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人物研究」广东刘晓亮：高步瀛致陈垣书札考释
编者按：自9月27日《京畿学》辑刊征稿启事刊发之后，在国内引起迅速而广泛的反响，两天间的阅读量达1200人次以上，并开始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稿件。为及时展示学术成果，本公众号将从中选择稿件刊发，随后再编入辑刊。本篇论文所研究的高步瀛为京南霸州人，是清末民初大学问家，其在当时即被人称为“中国三绝”之一，享盛名于世。刘博士为广东学者，他远在万里之遥都能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高步瀛先生，而在步瀛先哲出生工作过的地区，却少见如此有价值的研究，甚憾。
内容提要：陈智超所编《陈垣来往书信集》收录高步瀛致陈垣四通书札，写作时间当为20世纪20年代。书札内容涉及二人任职教育部时之交往、文津阁《四库全书》、推荐学生等。对研究二人之交往、陈垣之学术水平及民国时之学术研究、学术思潮等皆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高步瀛；陈垣；考释
《陈垣来往书信集》收录高步瀛（1873—1940）致陈垣（1880—1971）四通书札[1]，《陈垣先生往来书札》亦收录影印高步瀛致陈垣原札一通（乃《陈垣来往书信集》所收第二通）[2]，谈及文津阁《四库全书》、文宗阁考辨等，对了解二人之交接、其时之学术交流等皆有参考价值，但至今无人对其进行解释。据陈智超言：“有些来信显然是他有意保存的，每人（或相关的几个人）的来信，用一张白纸夹起来，上面写上姓氏，如高阆仙等等。”[3]今钞录并考释如下，以探析陈垣“有意保存”之深意。
一
圆庵[4]先生左右：
数日不晤，念念。部中同人拟流通《四库全书》，钞写时间及值价均粗有计算，尚未确定，此事是否能成，今姑不论。同人令弟撰一广告缘起，弟于此事平日未甚考究，仅就所知勉成一稿，未敢自信。同人等均深佩先生于此中历史研求精确，特将敝草呈阅。误处务希是正，以便修改。非独弟一人受益，亦部中同人所亟拜赐者也。拜手以请，伏乞教正。并颂节禧。弟高步瀛顿首。一月廿二日。
民国成立后，高步瀛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1912年8月起，接替夏曾佑任社会教育司司长；至1927年5月辞职，“栖迟部曹，十有余年”。[5]上札中所谓“部中”应为教育部。“拟流通《四库全书》”一事，应为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提要》。
文津阁《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的第四部。1909年7月为筹建京师图书馆（后改名北京图书馆，即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清政府批准将文津阁《四库全书》为其贮藏。自1913年12月底由承德避暑山庄启运，1914年1月初抵京，暂存故宫文华殿内，至1915年9月始由京师图书馆正式接收保存。时为高步瀛手下任教育部佥事的鲁迅[6]在其日记中亦记载了此事之经过：
1.晨教育部役人来，云热河文津阁书已到京，促赴部，遂赴部。议暂储大学校，遂往大学校，待久不至。询以德律风，则云已为内务部员运入文华殿，遂回部。（1914年1月6日）[7]
2.午后同戴芦舲往内务部协议移交《四库全书》办法。（1915年9月1日）[8]
高步瀛谓陈垣“于此中历史研求精确”，诚非虚语。据陈智超所编《陈垣简谱》介绍，陈垣自1893年“开始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后几年中，又把此书读了几遍。”[9]其于1920年“六月至八月，在张宗祥等人协助下，检查文津阁《四库全书》，大致摸清了《四库全书》的情况”。[10]根据此次检查情况，陈垣作有《四库书目考异》[11]。此外，其亦作有《编纂四库全书始末》、《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大唐西域记之四库底本》、《四库撤出书原委》[12]等有关《四库全书》的研究文章。
据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前言”介绍，“1920年，前辈知名学者陈垣就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清查，统计全部收书3462种，列有103架，6144函，36277册，2291100页。陈垣先生还细阅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发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不少差异，因此与几位学者共同撰写《景印四库全书提要缘起》一文，建议将文津阁本的提要汇集影印出来。”[13]故上札中所谓“同人令弟撰一广告缘起”，应指此事。由此亦发现“缘起”一文乃高步瀛操刀，而终经陈垣改正，非“前言”所谓陈垣“与几位学者共同撰写”。
