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茜专栏◎西蒋村赶考的少年——六十年前穿着鞋底磨穿的旧布鞋,脚后跟流着血,从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里,攀登上了当代文学殿堂的高峰
著名作家张艳茜授权 专栏
西蒋村赶考的少年
文/张艳茜
2015年10月10日与陈忠实先生在老孙家泡馍馆
2016年5月5日早上,在西安市殡仪馆咸宁厅,我被人流拥推着与陈忠实老师告别。看惯了陈忠实老师那张像黄土高原一样沟壑纵横、布满深深褶皱的脸庞,那是他形象的标志,也是沧桑,是阅历,是智慧,是灵魂搏斗的写照。但是,躺在那里长睡不醒的人完全不像他。于是,我对自己说,这里躺下的人不是陈忠实老师,他又回灞桥西蒋村的原下老屋了,或是,正走在某个地方,向自己锁定的目标前行,就像六十年前,在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叫声中,赶考少年陈忠实咬紧牙关,艰难地向远方赶路一样······
六十年前，陈忠实13岁,高小毕业。这年6月份,班主任杜老师带领着少年陈忠实和20多个同学,徒步到距家15公里的历史名镇灞桥,在西安市第十四中考区(今西安市三十四中学)参加升初中考试。陈忠实是这批同学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一个,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因为激动又慌惧,前一晚,他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少年陈忠实肩上挎着一只书包,书包里装着课本、毛笔、墨盒、几个混和面馍馍,还有母亲自己织的布巾。起初,他兴高采烈地走着,渐渐地却落在了赶考队伍的后面,长长的砂石路将他脚上那双旧布鞋的底子磨烂了、磨穿了,脚后跟磨出了血,血渗湿了鞋底和鞋帮。不明就里的老师和同学退回来,鼓励他跟上队伍。然而,他不愿讲明布鞋底磨穿的事,怕同学嘲笑自己的穷酸。路上的杨树叶被陈忠实塞进鞋窝垫在脚下,擦汗的布巾也被用来包了脚,接着是书包里的课本无奈之下被一页一页撕下来垫在脚下·······然而一切的努力都只能维持几分钟,他几乎是光脚踏在砂石路上,每一步都是钻心的痛。赶考的队伍渐行渐远,陈忠实几乎绝望了。突然,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叫响起,陈忠实看到一列火车奔驰着呼啸而过:天哪!这世界上竟然有那么多人坐着火车跑,而根本不用双脚走路!那一声火车汽笛的鸣叫,似乎给少年陈忠实注入了一股神力,他愤怒了,他对自己说:人不能永远穿着没后底的破布鞋走路!于是,他将残留在鞋窝里的烂布条、烂树叶、烂纸屑统统倒净,咬着牙在砂石路上快步行走,脚后跟还在流血,但是脚上却有了力量。他终于在快到考场还有约1公里的地方追赶上了老师和同学。
赶考经历,给了成长中的陈忠实深刻的生命启示,每当他遭遇人生的重大挫折,或是面对人生重大抉择的关键时刻,他的生命深处总能响起火车的那一声汽笛鸣叫,当想到那个穿着磨透了鞋底、却依然继续前行去赶考的少年,无论“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必辩解,走你认定的路吧!因为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心力耗费时间耗费生命,不要耽误了自己的行程。”
少年陈忠实是这次赶考的同村同学中唯一一个考上中学的。13岁的陈忠实要到距家25公里的学校寄宿,每天的伙食是开水泡馍馍。每周六下午,步行回家,返校时则背上母亲给他准备的一星期的干馍馍。然而,初中一年级陈忠实只上了一个学期,寒假回家,父亲无奈地对他说:“你得休学一年。”西蒋村地处灞河南岸,土地丰饶,吃苦耐劳的父亲陈广禄,是种庄稼的一把好手,却没有其他挣钱的门路,为了供两个儿子——陈忠德和陈忠实上学,他只有勒紧腰带,卖粮和卖树。1955年底,农村实行合作化,土地归集体,父亲无地可种、无树可卖了。于是父亲盘算,让哥哥陈忠德先上完初中,如果能考上师范学校或技校,学费就由国家负担了；压力缓解了,再供陈忠实上学。虽然委屈,但陈忠实理解父亲。
然而,正是休学的这一年,改变了陈忠实的命运。1958年“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很快显现出来。全国性的大饥饿和严重的经济困难,迫使高等学校大大减少了招生名额。1961年西安市34中有一班的学生考取了大学；1962年,这个学校四个毕业班、考上大学的人加起来只是个位数,在班上学习称得上优秀的陈忠实名落孙山(全班无一人考上)。上不了大学,陈忠实只能回到乡村,村子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了。痛苦不堪中,父亲的一句话再次成为激励他的那一声火车汽笛鸣叫:“当个农民又如何啊,天底下多少农民不都活着嘛。”
