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轩头条■专访著名作家、评论家，散文《光阴》作者杨焕亭

日前，著名作家、评论家杨焕亭多年来精心创作、精选的文化散文集《光阴》作为陕西省委宣传部2017年重点支助项目，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他以历史意识、当代视角、哲学高度、文学思维，走进周、秦、汉、唐一个个历史意象和文化载体，力求实现对中国历史沧桑巨变的审美表达和人物精神世界的理性解读，通过对绵延在中国文化史上文学现象的感性书写，从而把斑斓多彩的文化风景呈现在读者面前，传递“中国精神”，讲述“中国故事”。整部书集贯注着理性思维和诗意激情，散发着浓郁的“学者”气息。作者的目光也一直关注着当今中国的变化，因此对现实的描述和认知成为本书的一部分。关于创作和阅读，杨焕亭有着怎样的方法和体会，笔者近日专程采访了他。

传递“中国精神”

讲述“中国故事”

——专访著名作家、评论家，散文《光阴》作者杨焕亭

文/魏 锋

  2017年9月19日魏锋就杨焕亭老师在创作和阅读上有着怎样的方法和体会专程采访

杨焕亭散文集《光阴》[精装]由曲江文化传媒、西安版社出版发行

在陕西乃至当代文坛，杨焕亭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创作堪称独步，涉猎门类广，包括小说、散文、诗歌、评论等各种题材，他都实践过，并有不凡的建树，文学修养、审美修养达到了一种很高的境界，是一位有着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多年来，他始终坚守高贵的创作品格和低调、谦虚的处事风格。

他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往事如歌》被评论界认为是国内第一部反映工农兵大学生题材的长篇作品；他对中国历史文学有着独特的视角和认识，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三卷本）和《武则天》（三卷本）等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后，受到社会的追捧，让人们在轻松的阅读中领略汉武大帝和武则天的历史风采，其中《汉武大帝》接连增印数次，被列入历史经典书系，获湖北省“五个一”精神文明奖，入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

在文学评论方面，他始终坚持“求实、科学”的学术精神，数十年来对本土作家创作热情地予以扶持、评介和推动，每一篇评论都是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从理论的层面，结合作者的创作实践，对作品进行较为深入的剖析，从而得出科学的结论，既对作者给予鼓舞，又实事求是地指出存在的问题。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工作者，他始终不渝地关注文学生态和文艺现象，其评论文章《长安小说派及其与时俱进的嬗变》第一次在文论界提出了“长安小说派”的概念……，受到省内文学评论界的好评。

著名文艺评论家，原茅盾文学奖评委李星不止一次地公开评价“杨焕亭无愧于当代历史小说大家！他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对传承中华历史文明有着执着责任感的人，也是陕西作家中少有的学问和文采兼得的人。生于当世，却沉浸于历史学问，在心态上他似乎染上了传统的士人之风。信而好古，追慕君子。所以，我更愿意说，他是陕西乃至中国文坛最后的一位儒者。”

微风轩  魏锋专访

杨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文化散文《光阴》作为陕西省委宣传部2017年重点支助项目，由西安出版社出版发行。从整体书的编辑体例来看，您是以历意识，当代视角，哲学高度、文学思维，走进周、秦、汉、唐一个个历史意象和文化载体，力求实现对中国历史沧桑巨变的审美表达，力求对一个个风流人物的精神世界给予理性的解读，请您具体谈一谈对于散文创作的心得？

杨焕亭：感谢省市领导的关心，感谢生活，使我获得了一次可以将自己多年来的散文得以结集出版的机会。散文写作在我的创作经历中占有重要的时空。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在从事长篇小说创作、评论写作的同时，很重要的文学实践是从事散文创作，这些作品也是我花费精力最多，思考最为集中的历史认知、文化审美和生活认知留下的文字。

