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待遇进化考：不是一开始就有轿车
原载：《博客天下》2013年第19期
作者：邓娟
大院子弟赵蒙生，四年级时和小伙伴“拼爹”，对方说：你爸爸是一个豆！俺爸爸是“双铁轨”，四个豆！
他反驳：我爸爸一个豆是金豆，将军豆！你爸爸四个豆是银豆，校官豆，差远了！
小学生赵蒙生不但知道双方父亲的肩章区别，更明白由此决定的等级差异：“回去问问你爸爸，我爸爸让他立正，他不敢稍息！”
几乎和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中的这一幕吻合，党史学者杨奎松也有“比爸爸级别”的童年经历——谁的爸爸是多少级，多少级干部住多大房子、配什么轿车，多少级以上可以买特供商品……早年在机关、军队大院生活的他，“强烈地感受到等级制所带来的种种影响”。
小说中，赵蒙生的父亲是少将，军级，相当于行政序列的省部级。关于不同级别官员的现实待遇，1980年代刊登在《中国青年》杂志的文章《谈“份儿”》描绘了各级干部散会后的场景：司局级、处级和一般干部都去挤公交，而副部级干部们一人一辆轿车一冒烟开走，“不要气不过，那是人家熬到了那个‘份儿’上”。
干部的“份儿”，不是一开始就有轿车，当然，发展到后来，内涵也不仅仅是轿车。究其变迁，与中国的历史沿革密不可分。它是一个逐渐公开化、规范化的过程。
细考中国党政干部等级待遇，实行供给制度的早期，差异并不明显。《※※※选集》第一卷中提及井冈山时期的待遇情况：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每人每天一律5分钱的油盐菜柴钱。
明确部级干部特殊待遇是从延安开始。1941年9月，任弼时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建立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虽然党政人员仍和部队吃大锅饭，但中央直属机关食堂执行的《饭厅规则》，对不同职位划分了大灶、中灶、小灶三种标准。
其中，小灶仅面向部长级别及以上干部或10年以上党龄者，米面各一半比重，注重饭菜的调剂，“每人每日除照一般规定之伙食费外增加一元”。普通干部的大灶则以小米为主，“米汤中加豆子”，科级干部的中灶在同等水平外规定每人每月3斤肉。
另外，当时规定了各级干部的着装：高级干部的衣服用深蓝色斜纹布，中级干部用灰青色平布，基层干部用黑色土布。不过，艾青后来谈到：“我们也不止一次看见※※※同志，穿着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
杨奎松《从供给制到职务等级工资制》一文提到，这一改变，通常被认为和任弼时刚从莫斯科回来有关。苏联在1920年代中期曾建立以等级差别为基础的供给制度，党政高级领导人享受专门餐厅，中国党政干部分级别享受特别津贴，是学习了苏联的经验。
当时中央研究院的一位高级研究员，虽然可以享受小灶，却对这种平均主义大背景下的划分提过意见，他不反对给负有相当责任者以适当的优待，但认为新的规定太过强调等级的差别，“实在不见得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