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馆之宝的美丽惊艳世界，但它的名称，居然争论了几十年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诞生过无数的书法绘画作品，它们或美丽不可方物，或出自名家的手笔，总之是成为了国宝级的文物。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艺术杰作并未完全让人弄懂含义，比如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文姬归汉图》，就一直存在着争议。

这副字画，是溥仪被赶出皇宫时带走的珍贵藏品，后来流落在东三省。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李姓老人，将自己当年作为溥仪卫士时拿到手的《文姬归汉图》献给国家，这才让国之重宝重新为人所知，并且精心收藏。

《文姬归汉图》的传承有序，历经明清内府，有过万历、乾隆、嘉庆、宣统等都曾经在上面留下过鉴赏印章。但就是该图简单的名字，却引起了诸多争议，本来约定俗成的《文姬归汉图》，遇到了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有部分人认为它是《昭君出塞图》。

这幅图的中心位置，就是焦点所在，那是一个身着胡装、头戴貂冠、脚蹬皮靴的女子。她的身后，是一大批护送的官员和侍卫，从发型和冠冕来看，胡汉皆有。她的前面，是汉胡两官员并列前行。最前方似乎是一个穿着汉服，打着旗帜的汉人。

文姬归汉与昭君出塞，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文姬归汉，讲的是东汉才女蔡文姬被匈奴抓到塞北，并生下了两个孩子，曹操得知后，重金将其赎回的故事。昭君出塞则是在汉元帝时期，宫女王昭君为了和睦汉匈关系，主动远嫁漠北的故事。两个场景，同样是以送别为主题，确实有相通之处，但一个是从匈奴归来，一个是到匈奴驻地去。

《文姬归汉图》又怎么会弄错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呢?一开始，它就没有名字，是清朝初年著名诗人王士祯为它所踢“文姬归汉图”诗。乾隆采用了这个说法将其定为“宋人文姬归汉图”。乾隆之所以认定是宋朝的，是因为它的落款经过岁月的侵蚀，“祗应司张瑀画”这六个字有些模糊不清。

乾隆以为是“祗侯司”，那是宋朝的一个机构，因此他确认是宋人所画，并且将这个名字写在画作之上。直到郭沫若先生做出鉴定，才弄懂这并非是宋人所作，而是金朝的御用画师张瑀所画。

这个结论非同小可，那就涉及到名字是否妥当的关键性问题。要知道，如果是宋朝人所绘制，文姬归汉这个主题自然是可以的，然而如果是金朝人，特别还是宫廷画师，难道他敢绘制“文姬归汉”?他不怕朝廷问个里通外国之罪吗?

另外，在这幅途中，人物穿着都很厚实，显然是处于秋冬季节。我们在仔细看途中人物衣服、头发飘动的方向，说明是逆风而行。在秋冬季节，中国一般是刮北风，逆风而行，自然是前往北方。所以，说它是“昭君出塞”是有相当的根据。

但是，这幅作品的名字最开始是由王士祯所定，他是书法鉴定大师，后来又由乾隆确认。要知道乾隆在艺术界并非泛泛之辈，他有常人难以企及的财力网络无数艺术真品，也有无数知识分子与之交流。他的结论也一定是有充分理由的。

首先，画作中没有出现“昭君出塞”的必备道具——琵琶。这件乐器，无论是在戏曲、诗歌、绘画作品中，是提到“昭君出塞”就绕不开的。

其次，画作中的女主人公是一身少数民族打扮，如果是前去和亲，一开始应该是汉装，到了目的地才入乡随俗。现存的“昭君出塞图”，一般都是如此。只有从游牧民族归来的蔡文姬，才会这样的打扮。

还有是从汉匈两国人的表情上可以看出来。匈奴人毫无喜色，明显带着诧异和不解，情绪非常低迷，这符合文姬归汉的故事背景。如果是匈奴人求得和亲，自然应该是趾高气昂，得意洋洋的。

当然，这两种说法，都有相当的道理，到底是《文姬归汉》还是《昭君出塞》，还得让您来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