高步瀛为此事撰写“广告缘起”，乃部中之务。陈垣于1921年12月起“任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总长黄炎培不到职）”。[14]故为“流通《四库全书》”所撰写的“广告缘起”，高步瀛特请对《四库全书》“研求精确”的陈垣“是正”，既是求教方家，亦含向上级“汇报”之意。此信未署年份，但通过上述梳理，又陈垣于1922年5月辞去教育部次长职务[15]，故可推测当为1922年“一月廿二日”。查检1922年1月22日乃农历腊月廿五，距除夕还剩5天，故结尾云“并颂节禧”。
上札中又言“弟于此事平日未甚考究”，实属谦逊。高步瀛实年长陈垣7岁；于传统四部之学旧有熏染，其任教沈阳萃升书院时，有《四库全书选印目录表》印行，对所选书目，备载其卷数、本数、页数；与《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差异者，亦有所稽考；对“所得知有刻本者，加以备考”。[16]
圆庵先生有道：
前奉赐复并文宗阁证据，佩服无似。前弟颇信《午风堂丛谈》，故定为从水之淙。公引清高宗诗，似又较邹氏为确。名从主人，可无异议。转告同人，均以为是，已遵大教改为文宗矣。一字之师，顶礼无已。谨此鸣谢，诸惟筌鉴。并颂春禧。弟高步瀛顿首。二月四日。
高步瀛与陈垣皆绍继清乾嘉以来学者之校勘学，并有自己的开拓。但世人皆知陈垣之校勘学成就，尤其是其所撰《元典章校补释例》（即《校勘学释例》），而于高步瀛之校勘学多有忽略或未知。
上札为高步瀛与陈垣讨论“文宗阁”之“宗”。《四库全书》之贮藏向有“南北七阁”之说：文渊阁、文溯阁、文源阁、文津阁，是为“北四阁”；文宗阁、文汇阁、文澜阁，是为“南三阁”。其中关于“文宗阁”，学人曾有争论。因其他六阁中间一字皆从水，寓意以水克火，以使藏书免遭火灾，独文宗阁中间一字不从水。
文宗阁位于江苏省镇江市金山寺，建成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乾隆曾为其作有三首诗：《题文宗阁》、《再题文宗阁》、《题文宗阁叠庚子诗韵》。[17]其中第一首“文宗今古贮层甍”有“文宗”，第二首尾联云：“百川于此朝宗海，是地诚应庋此文。”在《文汇阁叠庚子韵》“遂以推行庋四库”句后有小字注曰：“壬寅秋，以《四库全书》分弆文渊、文源、文溯、文津四阁者，均可按期蒇事。因思江浙人文最盛，士子愿读中秘书者不乏，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敕于扬州之文汇阁、镇江金山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各贮《四库全书》一分，俾士子得就近观摩。并饬发内帑银百万，于京师雇觅书手缮录全书三分，驿致弆阁，以昭我国家藏书美备，教思无穷之至意。”[18]文宗阁贮藏《四库全书》，正是取百川宗海之意。乾隆写有关于《四库全书》的诗共107首，但关于文宗阁的却只有三首。上札中云“前奉赐复并文宗阁证据”、“公引清高宗诗”不知陈垣所赐证据为何、所引诗为第几首，可能为第一首“文宗今古贮层甍”句。
札中高步瀛所提《午风堂丛谈》，其作者为邹炳泰（1741—1820），字仲文，号晓屏，江苏无锡人。清藏书家，其藏书楼名曰“午风堂”。另有《午风堂诗集》等。其《午风堂丛谈》乃“札记”之作，其中卷二提到：
《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初启书局，于四十七年七月告成。计书三万六千册，缮写四分，特建文渊、文溯盛京、文源圆明园、文津热河四阁藏庋。四十七年七月，又命于扬州大观堂建文汇阁、镇江口金山寺文淙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发帑续缮《四库全书》各一分安贮，俾江浙士子得以就近观摩誊录，嘉惠士林，洵为盛事。[19]
此条邹氏提及“文淙阁”，高步瀛初信邹氏之说，当据此。但在《文汇阁叠庚子韵》“遂以推行庋四库”句后有一段注，曰：“壬寅秋，以《四库全书》分弆文渊、文源、文溯、文津四阁者，均可按期蒇事。因思江浙人文最盛，士子愿读中秘书者不乏，允宜广布流传，以光文治。敕于扬州之文汇阁、镇江金山之文宗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各贮《四库全书》一分，俾士子得就近观摩。并饬发内帑银百万，于京师雇觅书手缮录全书三分，驿致弆阁，以昭我国家藏书美备，教思无穷之至意。”[20]以此段注与邹氏所记相较，知应为“文宗阁”。陈垣告以乾隆题诗，确胜邹氏。高步瀛不仅“转告同人”，亦遵陈垣而改信“文宗”之说。
