露。此琴原来是何琴式，郑先生经多方推断，认为是凤势式。（《漫谈〈中国古琴珍萃〉中的唐琴》“三”）可补充的是，其琴腰两端不作折角，乃是此处随了凤势式不作改动。
高仲钧藏老龙吟琴
唐以后各时代都有这样的情况。较晚的例子，如乾隆时的唐凯。唐凯和乾隆有直接交往，并相当程度影响了乾隆对琴乐的看法，此见于御制诗。此公每收朽烂琴器，以己意改斫各种样式。所知存世者近十床。最重要当属“猿啸青萝”，斯乃古琴国手管平湖先生晚年常御器，管先生剖腹重修时见到晋款。由此二者，故郑先生称曰“弥足珍贵”。（《记弥足珍贵的唐凯藏琴》）而笔者所亲历，系郑珉中先生曾赠一杨时百监制器予当代斫琴师田双琨先生，以答谢其提供琴料。田先生修复并改斫为仲尼式赠还。
具体到目前这床琴器，判断其原系何种琴式，与郑先生推断“老龙吟”相似，也是高难度的工作。存世琴谱中可见琴式图像五十馀种，因历代翻刻，走形者不少。存世器琴式约二十馀种，与琴式图相合者十五种左右。此琴原来的琴式应不超此范围。
可能被改造为此琴目前样态仲尼式的琴式不少，伏羲式、递钟式、凤嗉式、凤势式，甚至连珠式、霹雳式，都有可能。此数式，腰均作单弧或双弧形，要将腰部改为仲尼式的平腰，因弧形底部较深，铲平的结果，就是现在所见的奇怪的深腰。
但此琴原来琴式的腰部应该是单弧形。之所以这样推断，在于此器双足间距较狭，而足的位置并未经过移动。双弧形腰，琴足安在两弧间向外隆起处，因而间距较宽。而单弧形的，作半圆，比双弧形深，足则安在弧底内侧，则间距颇窄。
观察此器足部的红外照片，可以观察到，尽管改动的腰部已内收很深，但仍未达到原来弧形腰的底部，因此足的外侧均补漆填平。这可确凿证明原琴式的腰是单弧形，那应该是递钟式或凤嗉式了。不过递钟式的代表性琴器，如天津艺术博物馆藏南宋“雪夜冰”琴，池、沼作长方形。而标准的凤嗉式均是圆形池、沼，则此器改斫前的琴式应是凤嗉式，代表器物为湖南省博物馆藏晚唐标准器“独幽”琴。
湖南省博物馆藏独幽琴
要将凤嗉式改为仲尼式，琴腰之外，琴头与琴项还得做较大改动。凤嗉式琴头微圆，需改方头。而琴项，凤嗉式作弧形两弯，上长下短，尖出处即所谓“嗉”，亦须去平。观察此器，琴项两侧所补灰胎未经细致打磨，尚留痕迹。而琴头部位断纹稀少，也可见出当时此部位有较大的人为干涉。
此琴鹿角灰胎。琴面发蛇腹断间牛毛断，后半部小蛇腹断尤其整齐。琴背则冰纹断、牛毛断、流水断杂出。腰部侧面，断纹已贯通，看不出改斫痕迹。琴器修治，比如剖腹，年代久远斧迹消失，事属常见。参照此器背部，其后刻铭文处断纹，亦与周围联通，所以并不奇怪。
二
由实物和红外照片，可见出琴背部有两层铭刻。实物所见是改斫后，将原铭刻填平并重新髹漆，所施以的新铭。而有三二处漆剥落露金，以此可知改斫前的铭刻曾经填金。另外改斫时髹的是黑漆，但目视并不纯黑，似乎黑漆底下，本来是栗壳色漆。
Lot 3858 泰素镌名
Lot 3858 红外拍摄见原有万壑松声琴名
通过红外摄影，被填埋的字迹得以显现，这提供了考察宋代原器情况的进一步线索。原铭有两处。龙池上刻草书琴名“万壑松声”，其中“万”“松”极为清晰，“声”尚可辨认。而“壑”字不存，显然改斫前此处受到磕碰或撞击而伤损灰胎。唯从琴器起名习惯，并此字最后一笔横画，并牵丝到“松”的第一笔，可以确定。
Lot 3858 外圆内方篆书印 中和之气
池下刻外圆内方印，作双钩小篆“中和之气”四字。其中“和”已难看清，但确系此字无疑。大印外圆的上方，改斫长方龙池时被削去一半，好在印的整体结构并未伤及。通过全琴的红外照片可以看到，圆龙池与上方琴名、下方大印，相对位置和谐妥当，因此可以相信此为南宋斫琴时的原刻。
琴名“万壑松声”，纯粹二王笔法和意趣。羲之、献之父子，丰神盖世，百代楷法，其书风影响至巨。也正由于此，分别法脉二王一路风格的时代特征比较困难。不过似乎可以赵孟頫为分界。赵之书体取径二王，而形成独特个性，为后世法。明以后追随二王者，很难不沾染赵之痕迹。观此琴名，字体开张，看不到赵孟頫的森严法度。可以大致相信出于孟頫之前的宋人之手。