上不了大学,陈忠实就通过自学来实现当作家的理想。在村小学当民办教师的陈忠实,一边努力教课,一边大量地阅读,为他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根基。他在心中设定了目标,虽然没有上大学,但在报刊上发表第一篇作品之日,就是自己自学成功的毕业之时。在老屋颜色晦暗的墙上,陈忠实写下了他的座右铭——不问收获,但问耕耘。
1987年西北大学中文系开办第一届作家班时,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鼓动陈忠实、京夫等作家进入西大作家班上学,陈忠实笑着说,我的履历上就填写“高中毕业”挺好。
回首这段不寻常的赶考经历和因为休学一年而没能上大学的遗憾,是在1993年6月,陈忠实正值壮年。在这篇《汽笛·布鞋·红腰带》的散文中,陈忠实用的是第三人称“他”来叙述的,仿佛是站在人生的另一个出发地,目送着一步一步走在砂石路上的少年陈忠实的背影,有爱怜,有欣慰,更有一份坦然。就在几个月前,1992年第6期和1993年第1期的《当代》杂志分两期刊出了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陈忠实到家附近的邮局去买《当代》1992年第6期杂志,被告知已经售完。陈忠实又赶到钟楼邮电大楼,那里的40本也已告罄。售货员说因为刊发了《白鹿原》,卖得很快,许多人已经预订了下一期。陈忠实留意看了看预订者的名字和单位,没有文学圈的熟人,几乎也没有文艺单位的人,他感到大为宽慰,他知道,《白鹿原》进入真正的普通读者之中了。1993年6月长篇小说《白鹿原》正式出版,《白鹿原》一问世,评论界欢呼,新闻界惊叹,读者竞相购阅,一时“洛阳纸贵”。陈忠实后来回忆说:“回首往事,我唯一值得告慰的就是:在我人生精力最好、思维最敏捷、最活跃的阶段,完成了一部思考我们民族近代以来历史和命运的作品。”
《白鹿原》就是在这个小桌上写成的
当年,认定将文学创作当作终生事业来做的陈忠实,在1982年的早春,又经历了一次“赶考”,这一次是在深夜、渭河边的乡村土路上。陈忠实到渭河边的一个人民公社协助并督促落实中共中央《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简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的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分田到户”。他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一个村子往目的地赶,突然就想起他崇拜的作家柳青,想起了他阅读了多遍的《创业史》,一个太大的惊叹号横在他心里:“我现在在渭河边的乡村早出晚归所做的事,正好是30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所做的构成一个反动。”这无疑是陈忠实作为作家的一次人生大考。这次“赶考”,关系到他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和成功的作家。
《白鹿原》曾获茅盾文学奖，总发行量超过500多万册
作家曾经是一个很诱惑人的职业。因为很多人只看到作家一旦成名,就名利双收,很风光。其实作家创作是一个非常辛苦的过程。在外界诱惑很强、成才机会很多的情况下,选择文学就注定要忍受更多的清苦,要甘于寂寞。而陈忠实对自己的要求要比一般作家更高一个层级,除了忍受清苦和寂寞,陈忠实有着很清醒的意识,就是要在不断地“剥离”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陈忠实对“剥离”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剥离的实质性意义,在于更新思想,思想决定着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思想力度制约着开掘生活素材的深度,也决定着感受生活的敏感度和体验的层次”,“是上世纪80年代不断发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使我创作发展到《白鹿原》的萌发和完成。”
陈忠实说,他的这种“剥离”意识从1982年春天开始,尔后贯穿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实,陈忠实之后的每一阶段“这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几乎没有间歇过。”
陈忠实成功地在“剥离”与“寻找”中,完成了《白鹿原》的创作。应该说,没有这次主动地清醒地“赶考”,就没有后来的作家陈忠实,也就没有进入文学史的作品《白鹿原》。