高步瀛对陈垣之校勘学“佩服无似”，并许为“一字之师”。后启功亦称陈垣为“一字的考证”[21]。
三
奉到赐函及《白集》制二则，谢谢。新旧《唐书·李翱传》均略。前日刺取集中事，有一二年月无从考订者，妄冀《全唐文》中或有状志一证。承示此书不载，恐此疑终难析矣。前呈《心史》与目不合，盖后三书讫未出版也。此上，敬颂圆庵先生著安。弟瀛顿首。四月十七日。
此札开头未署称谓，结尾姓名只署“瀛”，与其他三札略有不同。从札中内容来看，当是高步瀛向陈垣请教关于李翱之事。
“奉到赐函及《白集》制二则”，经笔者查检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22]、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23]及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24]，发现《白居易集》中有关李翱之“制”共有两则：《张植李翱等二十人亡母追赠郡县夫人制》[25]和《李愬李愿薛平王潜马总孔戢崔能李翱李文悦咸赐爵一级并回授男同制》[26]。两制朱笺均系于长庆元年（821），长安作。其中第二制题中“李翱”，谢书作“李䎖”。附校云：“李䎖绍兴本等作李翱，据金泽本[27]改。”陈垣所赐当即此。
札中谓“新旧《唐书·李翱传》均略”，《旧唐书·李翱传》所载李翱生平事迹的确简略，共载有三事：1.李翱上奏论“去太庙朔望上食”；2.因其目睹“史官记事不实”，故上“奏状”论史官记事之笔；3.简单交代其与李景俭之交谊，与李逢吉之不合及因受柏耆牵连被贬官事。[28]《新唐书·李翱传》所载亦简略，首言其论史官记事之笔，复载其论兴复太平大略，最后所记李景俭、李逢吉、柏耆事与《旧唐书》大致一样。[29]
《全唐文》收李翱文分赋、策问、疏、状、判、书、序、论、箴等体裁共108篇，其中有状五篇。
札中又提及《心史》一书。此书作者为郑思肖（1241—1318），宋末元初人。原籍福建连江，生于临安（今杭州）。《宋史》《元史》均无其行迹。其所著《心史》，于明崇祯十一年发现于承天寺一口枯井里，且被封在铁函中。故又被称为《井中奇书》、《铁函心史》等。是书分《咸淳集》（一卷）、《大义集》（一卷）、《中兴集》（三卷）、《久久书》（一卷）、《杂文》（一卷）及《大义略叙》（一卷）。既有诗，又有文。此书在明清之际、清朝及民国的文人间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受到吉川幸次郎等国外人士注意。具有较重要的文学、史学及思想价值。然学术史上有定其为伪书者，亦有人立证其为郑思肖作。[30]
然札中所云“盖后三书讫未出版”，不知哪三书，可能包括《心史》。而“恐此疑终难析”究难断定高步瀛所要解开之疑为何。
四
圆庵先生左右：
□□□□□兹有师大学生刘汝霖君欲考藏经以供研究。闻公邃于此学，嘱弟介绍左右。此君勤学精进，得□指导，当益年□□□□□□望推爱乌之谊，予以指正，则感同身受矣。此上，敬颂撰安。弟高步瀛顿首。五月卅一日。
此札乃高步瀛为其学生刘汝霖写的推荐信。
高步瀛在教育部供职时，曾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校长陈宝泉（1874—1937）[31]之邀到校讲学（时为1921年），“授所注桐城姚氏《古文辞类纂》一书，而不受薪酬，至是，遂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32]。1927年5月，因愤于奉系张作霖入主北京，其辞去教育部职，专任北师大教授。[33]“东北易帜”（1928年12月29日）后，其应吴闿生（1877—1949）、王树楠（1851—1936）等敦请，赴沈阳萃升书院任教。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高步瀛退归北京，又任教北师大。至1937年“七七事变”后闭门不出，前后十六年，与北师大结下不解之缘，所培养学生如王重民（1903—1975）、程金造（1908—1985）等，日后都成了著名学者。
刘汝霖（1905—1962年后），河北雄县人。字泽民，号白村居士。1925年考入北师大国文系，曾与王重民、靳德峻等创办努力学社，与王重民合办《益世报·国学周刊》。1929年毕业后应南开大学之聘赴天津，1930年夏返京，任职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研究所。其在北师大求学时，任教者有吴承仕、高步瀛、钱玄同、黎锦熙、杨树达等著名学者。受当时“整理国故”、古史辨运动等学术思潮影响，并得到师大诸师指导，其先后撰成《周秦诸子考》、《崔东壁先生年谱》、[34]《唐玄奘法师年谱》、《嵇中散年谱》、《汉晋学术编年》、《东晋南北朝学术编年》等。
