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察右中旗报》始末：（二）创办
本文作者：刘玉昌
1990年是上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起始点，也是全国处于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新阶段，当时最为时髦的营生就是“下海”，它并不是经济学术语，而是民间“辞职经商”的俗称。而随着经济基础的奠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事业，受到人们的大力追捧。
纵观全国意识形态领域，一下子冒出两千多种报刊杂志，包括落后地区也在各大媒体刊登广告，竭力提高本地的知名度，而向外界介绍自我发展优势，又成为一种最为弄潮的新时尚。其时，李秀书记已经调离，旗长龚占永接任旗委书记，政府旗长为程日升，旗委宣传部长为道布登。因我是最年轻的党员，在新闻组（当时还未设科）里挑大梁，每年要向乌盟电台和乌兰察布日报投送上百篇稿件（主要是有考核任务），也就有些知名度了。
当时，一些老同志相继调出宣传部，孟贵根调到机关党委担任副书记，白宏调往司法局任副局长，胡振华调往广播局任副局长，王喜调往教育局任纪检组长，宋堂调回阿拉善盟委，甫兰涛调往广播局任副局长，王恒山下派米粮局乡任副乡长，王晨亮调往司法局任职，高恒调往文化局任副局长，贾明下派义发泉乡任副乡长，张久海调往盟党校（与老张同期的云珍调往和林格尔，王恩翥调往政府办，副部长刘玉调回丰镇市），老部长肖国智调往旗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在职留任的只有副部长田荣，还兼任全旗“文明办”主任。
新调入的有原中学教师王培中、原教育局干部宋耀、原粮食局干部于志坚、原农机局干部王珺、电大毕业生王君、司机王建光，我虽年轻却属于旧班人马里的“元老”了。曾有一个阶段因理论组缺人，我还去旗常委会中心组给旗级六大班子领导讲了几次马列主义理论课。正是通过这几次见面机会，我给龚书记留下了良好印象，后来由他策划的多次宣传报道工作，点名让我负责撰写任务，当这些重头稿件见诸于报刊后，龚书记觉得很满意。
一天，我将最新一期《高原星》送给龚书记审阅，他在认真地看完那些大标题之后，就对我说：“小刘，我想办一张旗委机关报，决定由你来筹办，你看怎么样？”我当时就愣怔住了，因为没有心理准备，只担心办不好，一旦弄砸锅了，怎么向领导交代呢？现在回想起来，龚书记确实有长远战略眼光，内蒙古当时属于经济欠发达的落后地区，旗县几乎没有办党报的。后来我在给他递交创办方案时，曾经做过专门调查，当时全自治区一百多个旗县中，只有乌盟的凉城县与赤峰市宁城县拥有党委机关报，在业内号称“南有凉城，北有宁城”。而察右中旗自1954年成立以来，历史上曾在“大跃进”时期一度办过报纸，1964年在“四清”运动中，也办过一个阶段的《新中旗》，后来我在旗档案馆查找到了原件，经反复细看，充其量也只是一份油印简报的形式（1958年的那份虽为铅印，但纸质很粗糙，蓝墨年久字迹不清）。为此我就向龚书记建议，先办《察右中旗讯》，待业务熟练后，再改成机关报。在得到龚书记的点头默许后，我找到时任文化馆馆长贾友仁，请他来给题写报头。
贾友仁的书法功底深厚，擅长写魏碑体与行书，这样就把后来的报头定格成漂亮的行书了。由于印刷厂一直承印《高原星》，所以版面设计不成问题，我只是将其文学内容改换为新闻报道。只因试刊号涉及诸多政治方面的内容，我连同报头设计以及清样送龚书记审阅。他觉得可以，就这样在1990年4月份，《察右中旗讯》试刊号面世了。
《察右中旗讯》试刊号
这张报纸的性质为党报，可栏目却是综合性的。我把其头版定位为“要闻”版面，主要发表本旗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活动等方面的新闻；二版定性为“经济”版面，主要反映全旗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经济建设层面上的内容；三版为“政文”版，主要报道各条战线的发展动态与先进人物；第四版为“文艺”版，类似《高原星》的内容。
《察右中旗讯》试刊11号头版
伴随着这张新报纸的诞生，就需要固定的办公场所和稳定的采访与编辑人员。当时通过组织出面，从旗卫生局暂借来李志军，从旗总工会借来肖一新，从文化局借来李文连。其实，李文连与肖一新过去就曾利用业余时间为《高原星》编撰稿件，这次就等于将临时办公地点从旗政协那小平房里，又搬到旗林业局新建成的大楼里。当时，经旗领导出面与林业局局长闫厚协商，在大楼第三层给编辑部腾出两间办公室，我在阳面一间办公，其余三位采编人员则占阴面。当时的《察右中旗讯》为旬报，大概每隔十天左右编印出版一期。
那个年代的电话通讯设备还不普及，不过通过旗邮电局的技术改造后，旗直机关已经淘汰了手摇把子磁石电话机了，全部换成圆盘式手孔拨号座机电话。但是安装一部相当费事，按规定只有正局级领导干部才允许在办公室里单独装机，其余单位则是领导与所有干部配给一部公用电话，有的小单位还没有电话。可见这装电话就成为一种特殊待遇了。
但考虑到新闻宣传的时效性以及报社工作的特殊性，旗里还是特批给我办公室安装了一部按键电话，这种座机属于更新换代产品，它比圆盘手孔拨号电话又先进了一步，不仅通话性能好，外部设计美观，还具有储存与记忆功能，若有来电时绿屏会显示。那电话机上除0—9这十个号码外，还有重拨、录音、查看等标注键，可以说既时尚又时髦。