国家博物馆藏九霄环佩琴
音乐研究所藏鸣凤琴
至于“中和之气”双钩小篆大印，则是值得认真考究的问题。这方印也出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九霄环佩”琴和中国艺术研究院藏“鸣凤”琴上。“鸣凤”为南宋初绍兴年间的“官琴”，国博“九霄环佩”则一向认为是中唐琴。而约在1994年，袁荃猷先生为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北京卷》访问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郑珉中先生陪同。那次检视该馆“九霄环佩”，郑先生惊觉原来的判断有问题。此器较中唐琴稍臃肿，琴名与几床唐同名器篆法微异，应是北宋仿中唐琴的制作。笔者顺此线索思考比对，认为其形制特点，与吴兰荪旧藏“开宝戊辰”款“虞廷清韵”伏羲式琴相仿，应是北宋初年大略同时的“官琴”。
基于种种考虑，郑先生对国博此琴的看法一直未向外透露。今因涉及“中和之气”大印的问题，不得不先说明此节。即此印出现于北宋初“九霄环佩”和南宋初“鸣凤”之上，二者均是“官琴”。目下此床“万壑松声”，在红外摄影下，系所知宋琴中，第三度出现此印。
明初曹昭《格古要论》云：“宋时置官琴局制琴，其琴具有定式，长短大小如一，故曰官琴。但有不如式者俱是野斫，宜细辨之。”宫廷设“官琴局”，仅宋代有这一制度，其他朝代均是需要时，从民间征召琴匠入宫斲琴。两宋“官琴”存世稀少，以今所知不足十床。其所刻大印，引人注目者，除“中和之气”外，则是“御书之宝”九迭篆印。北宋初“虞廷清韵”、山东省博物馆藏南宋初“南风”、李自芳旧藏南宋初“南风”，均有此印。另外山东省博物馆藏中唐“宝袭”琴，也有“御书之宝”大印，郑珉中先生直言此印并琴名“具有宋人特点”（《记安徽、山东所见的四张古琴》），则应是宋代宫廷“宝袭”的唐琴了。另外故宫博物院藏南宋“玲珑玉”琴，也有“御书之宝”大印，不过此琴可能并非“官琴”，铭刻亦可能是后世仿刻。
北宋虞廷清韵琴
山东省博物馆藏南风琴
即便不算“宝袭”和“玲珑玉”，存世两宋“官琴”中，有“御书之宝”和“中和之气”大印的，已占半数以上。不得不说，有如此比例，则不可能是后世所为，此二印应是两宋宫廷施于“官琴”上的常用印。而这床 “万壑松声”有“中和之气”大印，恰可证其原就是南宋“官琴”。
目前所知这三方“官琴”上的“中和之气”，大同而有小异。所同者，一是大小相同；二是篆法相同。所异者，首先“鸣凤”与“万壑松声”大印文字双钩，“九霄环佩”则是实刻；其次是边栏不同：里面的方框，“鸣凤”是细边，“九霄环佩”和“万壑松声”是粗边；外面的圆框，“鸣凤”与“九霄环佩”粗细相同，“万壑松声”已被铲坏，但可能还是要粗一些。
如何看待这些差别，可藉唐琴来旁证。现所知存世唐琴十七床，大多镌刻大印。如“包含”、“清和”、“玉振”，光此三种就达十一方，占三分之二。“这类大印存在着边框粗与细，形体大与小的区别，且分别刻在盛唐、中唐、晚唐的制作上”，郑先生判断“均系原刻”。（《唐琴辨》“八”）确实，同一时代的存世器，如此集中地出现某一现象，而在其他时代器物上罕见，只可能就是这个时代所特有。即便退一步说，对其中某些器物有怀疑，也无妨于总的判断。
两宋“官琴”上的“御书之宝”和“中和之气”，也应作如是观。存世器中所占比例如此之大，同时代“野斫”琴，和其他时代器物上罕见，只能说明这就是宋代宫廷专用印。至于边栏之类的差异，则应看作不同朝的自由发挥了。
既定“万壑松声”原器为宋代“官琴”，即可就具体年代做进一步推论。宋代“官琴”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此处只涉其一。北宋末宣和“官琴”，如樊伯炎旧藏“松石间意”、王世襄旧藏“梅梢月”；南宋初绍兴“官琴”，如中国艺术研究院藏“鸣凤”、山东省博物馆藏“南风”、李自芳旧藏“南风”。二者形制并不相同，但通长均在126厘米左右，较常琴长出2-6厘米。如此统一，说明北宋末南宋初“官琴”制作是有规定尺寸的。这床“万壑松声”，即便改斫时圆头改方头，损失些微长度，也不可能超过124厘米。如此的话，本器应是绍兴以后，南宋中后期的“官琴”。