20世纪80年代末,贾平凹和路遥都有长篇出版了。许多人认为,陈忠实会急不可耐地把一个长篇拿出来。但是,陈忠实很是沉得住气,在写作《白鹿原》的那五年时间里,他的妻子和孩子在省作协家属院里,而他则躲到乡下去写作。五年磨一剑,陈忠实写得非常辛苦,那过程是一种非人的自我折磨,如同他又一次光脚走在另一条赶考的砂石路上,流血又流汗,但是他又一次坚持下来了。他曾经说过一定要在50岁以前写出一部可以放在棺材里当枕头的书,他做到了。
就在《白鹿原》出版的1993年,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陈忠实当选为省作协主席。他深知作家生活的不易,创作的不易,身在其位,得谋其政。这时候的陈忠实,放下身段,全身心地投入,他要为陕西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做一些实事。这于他来说是不小的牺牲——牺牲作为作家身份的时间和精力,而为其他作家们的生活和写作创造、提供一定的条件。
2001年到2002年,陈忠实回到乡间,回到他写作《白鹿原》的祖居老屋,他住了两年,似乎也是隐居了两年。当他告别妻女,进入刚刚清扫过落叶的小院时,心里竟然酸酸的。这一年他59岁,他问自己,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这两年的“隐居”,陈忠实在重新打量世事人事的同时,也在重新打量自己,调整自己的心理,而归于宁静。再次获得宁静,就是这两年的最大收获,也是他又一次的“精神剥离”……
这个西蒋村赶考的少年,六十年前穿着鞋底磨穿的旧布鞋,脚后跟流着血,从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里——西蒋村,走向灞桥,之后走向西安,并堂堂正正地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攀登上了中国当代文学殿堂的高峰。
人生的路上,陈忠实一直向着前方行进着。
2016年4月29日上午，一个噩耗传来——陈忠实去世了！那一刻，我手中的电话险些掉落在地，泪水难以抑制地涌出。我快速动身去往我曾经工作了28年、也是我与陈忠实老师共事28年的陕西省作家协会所在地——西安市建国路83号。
我落寞地站立许久，茫然地望向旁边的东耳房——陈老师曾经的办公室。东耳房里早已没有了他的气息。但我知道，因为“西安事变”为世人瞩目的“高桂滋公馆”，现在因为陈忠实老师，让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这里。
近看陈忠实
1.账房先生
1985年7月我大学毕业后，有幸走进“高桂滋公馆”大院，开始在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延河》文学月刊社工作。那正是文学的鼎盛时期。曾经在报刊书籍上见到的大名，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陈忠实等作家，突然以活生生的形象，行走在省作协大院里，出现在我面前。
陈忠实是1982年11月调入陕西省作协从事专业创作的。陈忠实曾说，他的人生理想，就是能当一个专业作家。1985年4月，陕西省委宣传部正式行文，陈忠实为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陕西省作协前身)副主席。之前，根据“专业技术干部的农村家属迁往城镇”的相关政策，陈老师的妻子和子女四人的户口，由灞桥区的蒋村迁到了西安。户口和人事关系进了城，但陈忠实决定，还是回到原下的祖居老屋写作，因为写农村题材，原下的老屋接地气，也更安静。当了专业作家，时间充分自由了，他非常珍惜这难得的自由支配时间的权利。当时，他还有一个角色，就是挂职的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
不论挂职还是不挂职，陈忠实都是村子里的一员。遇事乡党都要互相帮忙。乡党要办事，凡是想到陈忠实能办的，也不管他是在读书还是正在构思写作，径直进门找他说事。遇上村里娶媳妇，乡党也总是找到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让他去做执事，并叮咛：“你还干你那摊子事。”作为乡党的陈忠实，不能说半个不字，必立即应诺，还要表现出踊跃。“那摊子事”就是做账房。除此之外，偶尔遇到急事，想着他有“官家”身份，外边关系广、熟人多，也会找到他。
1986年春天，陈忠实自己建房，满村的乡党几乎都来帮忙了。陈忠实一方面还做“那一摊子事”——账房先生，另一方面，人手短缺时他也上手当个劳力。
他为自己辟出一间书房。接下来为了保证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他请求终止了灞桥区委副书记的挂职，其他文学活动也选择性参加。只有账房先生这个角色没免除，并且他还很乐意继续。
事后回顾，1982年到1992年，陈忠实认为这是他写作生涯中最好的十年。四季流转，心情恬静，偶尔给乡邻做账房先生，更多的时候是自己独处老屋，气定神闲地投入写作。他说，如果有人在他身边，他小说中的人物就会纷纷躲起来。