正如龚书记所预期的那样，这张新报的出现，确实发挥了旗委的舆论引导功能和宣传鼓动作用，并且达到了“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快速效果，甚至还起到了预料之外的“舆论监督”作用。由于公开度高、受众面广、时效性强，自从旗报创办后，根据龚书记和程旗长的要求，旗直机关的部、委、室、办，基本停发了所有油印“简报”，这方面的所有内容在旗报的“工作动态”栏目里，全部汇集刊发出来，从而节省了不少纸墨开支。
尤其是本旗的一些重大消息，过去只能通过《乌兰察布日报》这个媒介平台向社会发布，但全盟有十几个旗县和盟直单位及大厂矿，凡站在本旗角度认为要闻的稿件，经过盟报这个“漏斗”过滤后，大多按普通“短讯”处理了，有的甚至觉得没有全局指导意义而被淘汰掉了。而旗报正好弥补了对外宣传的这个“缺陷”和宣传手段上的“短板”，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小报的长处以及它“短、平、快”的优势，在当时条件下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实践证明，这张旗报在发行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与喜爱，一方面是本地人说当乡事儿，感到亲切可信，有的还是身边新闻；另一方面与大开版的《内蒙古日报》或《乌兰察布日报》不同，凡报道本旗新闻没有长篇大论的背景介绍（但上级党报因为地域广阔，受众不同，介绍背景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基层干部谁也没有闲工夫去看党报的整版理论文章与领导讲话。反倒是简单浏览一番旗报，就对全旗目前近况有个大致了解了。
然而，由于旗报没有新闻出版局批准的公开发行的统一刊号，属于内部报纸，覆盖面只是限于全旗26个乡镇、200多个村委会、1900个自然村，订阅也是自愿自发，除三分之二发行到乡下外，三分之一在旗直单位和工矿、企业、学校、商店以及公共场所。
随着旗报的发行范围以及流动性的扩大，编辑部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尽管当时图片新闻还未唱“主角”，但旗级六大班子领导活动或全旗大型会议，就通知报社必须去现场拍照并报道。可因经费困难等问题，编辑部想买台照相机，却迟迟得不到解决。为此，肖一新便把自家的傻瓜照相机拿出来，供大家外出采访时使用，尽管它成像功能不太好，但总比没有强。当时虽有彩色胶卷，但进口的“柯达”一卷30多元钱，相当于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我们平时就用黑白胶卷。一直到后来使用上国产“乐凯”彩色胶卷才便宜点。
常言说：不论干啥事，总是先有作为，后有地位。当旗报运行到1991年，它的作用已经被旗里领导层认可，于是解决报社“地位”的问题也就摆上了议事日程。可在这关键时刻，旗委宣传部部长道布登找我谈话，那意思是说宣传部新闻组改称新闻科了，让我回单位工作，至于旗报编辑部的工作，交由王培中去负责。由于道部长是我的顶头上司，他还是旗常委会成员，属于旗级领导，他的话我必须听。于是，我就又回到宣传部上班去了。
这肖一新是个老实人，一看我要走，他就悄悄对我说：“这你走呀，我也不想干了，在这里干活太累，每天不是加班熬夜，就是跑印刷厂校对，就连节假日也不让休息，还没有加班费，还是在工会工作轻松！”
我也不好说什么，一看我情绪不佳，他就劝我说：“你去找一下龚书记，人家是一把手，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谁去谁留，还不是人家一句话吗？”可我并没有去找龚书记，当时我有两方面考虑：一是龚书记是全旗的书记，又不是我的直接领导，他每天那么忙，我为这点芝麻小事儿，专门去打扰他不合适；二是这个时候去找龚书记，我该说什么呀？就说报社马上成立了，我不愿意离开，那不是明显去要“官”吗？那让人家怎么看我呢？
我回到宣传部工作了大约半个多月，继续干我的老本行，除去向上级报刊投寄任务稿件外，业余时间再主编《高原星》，同时负责接待上级党报来旗里采访的各路记者，反正心里也没觉得委屈。突然，有一天上午，道部长又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让我再回编辑部工作。当我回去之后，才听说了一件事情，大概是在几天前，王培中调任旗党校教务长，他在编辑部只编印了一期报纸，并说这种营生太难干了，就连印刷厂的老曹也与他顶牛。
一直到多年之后，我已经离开旗委了，才了解到这件事的原委：掌管全旗那么大的摊子，龚书记每天确实很忙碌，那日当他外出开会回来，又要召开全旗经济工作分析会议，就让秘书打电话告诉旗报社，全力做好新闻宣传配合工作，并且赶写一篇类似“社论”的引导性文章。一直到此时，才知道我已经不主持编辑部工作了，于是就以晋升的方法把王培中调离了。说真心话，龚书记对我有知遇之恩，这倒不是他重用我，而是他能“理解”我。
该文作者冠名刘洋，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西南山区窖蒿湾村，曾任旗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后在央企神华做新媒体策划，现供职国家能投集团。
【本期幕后】
策划：敏敏
编辑：楚楚
校对：敏敏
你当年看过《察右中旗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