1926年1月，辅仁大学校长英敛之（1867—1926）逝世，陈垣受其临终托付，开始执掌辅仁大学，直至1952年。[35]此期间，陈垣还受聘担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1—1932）委员会委员兼导师。高步瀛推荐自己的学生刘汝霖考陈垣以研究藏经，当是推荐其考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而刘汝霖毕业于1929年，故此札当作于刘汝霖毕业之前。
陈垣于宗教研究颇深，如火袄教、摩尼教、滇黔佛教等。其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时，所开课程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1929年8月，其受聘北师大史学系教授，印有讲义《明末清初教士译著现存目录》，所开课程有“中国基督教资料目录”、“佛教史籍概论”；在辅仁大学，所开课程亦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高氏称许陈垣于藏经“邃于此学”，诚非虚语。
此札虽短小，但奖掖后进（刘汝霖）、称赞先学（陈垣）之情备载，尤其“感同身受”一词，体现了高步瀛之谦逊。
高步瀛与陈垣之交往多为人所忽略，上所考释四札，也仅可见二人交往之一隅。据姚高淑芳追忆，高步瀛大部分著述原稿及日记，文革时遭遇“劫灰”之难。[36]推测其中当有关于与陈垣交接之记录，然今难以查见，这实在是一件巨大损失！
[1] 陈智超编：《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346—347页。
[2] 陈智超编：《陈垣先生往来书札》，《近代文哲学人论著丛刊之二》，台北：中研院文哲所，民国81年8月初版。
[3] 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前言》。
[4] 陈垣（1880—1971），字援庵，又字圆庵。广东新会人。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辅仁大学校长（1926—1952）、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2—1971）等职。主要著述有《元西域人华化考》《敦煌劫余录》《二十史朔闰表》《史讳举例》《沈刻元典章校补》及《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名《校勘学释例》）等。按，时人称陈垣为“援庵”者多，称“圆庵”者少。整部《陈垣来往书信集》中，称“圆庵”者只有高步瀛、张星烺、柳肇嘉三人。
[5] 姚高淑芳：《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十七卷第五期，民国59年11月，第41—44页。
[6] 姚高淑芳追忆其父高步瀛之同事时云：“举世共知之‘鲁迅’，官名周豫材（树人），在其手下任科长十余年，我在家中，即从来不曾听到提过此人。”
[7] 鲁迅著：《鲁迅全集》第十五卷《日记》（1912—192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00页。
[8] 《鲁迅全集》第十五卷《日记》（1912—1926），第185页。
[9] 陈智超编：《陈垣简谱》，《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20页。
[10] 陈智超编：《陈垣简谱》，第822页。
[11] 收入陈垣撰：《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12] 皆收入陈垣撰：《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二集）。
[13]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前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4] 陈智超编：《陈垣简谱》，第823页。
[15] 陈智超编：《陈垣简谱》，第823页。
[16] 高步瀛撰：《四库全书选印目录表》，收入《东北丛刊》1931年第十五期，题下有“金毓黻识”。
[17] 分见《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六十九、四集卷七十三、五集卷四。故宫博物院编：《清高宗御制诗》（影印本），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55页、第312页、第192页。
[18] 《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四，第189页。
