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衣食京师——白描《天下第一渠》连载之【上篇】第六章（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魏锋专访 微风读书会ID：weifeng279965337
文/白描
一个间谍，如何造就了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一条疲秦大计，如何成为强秦之策？”郑国渠，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两千多年的历史云烟，一条满载故事的大渠——
书名：《天下第一渠》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78820号
作者：白描
出版社：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我的故乡三渠口西边不远处有一个地方叫汉堤，也叫汉堤洞，那是我小时候很向往的地方。
汉堤是一道高高隆起的墚，如同一条巨龙，自西南向东北蜿蜒延伸。墚的南端起于泾惠渠，紧贴渠的北岸，墚高高抬起，像是巨龙头，高数丈，宽数十丈。龙身半围着一个叫郭苛廊的地方，贴着武寨府村子。再向东北到了于右任的祖居地斗口于村，向三原县城方向逶迤而去，全长十四五公里。
汉堤洞对我的吸引力，源自每年的二月二庙会。汉堤建有药王庙、天王庙、娘娘庙、土地庙，四个庙宇都在“龙头”的高墚上。庙会只有三天，但是场面很大。正月十五一过，各地商户，特别是饮食行业的商户，纷纷来汉堤洞号地盘、搭席棚，各种杂耍艺人也都号了地盘。庙会开始，方圆十里八乡的人们都会赶来，进庙上香，享用吃食，还有许多零售商贩在人群中穿梭，这里便是一派热热闹闹的景象。土地庙是一座小庙，土地爷地位低微，进不了庙宇大院，只守在门外路旁。庙虽然小，但因为地处路旁，香客们路过都顺便进去烧一炷香，吊几张表，扔几个布施小钱，香火倒是十分旺盛。进入庙门，是很大的庭院，院内花草树木很茂盛。天王庙是主庙，坐北朝南。坐西朝东是药王庙，靠西墙是一米多高的庙台，庙台上供奉着药王孙思邈的彩色塑像，比真人高出大半个身子。两边靠南北墙还坐着两排彩色泥像，和真人大小等同，墙面都有彩色壁画，讲的是有关孙思邈的故事。药王庙对面，坐东朝西的是娘娘庙，求子求福的人必拜的地方。
这里的主庙虽说是天王庙，但香火最盛的是药王庙。传说，唐时尉迟敬德监修嵯峨山二台铁瓦殿时，染上疟疾，在汉堤养疾，药王孙思邈在这里为敬德看过病。人们就在这里建庙塑像，立碑植树，供奉药王。
▲民国泾惠渠原北干渠汉堤洞水水闸（陕西省水利厅宣教中心提供）
小时候，几乎每年伯父都要带我去逛汉堤洞庙会。伯父说，这里原来就叫汉堤，民国年间黄河花园口被炸以后，很多河南灾民拥入，无处安身，就在汉堤向阳的坡地上挖窑洞居住，慢慢地汉堤洞这个名字也就叫开了。伯父很爱我，在庙会上给我买吹出来的糖人、豆腐脑或者泥捏的小鸟，那小鸟灌了水，能吹出很好听的鸟叫声。让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遍布坡墚的柏树，这些柏树不知栽植于哪个朝代，形成了一片郁郁葱葱的柏树林，有的参天古柏又高又粗，合抱搂不过来。在大渠岸上，有一棵粗大的柏树，树身歪斜，从北渠岸一直歪到南渠岸，像是凌空悬架的一座木桥，有的小孩就攀缘树身，从大渠这边岸上爬到那边岸上去。我也曾经想尝试，被伯父制止，说是水又深又急，不小心掉到大渠里，会被淹死。
这次回泾阳，我专程到汉堤洞。但我记忆中的汉堤洞已不复存在，高高的“龙头”已被削平，不见一棵柏树，庙宇亦无存，就连大渠也改线离村子有一段距离，原来的渠道，现在填平成为村子的中心街道。陪同我寻访旧地的是汉堤洞村老支部书记李根明。李根明告诉我，“文革”前“社教”运动中，汉堤的庙会被取缔，四座庙全部被拆除，建筑材料被拉去修建了雪河农中，其中雪河公社截留了一部分，给公社盖了几间鞍架房。汉堤墚渠岸边，早先立有一通石碑，记载着修渠的历史，上边有“白渠”“汉堤”等字样，也被拆除拉到雪河农中的灶房门前，用砖砌成饭桌，后来不知去向。汉堤墚因为农民取土盖房，也被不断挖掘。后来土地被承包后，分得墚上土地的承包户卖土，一辆农用小四轮可以拉一方多不到两方土，卖二三十元。一直卖到现在，不光“龙头”被斩首，连“龙身”也被一截一截地斩断，早已支离破碎了。
与汉堤每年二月二庙会同时举行的还有一项传统活动，在庙拆了之后继续保留，那就是撵兔比赛。关中地区出一种犬，我们叫它“弱狗”，腿长、嘴尖、腰很细，跑得很快，人们养它专用来猎兔。每年二月二这一天，方圆数十里之内养有弱狗的人，从四面八方向汉堤洞集中。他们牵着狗，不走大路，从田野小道蹚来，为的是把四野分散的兔子围赶到汉堤洞。正午时分，人和狗聚拢得差不多了，就有人一声令下，人们撒开弱狗牵引绳，几百条狗便四下出击寻猎兔子。有兔子从藏身的草丛或沟坎里窜出，狗便追上去。人们比赛的是谁家的狗跑得快，能最先咬住兔子。狗多，兔子也不少，这一只兔子没追上，还有下一只。这个时候，兔子奔窜，弱狗飞驰，狗主们大呼小叫地为自家的狗呐喊助威，有的手中提着用弯木做成的专打兔子的“兔拐”，也在野地里狂奔。汉堤墚上是尘烟四起，呼哨连天，好一派鏖战的场面。