有关宋琴，郑珉中先生《两宋古琴浅析》是奠基性的论文。该文分梳各个时段的“官琴”和“野斫”，有关“官琴”，列出北宋早期、北宋晚期、南宋早期三类。南宋“官琴”，所举“鸣凤”、“南风”各两床，均是绍兴朝的同时之作。格于资料闻见，此后是否有“官琴局”，甚至是否斫制“官琴”，均不能论证。如今这床“万壑松声”，尽管曾经改斫，宋代信息埋于漆下，但系所知第一床南宋中后期“官琴”。由此可以证明两宋“官琴”制度始终存在，并补足宋琴研究的缺环。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床具有重大学术研究价值的珍贵琴器。
三
作为南宋“官琴”的“万壑松声”，在另一个时代的改斫之下，变成另一种琴式，同时也有了新的“身份”。实物所见琴背铭刻，龙池上篆书琴名“泰素”，琴名下篆书大印“松风雅操”。名、印分别在“万壑”和“松声”的位置上。龙池下镌隶书琴铭：“品物未分，神宰无际。道之所存，沕穆元邃。万籁中藏，畴窥妙谛。声在器先，与羲皇契。庶陶跋。”下刻连珠印文“庶”、“陶”。
Lot 3858 局部
“泰”见《广金石韵府》莲庵藏书卷五18
“素”见《广金石韵府》莲庵藏书卷五17
“泰素”篆法极为特别，固一眼可知是明人所造。此需依赖当时的工具书，遂从《广金石韵府》中查出。按《金石韵府》明嘉靖时朱云（时望）所编，《广金石韵府》明崇祯时林尚葵、李根辑补。琴名“泰素”，出于嵇康《琴赋》：“含显媚以送终，飘馀响乎泰素。”泰素，即太素，太玄。《文选·琴赋》李善注引《列子》曰：“太素者，质之始也。”五臣注李周翰云：“太素曰自然也。”
大印“松风雅操”，望文而知其意，无需什么解读。值得一提的是，此正与原琴名“万壑松声”相呼应。或许改斫重髹之际，要保留一点儿原来的踪迹以为纪念吧？
至于隶书琴铭，涉及琴器，对于“道”的执念，以及与太古“羲皇”的联结，都是可以想见的内容，从古至今，一以贯之。唯“庶陶”落款，值得追踪，因为这涉及本器改斫的时代以及情境。
“庶陶”是一个不容易重名的字或号，今检得明末清初有一位苏州府吴江县的“庶陶居士”。此前未见有此字号者，此后近人缪荃孙、陈三立诗文中出现“庶陶”，不过时代太晚，可以排除。
如此只能考索明末清初的这位“庶陶居士”了。就对琴器状况的观察，此琴改斫大体也应该在这个时段，因而有相当大的可能与此君确有关系。
周铭《 松 陵 绝 妙 词 选 》卷三杜熙揆小传
周铭（1641–？）《松陵绝妙词选》卷三杜熙揆小传：“杜熙揆，字子亮，号端臣，一号庶陶居士。端臣先生才华轶众，早弃儒冠，耽心梵品。其少作已付祖龙，兹仅得其片羽，犹足辉映时辈。”周铭字勒山，吴江人。松陵即吴江别称，唐时此地称松陵镇。
由此小传可知，“庶陶”乃杜熙揆自号。“早弃儒冠”，即放弃功名。“已付祖龙”者，指作品早已散佚。《词选》收了他二阕词。
殷增（1782–1822）《松陵诗征前编》卷七收了他三首诗。小传云：“杜熙揆，字子亮，号端丞。主事伟孙。诸生。”殷增字曜庭，吴江平望镇人。这里提到“诸生”，则熙揆仅考取秀才。小传并言：“朱愚庵曰，子亮以高材雅望，推重一时。乱后隐居洚溪，绝迹城市……”
此处的“朱愚庵”，即朱鹤龄，字长孺，亦是吴江人。明时也是诸生，入清后，屏居著述，成为颇有成就的学者。《清史稿》有传。他显然是明遗民，与杜熙揆交情颇深。本处提到杜“乱后隐居”，曰“乱后”，可谓胆大之极。由此语，可知熙揆与朱鹤龄志向相投，也是因改朝换代，遂以气节自守，遗民自居，绝意仕进了。
小传中所引朱鹤龄的这段话，出自他为杜熙揆所作《蓴乡草堂记》，记中言“吾友杜子子亮……颜其居曰蓴乡草堂，自为长歌贻示余，且属为记”。所谓“自为长歌”，即《松陵诗征前编》所收《蓴乡草堂歌》，表达的是他隐居的心境。
