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说|李零：同一个中国，不同的梦想
——我对法国汉学、美国中国学和所谓国学的点滴印象
李零/文
中国人有个非常古老的梦，这个梦叫“大同世界”（见《礼记·礼运》），谁都希望朗朗乾坤，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战争。但《圣经·旧约》上不是有个故事吗，上帝害怕人类齐心合力造巴别塔（Tower of Babel），上出重霄，扰乱了天上的安宁，故意制造了语言差异，让大家说不到一块儿。我们这个世界被两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六大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道教、佛教）分裂，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梦，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哪怕夫妻，两人就是睡在同一张床上，都没法做同一个梦，中国话叫“同床异梦”，无可奈何呀。
当时，我想起一个名字，这就是沙畹。法国汉学，沙畹是真正的“泰斗”。他读中国古书，迷上的是《史记·封禅书》；壮游中国，迷上的是泰山。他是把泰山当中国早期宗教的象征。①泰山博物馆的馆长跟我说，法国给泰山博物馆送去一套老照片，希望他们按照片上的景点拍一套新照片作为回报。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沙畹写过很多东西，其中最吸引我的一篇，是他留下的最后一部著作，《投龙》。投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教仪式。在他之后，中国出土了很多新资料，泰山出过唐宋两代的封禅玉版，嵩山、衡山、武当山，还有太湖、西湖、济渎祠，很多地方都出土过投龙简。特别是华山脚下出土了一件战国时期的秦骃玉版。这一发现一下子把这类活动与它的先秦背景连在了一起。秦骃玉版是秦惠文王占领华山后祭祀华山的遗物，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铭文将近300字，样子跟投龙简很像，功能也很接近。出土地点，我调查过，就在华
法国人曾经做过中国梦。18世纪是大帝梦。19世纪，拿破仑之后，这个梦好像没人做了。20世纪的梦是什么？21世纪的梦是什么？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教授说，欧洲宗教没意思，中国宗教好玩。我的法国朋友，远东学院北京站的朋友，他们迷上的主要是中国的传统宗教，我没说错吧？
现在，法国汉学已经衰落，无可奈何。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夏德安（Donald Harper）教授说，美国学生已经不读沙畹及其弟子的书，令人痛心。中国人呢，懂法语的人本来就少，懂法语又通汉学的人更少。我学过五年俄语，忘了，又学英语，也没学好，法语一点不懂。
不过，我很幸运，我的法国朋友，他们不但喜欢中文，而且喜欢住在中国，特别是住在北京的胡同里，一住好多年，真心跟中国人交朋友，既不拿糖端谱，也不吃拍受捧，用我们的政治语言讲，就是“长期蹲点，跟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他们非常看重与中国学者做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愿意在我们这里用中文出书，包括《法国汉学》，这多好呀！看不懂的东西，我们也看懂了。
我看，在文化交流方面，法国远东学院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现在时移世易，有人说，不用英语发表，就是自绝于国际学术。施舟人教授不服气。1998年，我请施舟人教授在北大讲过一堂课，他说汉学的工作语言应该是汉语。这话我爱听，但汉学家未必同意。很多汉学家宁愿用英文发表，也绝不愿用中文发表。他们觉得，英语才是真正的国际语言。英语对他们还是更亲近也更方便，汉语太麻烦。
法国远东学院大概是个例外。他们每次活动都请中国学者和法国学者直接对话。活动地点在中国，规模不大，但主题集中，每年有个重点。讨论就是认真讨论，没有虚头巴脑的仪式，工作效率很高。对话者，中国学者不懂法语，法国学者不懂汉语，没关系。这并不妨碍双方在学术层面上
我喜欢这样的活动，给过报告，做过评论，为《法国汉学》第14辑写过代序。我认为，《法国汉学》是个创举。我很荣幸能够参加这个刊物的编委会。在这个编委会里，中法学者坐一块儿，一边工作，一边聊天，大家很轻松，大家很愉快。
这种气氛很难得，怎么说呢？四个字：古风犹存。好就好在古风犹存。法国汉学200年，我更喜欢这种老派的汉学。
美国的中国研究，跟法国不一样，它有三大特点，一是美国中心，二是非常国际化，三是厚今薄古、学以致用。归齐了，就是一句话，气魄很大。