2.背馍
1987年，陈忠实到长安县查阅《长安县志》和有关党史、文史资料。有一天晚上，他与《长安报》的记者李东济聊天，第一次向外人透漏了他创作《白鹿原》的信息。陈忠实感叹自己已经是45岁的人了，说一声死还不就一死了之了？但最愧对的是一辈子爱文学，死了还没有一块可以垫头的东西。
关中民俗，亡者入殓，头下要有枕头，身边装有其他物件。这些东西，有时是由死者生前准备或安排妥当的。陈忠实说：“东济，你知道啥叫老哥一直丢不下？就是那垫头的东西！但愿我能给自己弄成个垫得住头的砖头或枕头！”
1988年第5期，《延河》编辑了“陕西作家农村题材小说专号”。这一期专号，由贾平凹、邹志安、陈忠实、王宝成、京夫、王蓬等15人组成强大的阵容，集中展示了陕西优秀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作为分配在《延河》工作才3年的小说编辑，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是陈忠实老师的《轱辘子客》。这个短篇小说将一个赌徒描写得生动而有趣。我当时真是年轻又胆大，发现小说中有一千字的描写游离于叙述之外，就毫不犹豫地删掉了。刊物出版后，陈老师见到我，呵呵笑着对我说：“小张，你把我一条烟钱给删没了。”那时，《延河》的稿费标准是每千字15元，大概正是当时的一条烟钱吧。今天，我再次找出《延河》的合订本，阅读这篇将近30年前陈忠实老师的旧作，读着读着，再次泪眼模糊。我在想，若是现在，我是否还能毫无顾忌地对著名作家的文稿放心大胆地动刀子？或者，当时不是陈忠实，而是别人，这个作家会否轻易饶过我这个小编辑？
陈老师的这篇小说文末，有这样的注明：“1988年2月13日于白鹿园。”千真万确，是“白鹿园”而非“白鹿原”。
1988年4月1日，陈忠实在草稿上写下了《白鹿原》的第一行字，漫长的《白鹿原》创作开始了。当他写下这行字时，他的“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爷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很少在省作协大院见到陈老师。冬日的某一天下班后，《延河》的同事、作家王观胜约我一同去灞桥蒋村看望陈老师。我们乘坐省作协的一辆面包车，尽管司机轻车熟路，但是因路况极差，在一条狭窄的小土路上盘旋了好久。赶到蒋村陈老师老屋时，天色已经大黑，安静的村落，只有几声狗叫和我们汽车行驶的声音。陈老师高兴地将我们迎进院子，又迎进老屋。老屋里的通道上，灰暗的灯光下有一个案板，上面是手工擀的早已晾干的面条。原下的小院只有陈忠实一个人，《白鹿原》的创作已经开始，他得自己开火做饭，洗锅洗碗。陈老师说，妻子王翠英走的时候给他擀下并切好一大堆面条，只由他将面下到锅里煮熟。妻子还留下不少的蒸馍，饿了将蒸馍在火上烤得焦黄，陈忠实感觉味美无比。得着空闲，王翠英回来给陈忠实送蒸馍，同时再擀一些面条。如果妻子太忙，陈忠实便赶到城里家中，再背馍回原下。陈忠实感慨，自己与背馍结下了不解之缘：少年时为读书从乡下背馍到城里，中年时为写作又把馍从城里背到乡下。
在老屋陈老师的书房，有一个小圆桌，桌前有个小板凳。陈老师说，他就是在这个圆桌上写作的。谁能想到，后来让陈忠实站立在中国和世界文坛的《白鹿原》，竟是陈忠实坐在小板凳上，在这张斑驳的小圆桌上完成的。
在老屋，没有见到蔬菜，屋角只有几根大葱，墙上挂了一串辣椒。
1991年农历腊月，王翠英又一次回原下给陈忠实送面条和蒸馍。临走送妻子出小院时，陈忠实说，你不用再送了，这些面条和馍吃完，就写完了。王翠英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表不了咋办？陈忠实没有任何迟疑，仿佛考虑已久地说：我就去养鸡。
1992年1月29日，写完鹿子霖的死亡最后结局的一段，划上意味深长的省略号，陈忠实把笔顺手放在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仿佛从一个漫长而又黑暗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走到洞口看见光亮，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眩晕。
二十多天后，陈忠实到城里背馍，在省作协传达室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来信。他后来回忆说：“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他俩(高贤均和洪清波)阅读的兴奋是我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战栗，把在他们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溅出来。”
平静之后，他对妻子说，可以不去养鸡了。