对于散文，我分三个层面来说。

首先，我认为，散文是所有文体中最能体现作者文学敏感、艺术直觉和时代视角的体裁。它题材选择的广泛性、内涵承载的丰富性、结构开合的灵动性，非虚构的“真实性”以及话语系统的自由度，都使得它比小说能更直接地感知时代变革的旋律，比诗歌能更质感地反映人的情感、情绪的复杂和立体。一部中国文学史，散文要占到半壁江山。先秦文学史基本上就是散文史，其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最能够实现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表达，在那个“方今万乘相争时，游者主事”的时代，几乎所有的诸子百家都留下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这也就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一些小说作家纷纷改弦易辙，投入散文创作的重要原因。如写过几部战争题材的李存葆、写过不少报告文学的韩静霆、写过宗教神圣意味很浓的作品的张承志、曾经从事新闻工作的梁衡，这几年都不断有散文作品以飨读者。张承志曾经这样描述自己的散文写作：“如今我对小说这种形式几近放弃”，“散文也许是我的一种很迟疑和矛盾的中间物吧！我非常喜欢这样写。”

其次，我自己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偏重于文化散文的创作。这方面的作品量比较大，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因此，这里重点谈谈对文化散文的写作体会：一是我以为，文化散文是一种意象写作。意象是客观物象的主体化和抽象化。作者对审美意象必须有一种哲学的视野。文化散文不应当是教堂礼拜神甫时吟吟哦哦的赞美诗，也不应该是抒发闺怨春愁、小忧小乐的消闲碎语。它应当是远古的涛声，历史的足音，时代的风景 ，思想燃烧的晶体，它应当是人类“历时态”和“共时态”存在的艺术呈现，从而带着人文关注的融融的暖意。二是我认为，文化散文是一种生命写作。林林总总的文化意象，不过是作者生命律动的载体，而不是一堆“泥古”的旧物，作者的写作姿态是紧密连接“地气”的，作者的目光始终是时代的。在价值取向上，倾情于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的探微。在叙事的架构上，注重“线”与“块”的结合，具有时空纵横的自由挥洒；在语境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文气”美学观，偏于豪放但不废婉约，打着浓郁的主体认知烙印。记得在我的散文《屈叹》上网后，一位叫做“时间的尾巴”的网友评价说：“历史散文，很喜欢，一如喜欢余秋雨般的历史沧桑感，凝重而深远。”我很感谢他的评价，但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正如你在提问中所说，“广征博引之间不时凸现思维的质感”，我的所有情感和目光都在“当下”，而不是为了复述历史。收入新出散文集《光阴》中，有一辑分别写了中国文化史长河中的“梅兰竹菊”几种审美意象，是因为在这个浮躁和喧嚣的年月，“梅兰竹菊”所象征的文化人的情操品格和人文精神，正在流失，或者淹没在一片粗俗和媚俗的文化氛围中。我的呼唤，也是为了一种“复活”的救赎和涅槃。因此，我的这些解读，既同历史上的“君子”意象保持着承接关系，有着我对现实生活的人文感知。三是我以为，文化散文是一种知性写作。这当然不是指引用了多少名典和掌故，或者拈来多少唐诗宋词的佳句和丽词，而是你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深度，事实上，有些同志不引用照样能写出高质量的散文。我的引用常常被指为“掉书袋”，这只是我自己的一种行为习惯。四是我以为，文化散文是一种灵感写作，灵感这个概念，中外的解释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灵感就是文学意象与现实生活碰撞而发生的一瞬间的触机，没有这种触机，形不成创作冲动。例如《清荷》这篇散文，我很早就想以中国历史上的“荷”意象为题材写一篇散文。然而，选择怎样的角度写，却始终没有找到契合点。读了《荷之痛》这篇文章后，我的脑际忽然就闪烁一种光电，逐渐发热，而成为一种创作冲动。

与其他文体一样，散文创作也是多姿多彩，流派纷然的。我自己是一个农家子弟，与农耕文明的血缘联系使我对工业时代的乡村和农民有着一种现代人大乡愁情结；我在大学的专业是历史，故而，又总是喜欢以历史意识，当代视角，哲学层面、文学思维，走进周、秦、汉、唐一个个历史意象和文化载体，力求实现对中国历史沧桑巨变的审美表达，力求对一个个风流人物的精神世界给予理性的解读，对绵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文学兴象给予感性的书写，传递“中国精神”，讲述“中国故事”。