上初中时，我也曾牵着我的“鹞子”加入汉堤墚上撵兔子的行列。遗憾的是“鹞子”是土笨狗，不是弱狗，既无猎兔的灵性，又无疾驰的速度，那些弱狗的主家用嘲笑的眼光盯着我和我的“鹞子”，这令我很丧气。但是当我看到几只弱狗把一只兔子撕咬成血肉模糊的碎片时，我释然了，庆幸我的“鹞子”不会参与这样血腥的杀戮。
后来，我已经离开故乡很久，看地方志才知道汉堤是汉代修建白渠时留下的遗迹。按照《水经注》记载，这里是白渠“枝（支）渎出焉”的地方，一支东行，一支北行。北边是一片洼地，渠水在这里汇聚成泽。泾水泥沙含量大，年年淘渠挖掘出大量泥沙，经年累月，淘出的泥沙便堆积成高高的墚，汉堤之名由此而来。唐代时，这里是引泾渠上著名的三限闸，《读史方舆纪要》载：“引泾水南行，至县北五里，立三限闸以分水，北曰大白渠，中曰中白渠，南曰南白渠。”分别浇灌三原、富平、蒲城、高陵、临潼、泾阳各县区。实际上从汉代起，汉堤就是引泾渠上的一个枢纽。
2017年7月的一天，我在泾阳两位朋友的陪同下，寻访汉代白公渠渠首。
郑国渠在建成一百四十余年后，由于渠首河床下切，引水变得困难，汉代开始修建新渠。《汉书·沟洫志》载：赵中大夫白公建议“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
白公渠是郑国渠的第二代工程，规模变化大，使用寿命长，积累的灌溉管理经验丰富，故而历代的引泾灌溉工程，多尊崇白公渠。
白公渠渠首在哪里，很长时间里难以确定。《汉书·沟洫志》只说“首起谷口”，《水经注·渭水》载：“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出于郑渠南，命白渠……”这个“谷口”，地名不同于《史记》《汉书》记载的郑国渠“自中（仲）山西邸瓠口为渠”的“瓠口”。“瓠口”指泾河出山的河谷，而谷口则是汉代的一个县名，在泾河西岸今礼泉县境内。于是，对这个“谷口”便解释纷纭。唐代司马贞《史记索引》解释说“瓠口即谷口”，将其与瓠口混为一谈，清末民初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则解释为“谷口县”。当代水利学家蒋超在《郑国渠》一书中指出，这些解释忽略了《汉书》《水经注》原记载的本意。《汉书·沟洫志》明明在“首起谷口”下面指明了“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汉代的池阳，就是今天的泾阳县，也就是在泾水的左岸，不会跑到右岸去。
那么，“谷口”到底在泾水东岸什么位置呢？
《水经注·渭水》载“首起谷口，出于郑渠南”，1934年出版的《泾渠志稿》认为“出于郑渠南”，即在下游黑石湾村附近。1974年，当代水利考古专家秦中行在《文物》杂志当年第七期发表论文《秦郑国渠渠首遗址调查记》，认为白公渠渠首在郑国渠口上游二百五十米处。《调查记》分析，渠首工程寿命长短，其所在河床地质条件是主要因素，白公渠在引泾灌溉各渠中，效果最好，使用寿命最长，说明白公渠渠首所在的泾河河床地质条件一定好，抗冲性能较强。泾河出山后，开始两公里以内为岩石河床；在两公里至四公里之间，由岩石河床逐渐变为较硬的沙卵石河床；再向下游，沙卵石层由厚硬变为薄而松散。从水的运行规律和泾河河床不断下切的地质特点看，白公渠渠首不可能在郑国渠渠首下游，只能在郑国渠渠首上游地质条件好的泾河岸上。专家们沿泾河岸勘查，发现郑国渠引水口上游约一千三百米处，泾河左岸陡壁上，沙卵石层深厚，凝结较紧密，有明显的人工挖填痕迹。岸边有缺口，形似渠道断面，上口宽十七米，渠深五米，底宽五米。因此专家认定，此处即为白公渠引水口遗址，也就是古称的“谷口”所在。
▲笔者与成存义、王冰在汉白渠渠首（李胜灵 摄）
陪同我的两位朋友成存义和王冰，是本地研究泾河文化的专家。他们都是泾阳王桥镇人，距离泾河出山口张家山近在咫尺。成存义当过木匠，干过传媒，做过建筑工程，手头有了些积蓄，便不干了，在家致力于研究当地历史文化。他与退居二线的泾阳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何冠雄、张家山水文站原站长王晓斌、王桥中学教师王冰、泾阳电视台记者樊哲等，发起成立了一个“泾河文化研究会”。研究泾河文化，纯粹出于他们的兴趣爱好。泾河就在身边，郑国渠就从他们家门口流过，他们认为泾河流域文化底蕴深厚，特别是王桥这块土地，既是郑国渠的起点，又是泾河文化的一个支点。泾阳素有“东刘西孟社树姚，比不上王桥一撮毛”的说法，这是因为明清到民国时期泾阳的大户人家都集中在王桥桥底一带，在几百年里对泾阳的经济、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不认真研究这个地区的过往，不去抢救性地发掘许多即将湮没于历史尘埃中的珍贵文化遗产，便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后代。王晓斌主持编撰了《张家山水文站站志》，成存义曾倾力迁移保护了关中民居的代表性建筑王桥镇的于家大院。而王冰多年来在教职之外，致力于《王桥镇志》的撰写。现在他们成了研究泾河和郑国渠的专家，掌握第一手材料最多，也成了我写作《天下第一渠》不可不求教的重要人物。