《白鹿原》出版后曾获得过许多奖项和荣誉，最高奖项便是第四届“茅盾文学奖”。陈老师后来说：“回首往事我唯一值得告慰的就是：在我人生精力最好、思维最敏捷、最活跃的阶段，完成了一部思考我们民族近代以来历史和命运的作品。”
3.主编
1993年，陈忠实上任陕西省作协主席后，也同时兼任《延河》杂志的主编。那时，我是《延河》小说组组长。1993年省作协换届的理事会上，陈忠实突然点我的名，我一时惊住，不知所措地站起身来。却原来是陈老师要将我介绍给理事会的作家们，为的是让我尽快与作家们熟悉，以便日后组稿方便。
1995年6月，《延河》编辑一期“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组来陕西省9位当时很有实力的作家作品。编辑整理后，我请主编陈忠实为这期专号撰写主编寄语，他欣然答应，并一定让我将文稿排序后再交给他。我遵意拟好排序目录，送到陈老师手中。几天后他将文稿还给我的同时，也送来了撰写好的主编寄语《生命易老，文学不死》。在这篇近三千字的文章中，文中和文尾，陈老师两次感慨“生命易老，文学不死”——
翻阅这些墨痕笔迹千姿百态的手稿，我突然想起十四年前的1981年元月号的《延河》，那一期刊物也是“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集中展示了新时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一拨青年作家的作品，在经历浩劫刚刚复苏的中国文坛第一次亮出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基本队列。十余年后，队伍中的路遥和邹志安，以他们剧烈的燃烧已经过早地焚毁了，我的失落我的沧桑感慨出于兹。我居然还在这个群体队列之中，然而，这个队列已不是青年作家的队列了，我再也没有资格入选《延河》任何一期以年龄为标识的青年作家专号了……岁月逼人。
生命易老，文学不死。
……
本期青年作家专号便是一种容纳百川的艺术胸襟的昭示。《延河》年轻的编辑们编辑了本期的“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两方面的年轻人，共同创造着《延河》的辉煌。
生命易老，文学不死。
在交给我主编寄语时，陈老师对我说，起初让我做好排序，就是要看看我的编辑感觉是否与他的阅读感觉相吻合。他说他很高兴，因为我俩的审美标准是一致的。1995年8月，刚刚32岁的我，在陈忠实的力主下，被任命为《延河》副主编。2011年，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城墙根下》出版前，我恳望陈忠实老师为我写序，他说他很愿意。
陈忠实老师兼任《延河》主编的那些年，并不参与日常的编辑工作，偶尔有作者将文稿邮寄到他的名下，他转来时，一定会叮咛，要以作品质量为准则。彼时，文学逐渐边缘化，办刊可谓举步维艰。每当遇到财政困难，陈老师便担当起主编的职责，想方设法解决《延河》经费不足的问题，自然是热脸、冷脸他都遭遇过。他常感叹，从别人口袋里拿钱真是为难，但是不要，《延河》就无法生存。正因为有陈忠实做主编，我们背靠大树，才度过一个又一个艰难的日子。
1998年元月号，我们编辑了一期“陕西中青年作家小说专号”，我再次请陈老师为这一期专号撰写主编寄语。从来做事认真的陈老师阅读了全部的文稿，写下了《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寄语。后来，他又以“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为书名，出版了《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一书。一篇由我约稿的主编寄语引出陈忠实老师的一部新著，让我这个做编辑的多少有些自得。
4.邻家大哥
2001年春节刚过，陈忠实在西安城里买了足够的取暖做饭的蜂窝煤和足够的填肚充饥的粮食，再次回到灞桥原下祖居老屋。准备了这么多“粮草”，他显然是打算在这里长住的。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那五六年里，他一个人独居老屋，那时他还是中年。而这一次再回到祖居老屋，他已经59岁，却要一个人在乡下自己照顾自己的起居。妻子儿女一起送他回去，当他挥手告别妻女，看着汽车转过沟口，返身回到原下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来呢？
我听见架在火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我沏下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我坐在曾经坐过近20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萦绕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60岁后重回白鹿原，泪眼模糊》)