2017年9月19日，杨焕亭给魏锋全家签赠散文集《光阴》

微风轩  魏锋专访

关于散文的新概念不断地出现在媒体上，有被誉为最前沿思维的“在场主义”散文，有所谓“大散文”说，有所谓“文化散文”说，有所谓“非虚构”散文说，也有所谓“灵性”散文说。那么，请您具体谈一谈您对散文这个文体的理解？

杨焕亭：中国的散文，在新时期以来，曾经经历了流派纷然，新见迭出的潮涨潮落。我不想就这些多做点评。只是希望我自己的作品，能够被读者喜欢。

从理论层面说，任何的审美表达都只有提升到文化层面，才能够真正实现其“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社会和美学价值。我的乡情散文，浸渍着游子爱乡的泪水，绵延着思乡的缠绵，涌动着近乡的快乐与“痛感”；而我的文化散文着重于探索意象自身负载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美学价值的文字，在语境上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文气”美学观，偏于豪放但不废婉约，打着浓郁的主体认知烙印。

微风轩  魏锋专访

我看到您在后记中写到，在整理这些文稿时，功夫主要在瘦身上，几乎每一篇文章都有删减，这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杨焕亭：在散文乃至整个文学创作领域，我自认自己是一只笨鸟，也不习惯于被人称为“作家”，当然也就不以此而自诩。因此，整理这些文稿，对于我，不啻为一次涅槃和更生。

在日益进入老境的氛围中读自己早年的一些作品，我自己常常陷入一种略带沉重的反思。不用说，那些文字，让我仍然穿过岁月风尘，依稀感受到早年的青春激情，中年的志博云天。然而，那种因阅历原因带来的瑕疵，总是引发我深深的惭愧和汗颜。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地读下去，一个段落，一个段落地斟酌下去，及至完稿，删去的竟达数万字。而这其中的不少篇章，在当时我是津津自赏的，但现在一读起来，就感到有些别扭，有些不接地气。由此我想到了一个久远的故事，说宋代散文名家欧阳修将《醉翁亭记》完稿后，张贴在城门口征求意见，最后，竟然将数十字的山景描写简为“环滁皆山也”五字，我自己充其量就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自知不敢与先贤比，但当我效法前辈，把“手术刀”面对自己的时候，才真体味到那是一种经历“割肉”、“割爱”的苦功。好在我自己数十年的文学生涯中，从来对自己没有“宽容”过，因而，把整理的过程视为重新学习的过程。

当然，这是我对自己写作的要求，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还有赖于读者的检验。

2013 年1月23日，魏锋第一次慕名采访杨焕亭老师

微风轩  魏锋专访

杨老师，您之前一直在行政工作，记得2003年您第一部44万字长篇小说《往事如歌》正式出版，在文学界反响强烈，著名文学学者肖云儒评价说：第一部写工农兵大学的小说，第一部评论家写的小说，第一部表现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小说。畅广元教授更是写了八千多字的评论，称这是一流的小说。后来您又专向长篇历史小说创作，还撰写了几十万字的评论和散文，想请您谈一谈您的“文学梦” 是从社会么时候开始的，写作的兴趣来源于什么？

杨焕亭：记得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我看来，兴趣是后天培养出来的。我写作兴趣的培养，首选，可以追溯到童年时代。曾经读过私塾的父亲对中国古典小说表现出强烈的阅读欲望，于是家里就存了许多他从市场购买来的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这样的书籍，给了我课余很大的阅读空间。我在10岁时，就已经读过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当然，还有不少字不认识，只能了解个大概。特别是施耐庵的《水浒传》塑造的那些绿林好汉形象，对我的影响很大。曾经梦想有一天也像施公一样写一部砖头一样后的作品。在我出版了《汉武大帝》之后，我常常想，也许就在那时候，我的潜意识深处就种下了历史小说创作的文化“基因”。