成存义和王冰带领我从木梳湾村下车，离开公路，沿着一条土路，来到泾河岸边。郑国渠暨历代引泾工程遗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发（1996）47号〕文件公布的第四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为重点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重点保护区西以泾河西岸、东以泾惠渠东岸外延二百米为界，南以郑国渠大坝南坡外五十米为界，北以今泾惠渠拦河坝北二十米处为界。一般保护区由重点保护区外延一百米为界。保护区整个范围约十平方公里。早年河西岸的礼泉县农民在河滩里挖沙，被礼泉县禁止，他们便越界跑到东岸来挖。河滩里被采沙机械挖得坑坑洼洼、满目疮痍，运沙的大卡车、拖拉机碾轧出白晃晃的路，顺河滩攀上河岸。划归保护区后，泾阳这边也禁止了挖沙，但留下的疮痍还在，我们走来的那条土路，就是早先挖沙人修筑的。
在白公渠渠首，成存义指着一道墚，告诉我这是原来修凿渠岸时的弃土，村里人把这里的渠叫作“老白渠”。说在他小的时候，这一带的墚很长、很高，他们常来这里割草。那时这里很荒凉，一丛一丛灌木，一片一片野草，经常有狼出没，割草的孩子要结伴出行。到了20世纪70年代“农业学大寨”的时候，公社组织劳力平整土地，刨了墚填平壕沟，造田六百亩，从此抹去了老白渠的痕迹。
成存义说出了那场平地造田战役指挥者的名字，姓朱，是公社书记。这个人我熟悉，他是我上初中时的中学校长，只知道他后来进了县上某局，不知道他还曾来王桥当书记。他是个很好的人，性格随和，平易近人，逢节日学校文艺演出，他上台模仿女高音唱《红梅赞》，老师和学生都很尊重他、喜欢他。但他发起脾气来也很凶，一次课休，两个男生疯闹打着玩，其中一个随手薅起花坛边的冬青向对方挥舞。冬青是刚刚栽植的，一薅就连根带泥离地了。这一幕正好被他看见，他逮住了那个男生，把另一个也拉过来站在一起，好一通训斥。训斥完，他让两个男生挖土提水，把冬青重新栽好，又让他们在花坛边罚站了两节课。
对校园里一棵树苗都如此爱护的人，为什么会把两千多年前的水利工程遗址不加思量就给平了？人们被运动冲昏头了，摧毁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要保持理智很难。我在心里暗暗为我的校长悲哀，但并没有过分责怪他。没有姓朱的，还会出来一个姓杨的、姓马的，谁能打包票他们就不会有同样的举动呢？现在，望着泾河岸边那段侥幸存留的老白渠的墚，我的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哀伤。
由于秦末连年战争的破坏，西汉建国初，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社会经济凋敝，国家财力极度空匮。《汉书·食货志》称当时“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五千石，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刘邦采取了一系列政策：确立郡国制，郡县和封国并存。皇帝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在经济上减免赋税，组织军队复员，军队官兵复员为民。招抚流亡，令战争期间流亡山泽不着户籍的人口，各归原籍，“复故爵田宅”。释放奴婢，诏令规定：因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这都为恢复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对外则和亲匈奴，维持边境和平。这一系列整治措施维持了几十年的和平，扩大了汉王朝的统治基础，使封建统治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到了“文景之治”时，提倡以农为本，减免田地租税，“令田半租”；又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与民休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中央控制的人口，由汉初的六百余万人、二百四十余万劳动力，增加到景帝时的两千余万人、八百余万劳动力，耕地面积则由一亿两千万亩增加到四亿亩。《汉书·食货志》描述景帝末年的情景：“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汉景帝死后，太子刘彻即位，即汉武帝。武帝同样重视农业，他曾说：“农，天下本。泉流灌溉，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洫，蓄陂泽，所以备旱也……令吏民勉农，尽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时。”（《汉书·沟洫志》）到了这个时候，国力大为增强，他可以施展宏图做点事情了，于是，一个个水利工程的建设，在他的推动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修建白公渠之前，由左内史倪宽主持，先在郑国渠灌溉不到的地方，修建了六辅渠。