[19] 《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462册《午风堂丛谈》（八卷）卷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68页。
[20] 《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四，第189页。
[21] 参张新杰：《陈垣与<四库全书>》，《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3年第7期。
[22] 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版。
[23] 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24] 白居易著，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1月版。
[25] 分别见于顾书1073页、朱书3003页、谢书703页。
[26] 分别见于顾书1099页、朱书3058页、谢书795页。
[27] 按金泽本，谢思炜将日本勉诚社1983至1984年影印《金泽文库本白氏文集》及日本临川书店2001年出版《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藏贵重典籍丛书》文学编第二十一卷影印《白氏文集》统称为“金泽本”。
[28] 《新唐书》卷一百七十七列传一百二《李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29] 《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列传一百一十《李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30] 有关郑思肖及《心史》之研究，可详参陈福康著：《井中奇书新考》，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5年7月版。
[31] 陈宝泉（1874—1937），字筱庄、小庄、肖庄，中国近代教育家。天津人。曾入京师同文馆算学就读。后留学日本。1904年回国后服务教育。曾与高步瀛一起编写《民教相安》（北洋官报局1905年出版）等通俗白话书籍。1912年5月起，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32] 程金造：《高步瀛传略及传略后记》，《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
[33] 姚高淑芳：《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民国十六年五月，父亲辞去教育部的官职，专任国立师范大学讲师，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
[34] 此处关于刘汝霖之简介，参胡喜云研究论文。刘汝霖所撰《周秦诸子考》、《崔东壁先生年谱》乃受吴承仕、高步瀛、钱玄同等考订古书、整理国故等学术思潮之影响。胡喜云：《刘汝霖与<汉晋南北朝学术编年>》，《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35] 陈智超编：《陈垣简谱》，第823页。
[36] 姚高淑芳：《追念先父高步瀛先生》：“至于留存大陆未经付印的各种原稿及日记等尚多，风闻经红卫兵之乱，已付劫灰。”
作者简介：刘晓亮，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广东开放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广东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理事，广东南方软实力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出版诗词集《妍媸集》（香江文艺出版社）1部。主编或参编《宋词鉴赏词典》（崇文书局）、《唐宋文学作品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八代诗汇评》（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等古典诗文赏析、教材多部。在《文献》、《杜甫研究学刊》、《国学季刊》、《暨南史学》等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主要研究领域：杜诗学研究、20世纪学术史及传统文化的近现代转型等。
京畿学堂公众号
长按，识别二维码，敬请关注转发
来稿请投52309017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