其次是来自于老师的鼓励。我是在十二岁走进中学校园的，那时候走红的许多当代文学作品诸如《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以及浩然的三卷本长篇小说《艳阳天》等开始进入我的阅读范围，并且将所获得的营养用到自己的作文写作中，这就引起了语文老师的注意。那个非常和善的老先生常常让我把自己的作文拿到班上读或者推荐到中学的墙报上刊登。它就如同一炷烛火，点亮了我的文学梦幻。这种知遇之情，使我常常将语文老师看做仅次于父亲的人物，以致“文革”开始后，班上的红卫兵头头鼓动我向语文老师贴大字报时，遭到我消极的抵制，用发给我的纸画了一幅梅花图。2017年清明节，我们同窗一行专程前往吊唁老先生，那些温馨的往事再度让我热泪盈眶，遂写了下面的诗句：

无语清明胜雨时，纸钱泪咽悼良师。

曾忆春风暖青梦，甞将秋水濯智池。

呕心字里留朱墨，沥血行间染素丝。

坟草晴翠人已去，小园念念酒含诗。

我至今仍然记得，在读了《艳阳天》之后，竟然同我们班上的另外一位同学合计，要将之改编为话剧。当然，也只是一种狂想。

第三是氛围的熏陶。1966年8月暑假结束后回到学校，“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些城市来的干部子弟率先举起了“造反”的旗帜，教师们已经无法心安理得地站在三尺讲坛上为学生讲授“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了。大约是那一年的国庆节后，武斗开始，我丢下自己的行李回到故乡。当时村里有一位双目失明的残疾军人从事业余创作，常常是他口授，我记录，然后再陪他步行二十五里路到县城，投到文化馆的油印刊物《户县文化》上发表。在他的影响下，我有幸远离造反队伍，加入到业余作者的行列。到1968年，我已经成为县上小有名气的业余作者，而被抽调到县文化馆创作组，为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准备朗诵诗作品。

应当说，从童年到青春，是我的文学准备期，后来，上了大学，也还是在班上创作一些作品，在校报或者校团委的墙报上发表。但这也只是兴趣使然。

真正进入自觉的写作大概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从进入这座城市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经一位我尊敬的文学前辈点化，走上文学评论的道路。这一写，就送走了26个春秋，逐渐积累起自己的文学评论知识体系，形成了自己个性的评论话语系统和行文风格，铺垫起属于自己的评论信用基础。1997年10月，在我当选为咸阳市作家协会第二届主席团副主席及2004年出版了第一步长篇小说《往事如歌》后，相对而言，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价值取向、文学定位和努力方向，向自觉状态转化了。

2015年11月22日，杨焕亭给魏锋全家签赠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

微风轩  魏锋专访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推出的您创作的百万字《汉武大帝》接连增印、再版，2015年获“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殊荣，并被列入历史经典书系，参评当年茅盾文学奖。您再不到两年时间又推出百万字长篇历史小说《武则天》，著名评论家李星老师多次公开场合评价您“无愧于历史小说大家”，那么您又是如何看待历史题材与写作者的关系？