《汉书·沟洫志》记载：“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岁。而兒（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仰之田。”倪宽，西汉千乘（今山东广饶）人，自幼家境贫穷，却一心向学，攻读、研究《尚书》。初入仕，曾在廷尉张汤手下担任奏献掾，从事起草奏章文书等工作。后张汤发现倪宽很有学识才华，任他为掾吏，后又举荐他为侍御史。倪宽觐见皇上，与皇上谈经学，皇上非常高兴，再问了一篇《尚书》，提拔他为中大夫，又晋升他为左内史。据记载：“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
倪宽的奏请得到了汉武帝的批准。
但六辅渠修建在什么地方，引用什么水源，记载不清楚，后人的解读也不一致，以至于后世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
唐初颜师古注《汉书》，云六辅渠是“于郑国渠上流南岸更开六道小渠以辅助灌溉耳。今雍州云阳、三原两县界此渠尚存，乡人名曰六渠，亦号辅渠”。这一说法影响很大，后世很多人据此认为六辅渠就是郑国渠的支渠，修建于郑国渠的南岸。但又有人对这一说法持否定态度，他们根据元代《长安图志》、嘉靖《陕西通志》、嘉靖《泾阳县志》等，认为六辅渠是新开六条渠的总称，是要灌溉郑国渠旁的高仰之地，不可能以郑国渠为水源。从当时地形来看，郑国渠旁的高地主要分布在北岸，要溉“高仰之地”，六辅渠只能修建在郑国渠以北，所谓在南岸开渠，系北岸之误，实际上六辅渠不一定引用郑国渠或泾水。汉武帝的话，是汉武帝在倪宽奏请凿渠时说的，“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洫，蓄陂泽，所以备旱也……”其意就是左、右内史境内有诸多山原与河流，可以充分用以兴利。可能的情况是，六辅渠是以郑国渠以北的冶峪、清峪、浊峪等水为水源，是作为郑国渠的补充而存在的。
六辅渠建成十六年后，一项更大的水利工程在关中大地上开始修建了。
这就是白渠。
《汉书·沟洫志》记载：“太始二年，赵中大夫白公复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尾入栎阳，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因名曰白渠。”
六辅渠的修建是对郑国渠的补充，而白渠则是郑国渠后引泾工程大规模的改造。郑国渠已经使用了一百五十年，由于泾河沙砾河床下切严重，渠首引水已经变得困难，下游灌溉面积已大为减少，不得不把渠首上移，这是一个新的工程。赵中大夫白公的奏请很快得到了汉武帝批准，白渠于当年（前95年）始建。
赵中大夫白公，我们现在只知道乃白姓，时人对尊者多称公，名什么、哪里人，史无记载。
与对郑国渠渠首引水方式的看法一样，白渠渠首是否建坝引水，专家们说法不一。有的说建有拦水的石堰，有的则说白渠是无坝引水。哪种说法正确，目前尚无定论。
关于白渠，《汉书·沟洫志》只有上述简略的记载。《水经注·渭水》略微详细：“太始二年，赵国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首起谷口，出于郑渠南，名曰白渠。民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即水所始也。东迳（径，下同）宜春城南，又东南迳池阳城北，枝渎出焉，东南历藕原下，又东迳鄣县故城北，东南入渭。今无水。白渠又东，枝渠出焉。东南迳高陵县故城北。……又东迳栎阳城北。……白渠又东，迳秦孝公陵北，又东南迳居陵城北，莲芍城南，又东注金氏陂，又东南注于渭。”《水经注·沮水》载：郑渠“与沮水合，分为二水，一水东南出，即浊水也，至白渠与泽泉合，俗谓之漆水，又谓之为漆沮水。绝白渠，东迳万年县故城北为栎阳渠……其水又南屈，更名石川水，又西南迳郭城西与白渠枝渠合，又南入于渭水也”。