朱鹤龄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卒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寿七十八。就《蓴乡草堂记》的语气看，他们应该是同龄人。文中并言“获田下潠，儿无懒惰之诃；拜客荷衣，孙有诗书之寄”，有儿有孙，杜熙揆此时年纪应该不小，此亦可证他们年龄相差不大。因此，他的生命历程，大概一半在明，一半在清。
《松陵诗征前编》小传并提到杜熙揆系“主事伟孙”。按该书卷四收杜伟诗一首，小传云：“杜伟，字道升，号静台。嘉靖壬子举人，官工部主事。”朱鹤龄《愚庵小集》里，另收有《杜静台先生传》，这显然是受杜熙揆之托。由这份传记，可知杜伟生卒为正德十六年（1521）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文中提及他为人正直，学问高深，交游诸公颇为可观。而屡试进士不中，只当了一些小官。最后的“工部营缮司主事”，从六品，为各部司官中最低的一级，“主事”大略相当于现在的“干事”。终于不如意而归乡，贫困以死。
杜熙揆显然比祖父善于经营生计，《蓴乡草堂记》言及“堂之址本工部先生故居”。他将祖父破败的旧屋修缮，各项营生安排得颇为妥当。朱鹤龄称赞：“若杜子者，种柳若柴桑，而无待于乞食。诵经类鲁望，而不至于忍饥。斯可为隐士之法矣。”正因如此，他也才能“江南春尽水如天，载得琴樽在钓船”，（《题画》）并感慨“酒酣独抚无弦琴，高山流水难知音”了。（《蓴乡草堂歌》）
杜熙揆自号“庶陶居士”，“庶陶”一语罕见。蒙苏州大学顾迁兄惠告，《灵宝领教济度金书》有“庶陶化冶，普济含生”。但估计熙揆不会取用这严肃到严重的意思以为号，或许还是来源于韦应物《东郊》：“终罢斯结庐，慕陶直可庶。”表达的还是归隐，说自己庶几、差似陶渊明吧。
后半生隐逸而优游的生活，杜熙揆与琴发生较多的关系，自然有相当的可能。不过，与这床“泰素”是否有故事？“泰素”的琴名，以及琴上后刻铭文的内容，倒是符合他后半生的情境。然要确证，事实上根本无法。不止于他文字的大多散佚，关键是琴式的改斫，铭刻的去旧布新，绝大多数是为了掩盖某些秘密。就此类罕见情况，郑珉中先生曾谈到，“不外两种可能，一个是对古琴无知，只酷爱仲尼式琴。另一个就是有非改不可，不改造样式就不能使其重见天日的原因”。前一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况且“万壑松声”与“中和之气”，意思也不差。后一种情况，如果此琴确实与他有关，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往国事上说，有明清的改朝换代，但区区一琴，怎么可能有违碍。或者还是家事？《杜静台先生传》言，杜伟“少育于沈给谏仲子嘉谟家，从其姓，后乃归宗”。沈给谏名汉，字宗海，吴江人。正德十六年（1521），也就是杜伟出生那年中进士，授刑科给事中。两年后的嘉靖二年（1523），即因批龙鳞入狱罢官归乡闲居。杜伟养于其次子嘉谟处，乃至改姓，可见家境惨淡到何种地步。后来复姓归宗。沈嘉谟儿子遭袭而死，他又负责经营其家，直到干兄弟诸子均获功名。于两个家族间如此不断切换角色，在那个时代，是很容易产生长辈互赠而晚辈不知情，并产生误会乃至争端的情况。而“庶陶”落款是“跋”而不是“题”，则或许确乎是长辈的事。如果这样，改斫事当在明末。不过还是不要猜测下去了，免得厚诬古人。
这床古琴器，固然因后世的改斫，掩盖了南宋“官琴”的部分面貌。但五百年前的“改版”，却赋予它一个新的身份。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一床琴上，像地层那样迭加了两个时代，也是罕见而珍贵的存在吧。
图文来源：嘉德拍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