杨焕亭：从现实题材写作进入历史题材写作，应当说，是我对自己主体资源的一个自觉认知，尽管从生理年龄说，这个认知来得晚了些。

陕西是一个文学大省，也是一个历史文化资源积淀深厚的大省。周、秦、汉、唐在我们这里兴业建都，在历史上我们这里是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先后掩埋着许多封建帝王。这种厚重，让我们这些秦人后裔一想起它，就充满肃穆和敬畏。历史题材创作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应该在文学大省五彩缤纷的创作阵容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事实是，这些年我们对历史题材的开掘和反映相对于现实题材，还是比较滞后的。正是基于这种对陕西文学格局和自身资源优势的冷静分析，在我进入“知命”之年后，转入历史题材创作。先后出版了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説《汉武大帝》和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説《武则天》，前者1338800字，后者1214000字，加起来约260万字。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与作者的关系，是创作主体与审美对象的关系、过往的“曾在”与站在当下方位的“此在”作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作者面对的是作为“文化记忆”的煌煌历史存在；另一方面，作者面对的是生活在当代的读者。作家只有在这二者之间寻找一个有机的结合点，才能体现历史题材作品在当代的美学价值。我自己在历史题材创作中，始终坚持这样的原则：首先，作者必须敬畏历史。马克思说：“在自然界和历史的每一科学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历史是人类打在客观世界上的思想印记，是人作为“此在”的生命绽出留给“曾在”的足痕，是以时间一维性为经，以空间三维性为纬而编织的文化长卷，惟其如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因此，历史题材作品一定要注重“历史真实”，然后才能在艺术的层面还原历史，而不是戏说、歪曲以至消费历史。目前，读者中弥漫的“历史虚无主义”，正是这种戏说和歪曲带来的恶果。其次，作者要审美历史。意大利著名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他的本意是说，一切历史只有在观照当代的时候，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而所谓“艺术的真实”，也是生活对历史题材作者的“当下性”要求，而“当下性”是一个审美的自觉过程。因此，我在创作《汉武大帝》和《武则天》时，都十分注意挖掘这两个朝代治国理政的故事，努力揭示其对现实的观照点。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先生认为：“读了这两部著作后，我的感觉是忠实于历史史实，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给人以尽可能真实的历史，更重要的是促人反思，两部作品立足历史，重在育人，旨在鉴今、民族人格的建设，教育我们以史为鉴，做个正派、刚正的人，而不是去做得志忘形，口是心非，利令智昏，趋炎附势的人。”再次，作者要紧紧抓住“人”这个历史的核心。黑格尔说：“我们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过程的产物。”任何历史都是因为人而发生，因为人而存在的。离开了人，大自然的美就没有任何意义，历史没有任何价值。因此，任何历史都是“人”作为“此在”绽出的历史。历史题材小说，不是让作者去图解历史上的大小事件，而是要我们把历史还原到人的生态存在的状态，回归到人性、人的品格、人的情感的方位。这样的作品才会有质感。譬如，武则天这个人物，她的一生固然同唐王朝的兴衰存亡紧紧地纠缠在一起，但她首先是个女人，是个值得男人付出爱的女人，其次，才是一个政治家。你不这样 ，就会使笔下的人物扁平化、概念化。正如著名作家孙皓晖所说：“史料所呈现出来的，是既定的格局，是已经风干了的种种骨骼。历史小说的使命，是复活历史的脚步，是复原人物的血肉。”

        杨焕亭两部百万字长篇历史小说《汉武大帝》《武则天》（各全三册），其中《汉武大帝》荣获湖北省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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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在百年间受到西方文化体系的全面冲击，对于“传统与世界的相遇”这一命题您是如何理解的？

杨焕亭：最近，总书记对“文化自信”这个命题做了系统的阐述，指出：“没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底蕴和滋润，信仰就难以深沉和执着。”他这里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讲的传统与世界相遇的问题。对于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有非常现实的指导意义。

“传统与世界的相遇”乃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世界格局的遭遇。第一个方面面是中国传统高度的自信，呼唤这种相遇。2003年，我在接受炎黄文化报的采访时就此做了《与狼共舞的思绪》的谈话。我当时认为，没有必要对这种遭遇怀着一种惊惧和防范心理，要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融入世界和熔铸外来文化的能力。早在2000多年前，孔夫子提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意思是到海外去传播中国文化。这就是一种面向世界的文化自信。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大概是老夫子生前所没有想到的。第二个层面是中国传统有改造和重铸世界文化的能力。新时期四十年多来的岁月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种相遇，中国传统现实主义的文学格局就不可能打破，也就不可能有先锋文学、新写实、新历史小说等文学思潮。然而，认真读一读这些标榜前卫的作品，就不难发现，这些现代主义思潮实际上已被打上了民族化的烙印。莫言的《生死疲劳》出版后，山东大学教授、蒲松龄研究专家马瑞芳就指出，它不仅是魔幻现实主义，更是对《聊斋志异》叙事传统的继承。

著名作家杨焕亭【摄影：魏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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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全民阅读”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您又阅读故事或你最喜欢的中外作家的书籍有那些，理由是？