白渠的路线，比郑国渠的路线大为缩短，放弃了石川河以东的灌区。白渠引泾水后，向南汇入郑国渠，沿郑国渠路线东行。十多公里后，有一道低原折向东南，白渠这才离开郑国渠路线，贴着低原脚下，向东南又折向东，直到汉堤洞“枝（支）渎出焉”。有记载说，白渠的灌溉方式，已从郑国渠的大水漫灌，逐渐变为有闸、有斗控制的畦灌。灌水方法的改进，使“可稼”之地不断增加。白渠的灌溉面积，初建成时“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折今三十一万余亩，与郑国渠的灌溉面积相差甚远。这个数字可能只是指白渠本身能浇到的面积，郑国渠与白渠分流以后，郑国渠还能浇到的面积未计算在内。到唐永徽六年（655年），雍州长史孙祥给唐高宗李治的奏表中提到，由于官商修建碾硙，影响灌溉面积减少到“止溉一万余顷”（折今八十七万余亩）。说明，白渠未受碾硙影响以前的面积，比“一万余顷”还要多。
汉代白渠的建成，对关中地区农业的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使关中在全国经济领域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司马迁说：“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史记·货殖列传》）土地只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人口也只占全国人口的三成，出产却有十分之六。《汉书·沟洫志》记载：“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班固在《西都赋》中描述：“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场绮分。沟塍刻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锸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棻。”这样一种繁盛景况，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实不多见。
汉武帝把水利建设作为治国安邦之策，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不少治水能手和水利专家脱颖而出，官员们以兴建水利为荣。大司农郑当时建议自长安引渭水，后沿终南山北坡，东至黄河，开漕渠三百余里，改善了自南方而来的粮食运输问题。御史张汤建议开凿褒斜运河，其子张邛主持施工。褒斜运河的预期目的虽然没有达到，但为了修运河，对沿途的栈道进行了整修完善，大大提高了褒斜道的道路质量，使通行变得更为方便，此后长期受益。水利专家严熊上书，建议开渠引洛水灌田，后建成龙首渠。除关中地区之外，在全国范围内也全面展开了水利建设：治理黄河、经营西域、开发河套、汝南九江引淮、东海引钜定、泰山引汶水等。这样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成就，对维护国家统一、推动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成为汉鼎盛时期的治水丰碑，成为可以永远为我们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标志。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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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作家、教授、文学教育家、玉文化学者，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驻院作家。曾任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玉文化专业委员会副会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玉雕专业委员会会长，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玉文化研究会佛造像专业委员会会长，兼职中国传媒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延安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
在文学创作、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之外，长期从事玉文化研究和玉雕艺术评论工作，出版和发表玉文化专著《翡翠中华》《中华玉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文化的尊荣徵徽》《玉演天华》等。连续多年主编《中国玉器百花奖获奖作品集3》并担任总鉴评，多次主持全国性玉文化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