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毛姆
毛姆
去年卧床的日夜难寤的日子，是《刀锋》陪我度过了那段最难捱的时光。那是毛姆70岁写成的小说。我说不好我读书的感受，但我已经深爱上毛姆的作品。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便时不时地在我的笔记中写下一条条感悟，当然这些感悟我也未曾轻易示人，偶尔我会在酒逢知己的高潮时间里吐露一二，或者说因为有感而发也加剧了自己饮酒的失控，当引以为戒！为了表述毛姆，我不惜引用别人的语句，因为我确实能“感同深受”，颇有共鸣！
第二次大战期间，毛姆到了美国，在南卡罗来纳、纽约和罗德岛等地呆了六年。1944年发表长篇小说《刀锋》。在这部作品里，作家试图通过一个青年人探求人生哲理的故事，揭示精神与实利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出版后，反响强烈，特别受到当时置身于战火的英、美现役军人的欢迎。
毛姆是一个经历特别丰富的人，像一个长辈，他写小说开篇的语句可以归纳成一句话：“我跟你说一下人生吧。”只有英国作家身上才特有这样的东西，这个是英国文学中非常特殊的部分。毛姆的小说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教材，毛姆特别善于处理非常微妙的东西，这种东西大概也是都市化带来的问题，这个在乡村中间是不会存在的。
毛姆的小说之所以能够引起不同国家不同阶层许多读者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至今经久不衰，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他作品中浓郁的异国情调。这种异国情调既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关，也与作者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科技带来的进步使得西方文明迅猛发展，不仅使得后起的欧洲迅速超过了古老的东方。而且促进了“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和霸权意识的增长。在疯狂的殖民扩张过程中，殖民者从“愚昧、野蛮”的东方人手中掠夺物质财富．人类学家和艺术家则看到了东方文化的独特量力，将之视为人类灵魂的最终归属。作为一个敏感而极具才华的作家，毛姆深切地感受到了西方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对东方文化则充满了无限的敬仰与向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毛姆对处于非主流边缘地位的土著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等倾注了自己高度的热情，寄予了无限的期望。在毛姆的小说中，“异质文化不再充当西方文化的配角，而一跃成为小说中真正的主宰因家”。
对维多利亚传统的矛盾态度使毛姆与其他不愿盲从常规的作家一样，对新时代自我价值的追求满怀渴望，同时又不忍彻底颠覆维多利亚传统文化。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毛姆选择了逃避，追求人性的自我完善与超然物外。他笔下的主人公对造成自身孤独的外在世界冷眼相看，对保持孤独的完美刻骨铭心。在西方文化的樊笼中，他们无所适从，惶惶不可终日。在一次次质疑中，毛姆放逐他笔下的主人公自由地寻求灵魂栖息之地。《刀锋》中的拉里和《月亮与六便士》中的斯特里克兰便是其中的典型。
对毛姆而言，面对复杂的人性和不可知的人生，他更愿意做一个“无所偏袒的观察者”。在创作小说时，了解人性，暴露人性的弱点，成为毛姆关注的焦点。生理上的缺陷带来的自卑感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冲突，让他更加客观、包容地看待人性．从而也使他得出人性是复杂的、不可知的．而且善恶兼容的结论。因此在创作时，毛姆其所能、最大限度地保持其作品内容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既不扬善，也不隐恶，让读者自己去观察、去体会揣摩，来判断人物的好与坏、善与恶，因此，他笔下的人物各具风采、各具特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40岁的毛姆加入了法国的红十字急救团。在西线服役时，他遇到了22岁的美国人吉拉尔德·哈克斯顿。哈克斯顿外向活泼、精力充沛，与由于口吃而不善交际的毛姆恰成互补。毛姆遂雇哈克斯顿为自己的私人秘书，两人的伴侣关系一直保持到哈克斯顿1944年去世。
1915年，毛姆与慈善家托马斯·巴尔那多博士的女儿茜瑞·威尔卡姆生下一个女儿。茜瑞当时是个有夫之妇，但她次年与丈夫亨利威尔卡姆离婚，并与毛姆结婚。但是婚后，毛姆大部分时间与哈克斯顿生活在一起。这对同志伴侣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携手同行，游览了中国、印度、拉美等地。毛姆作为“世界旅行家”的称号也由此而来。在这些旅行中，哈克斯顿好比毛姆的眼睛与耳朵，在与旅途中各色人等的交往中，为毛姆搜罗了大量“奇闻轶事”，而这些故事日后则成为毛姆小说创作的源泉。1927年，茜瑞终于不堪这番冷落，与毛姆离婚。
对了前几天是毛姆的诞辰纪念日。我为什么喜欢他呢？难道仅仅喜欢他哲理性的文字，犀利的语言，入木刻骨。撇开这些，我觉得我跟这位英国伟大作家竟有百年零三天之缘。
在今天，写下《我与毛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