杨焕亭：意大利作家伊斯塔·卡尔维诺的一句话：“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每个人的阅读习惯，不仅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关，也与自己的兴趣有很大关系。从少年时代起，就养成了记读书笔记的习惯。尤其是近十年来，每年的读书笔记都在十几万字。我尤其喜欢的确是这样，我在写作《汉武大帝》时，曾经将《资治通鉴》和《史记》中的几册读成了碎片，爱人用线绳重新装订，又包了书皮后才掩盖了其“沧桑”的面容。另一个习惯，就是喜欢联想，例如我在读克鲁亚克的《在路上》时，就油然联想到文化多元背景下中国年轻一代中一些人的价值迷茫，联想到工业时代人的精神漂泊，望着窗外日渐深浓的秋色，油然沉入淡淡惆怅的乡愁，有时候，也把这种感觉写成诗。“于是我的思念随着老去疯长/在秋天长出一颗归心/披着白发回来/就像村童手中的风筝/只有被你牵着/才不会仓皇孤独”。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十分关心国内外文学生态的转型或变化，努力从国内外文学经典中汲取营养，以拓展自己的视野，丰富自己的思维。就我个人读书生活来说，从早期的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拉美文学到近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作者如库切、爱丽丝·门罗、秘鲁作家略萨以及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川端康成、美国作家福克纳、克鲁亚克的著作，都曾经在我的阅读视野之中；国内作家的作品，我还是比较喜欢柳青、路遥和陈忠实和山东作家张炜的作品。比如，在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刚刚揭晓不久，其中的两部著作《繁华》和《江南三部曲》我也读了。前者浓郁的地域文化氤氲，后者对代际存在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探索，给人以艺术的启迪。之所以喜欢这些作品，是因为它是经典，只有向经典靠拢，才能是自己永远站在文学前沿。

微风轩  魏锋专访

对于全民阅读，您怎么看？在阅读推广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杨焕亭：几年前，我在为一个学校准备读书报告的时候，惊异地发现，以色列国民年均读书44本，以色列的创新指数是全世界最高的。而我国县处级以上干部年均读书量只有3～5本，因此，我觉得“全民阅读”是一种正能量的导向，对于培养国民良好的读书风尚是大有裨益的。但在我看来，就价值取向而言，“全民阅读”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就阅读内容来说，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就阅读方式而言，呈现出明显的“轻浅性”，这就需要我们加强引导。

说到阅读推广，我觉得应该在国民中唤起对经典、对知识、对科学的敬畏感。我们的祖先在读书前讲究“焚香净手”，我们当代人虽然不比“东施效颦”，但以宁静的心态进入读书境界，却是十分必要的。首先要有一种很好的机制，例如“农家书屋”就是一种很好的推广形式；其次，要大力营造“书香中国”的浓郁氛围，使得国民有一种“不读书，无以立”的紧迫感；再次，要完善鼓励阅读的激励措施，像寻找最美教师、最美医生那样，在全国寻找“最美读者”。我相信，随着“全民阅读”的深入，一定能够在国民中培养起好读书、读好书的风气。

著名作家杨焕亭【青年书画家  徐鹏 绘】

微风轩  魏锋专访

在一次采访中，著名评论家李星老师如是评价您：“人格的重量影响作品的重量，有怎样的人格，就有怎样的作品。有多高的境界，就有多高的作品，杨焕亭具有文学精神和文人的人格精神。” 您自己觉得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对于年轻的作家，您有什么建议或期待？

杨焕亭：一切的一切，都已属于昨天。这么多年来，因为有了著名评论家李星老师的提携，我再创作上更有信心和动力，其实我做的还不够好，唯一的选择就是低调做人，勤奋努力；严于律己，宽于待人。

我在给别人写评论时，常常称评论对象为作家或者诗人，但我在说到自己时，常常喜欢用“文学人”这个称谓。这不是故作谦虚，而是我觉得，这个称谓可能更适合于定位文学与生活的关系。1995年，捷克政府给米兰昆德拉授予功勋奖，他在感言中说：他把这次授奖看做是“给我与祖国和祖国与我的关系，画了一个句号”，与祖国、与民族、与人民站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品质。因此，我对与国内某些作家把“一个作家如果站在国家民族对面去审视”看做独有的“品质”，声言就是“我就是要和我们后面的一种力量对抗”的观点不能苟同。

对于年轻的作家和身边文朋诗友，我期待大家执着地深入生活，敏锐地发现生活，用自己的笔满怀激情地表现生活，真正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

微风轩  魏锋专访

谢谢杨老师，祝福您人笔双健，身体健康，我们的采访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