他这一住就是两年多，似乎隐居了一样，在杂志和报端阅读到他的散文或是短篇小说，知道他点滴的生活状况，读出他的几多无奈。他自己说，那两年，是他1992年完成《白鹿原》进城以后，写作字数最多的两年。
2001年12月，陈忠实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2002年1月3日，陈忠实从北京回来，朋友们为他举办了庆贺会，他说：“就两句话：一，感谢大家；二，该干啥干啥。”
2005年，我遭遇了人生巨大的打击，将青春、生命和热爱都倾注于《延河》的我，被迫与已经与我生命成为一体的这部分——《延河》撕裂开来。在生离死别般的痛苦中难以自拔。还挂着《延河》主编职务的陈老师安慰我说，风物长宜放眼量，你还年轻，也很坚强，目光放长远一些。在得到我成功调动的消息后，他给我打来电话祝贺，并叮咛我，不要放弃写作。
2005年之后的十几年间，虽然我们无法如以往一样在工作上保持密切交往，但与陈老师关系却越走越近。随着年龄的增长，陈老师愈加如兄长般平易近人，宽厚和善。除却他身上耀眼的光环，他着实就像一位邻家可敬可爱的老大哥。同时，这个邻家老大哥又有着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人格魅力和人生境界。无论是我或者是一些作者，遇到困难，只要与他言语一声，他能办的就立即想办法着手相助。也是这些年，只要陈老师有时间，身体状况允许，几个与他脾性相合的朋友就组成一个饭团子，尤其到了春节，是一定要在一起聚餐的。而大多的聚餐，陈老师都要事先声明由他付账，谁要是与他抢，他定是要跟谁急的。直到2015年3月，他生病住院治疗之后，这样的欢聚才被迫停止。
2015年10月10日，陈老师让邢小利约上方英文、刘炜评、朱鸿、仵埂和我等几个晚上一起吃羊肉泡馍，地点在西安东门外的“老孙家泡馍馆”。自从陈老师生病，有快一年时间没有再见到他了，我很是高兴。见面时我与陈老师拥抱，却感受不到以往拥抱他时身体的厚度——透过毛衣，触到的是他极其单薄的身体，令人心疼。待大家落座后，陈老师说，因为前一段时间治疗，啥也不想吃，现在想吃东西了，先想到的就是泡馍。他还说：“我知道，你们都很关心我，也很想来看望我，我也很想大家，所以今天将大家约在一起。今天谁都别抢，由我来买单。”
陈老师只掰了一个馍，等待煮馍上桌时，我注意到他手里仍然拿着一辈子都离不开的香烟，不过不是以往标志性的雪茄，而是细短的黑卷烟。那天散席很早，陈老师与我们一一握手道别，不让我们送过马路，坚持一个人走到马路对面上了车。
也因为这次一起吃泡馍，我私下以为他从此就能摆脱病魔，彻底康复，所以，到11月时，陕西省社科院文学所筹办《文谈》杂志，我首先想到的是让陈老师为我们题写刊名。短信发给陈老师，陈老师很快打来电话，说他很愿意，“如果不合适用，你就留作纪念吧。”陈老师这样对我说。结果《文谈》第一期出刊后，刊名的书写得到一片赞誉。
这些年，每到节日，我总会不忘用短信给陈老师送上我的祝福。每次接到我的短信祝福，他都马上打来电话，第一句便是：抱歉！我不会发短信，然后是感谢的话语。
2016年春节，我在福州过年，像以往一样发短信给陈老师，祝愿他新的一年吉祥安康。我没有奢望得到他像以往一样的回话，但是陈老师给了我惊喜，很快拨打电话过来。他很诚恳地说，现在他说话不方便了，只能挑选着几个人回电话致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陈忠实老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光给我打来的最后一个电话！
陈忠实老师，“国际劳动节”了，又到了我给您短信问候的日子了。“五一”之后是端午节、是父亲节、是您的生日、是重阳节、国庆节……这样的日子里，我的问候短信将发往哪里？您在天堂收得到吗？我相信您会一如既往地给我回电话，我会一直期待着……
张艳茜，1963年生于济南，籍贯黑龙江省绥化市。198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分配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延河》文学月刊，从事编辑工作28年。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曾任《延河》常务副主编、陕西省米脂县政府副县长（挂职）。出版有散文集《远去的时光》《城墙根下》《从左岸到右岸》，长篇小说《貂蝉》，长篇传记《平凡世界里的路遥》,该书获陕西省作家协会首届（2013年度）长篇报告文学奖和柳青文学奖，新近出版了长篇评传《路遥传》。陕西省政府优秀编辑奖获得者，陕西省“四个一批”人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编审。现就职于陕西省社科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