这种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发展起来的。战后的美国，财大气粗腰杆壮。传统汉学不得不让位于一门新的以美国为中心，延揽天下英才，通吃天下、包打天下的学问。其服务对象是美国的全球战略，好像他们的“全球鹰”（Global Hawk），完全可以坐在家里，居高临下，从天上看这个世界，从网络看这个世界，所有事情，一览无余，全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
有一次，我和夏德安教授在华盛顿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个语言学家，据说给《星球大战》配过“宇宙语”。这位先生说，我们的语言学家本来都是研究印第安方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政府导向，全部转向东亚，改行研究日语、韩语和汉语。我们中国也有类似情况，1949年后全学俄语，1959年后发展西班牙语，1980年以来是如火如荼的英语热。
现在，我的美国同行，人们仍然称他们为汉学家，但大学里却没有汉学系。美国人，真是气魄大呀。中国太小，已经不够一盘菜，只能跟日本、韩国搁一块儿，才够一盘菜。他们只有东亚系或亚洲系。中国这几颗松花蛋是搁在东亚这个盘子上。
汉学家人少，“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跟Chinese studies的队伍根本没法比。美国研究中国，重点是海禁初开以来的中国，特别是近现代千变万化的中国。研究early China，在很多人看来，最没
中国太小了吗？好像也不对。美国汉学家说，中国块头太大，简直是个“混沌”。他们开过一个会，用公孙龙先生的方法（“白马非马”论），把中国大卸八块，号称“解构永恒中国”。他们有个定义，“只有说汉语的才是中国人”。他们手拿一把快刀，顺手一切，四大边疆没了，再切几下，中国史也没了。结果怎么样？中国史只剩下汉族史，汉族史只剩下朝代史，没有中国，没有中国史。
2000年5月29日—6月2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祖尧堂参加法国远东学院组织的国际讨论会，讨论“宗教与中国社会”，有个美国学者说，你们怎么这么糊涂呀，居然还讲“中国”，以后不要再讲了。中国学者听了，都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当时，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教授就坐我旁边，别提多着急。你瞧，咱们研究中国，中国都没了，这叫怎么闹的。他是替汉学家急呀。
现在，中国是什么？理解有点乱。但有一点我还明白，我是待在中国用中国语言研究中国，老土老土。维基网站说我是汉学家，不对。其实，我哪儿是什么汉学家呀。
汉学，本来类似埃及学、亚述学、赫梯学和印度学，是东方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者都是受过专门训练的欧美学者，我们是被研究者。两者的位置不一样，就像花鸟虫鱼不等于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我想，几乎没有哪位中国学者乐于说自己是这样的汉学家，哪怕他负笈海外受过系统的汉学训练。
不错，我说过，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和汉学研究还不是一码事，更不同意说，我们的研究就是汉学的一部分。这里既包括文化背景、学术训练、工作语言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也包括观察角度、文化立场甚至政治立场的不同。这些不同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不同。不同才需要交流，才需要相互学习。这里根本不存在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
既然不是汉学家，那你就是国学家了。有人推论，事情只能如此。但我说，不。我也不是什么国学家。
国学是什么学？有人长篇大论，云山雾罩，越说越玄。我的理解很简单，国学从前是“国将不国之学”。中国，这100年变化太大，国早就不是原来的国，学也不是原来的学。如果非叫“国学”，那也是一门土洋并举、中西合璧带有过渡性质的学问，有人叫“新国学”。但语言学是新小学吗？考古学是新金石学吗？哲学史是新子学吗？文学史是新集学吗？怎么听怎么别扭。
有人说，国学是中国人用中国方法研究中国
中国也当过老大。老大都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只有“外人”（others），才入于蛮夷列传诸番志。殖民时代，东方学就是西方人的蛮夷列传诸番志。自己，那是另一回事，什么你的我的，全是我的，我的还不就是你的。如果自己就是一切，当然没必要另立名目。这就像欧洲只有东方学，没有西方学。西方学，我们叫西学。这是我们给它起的名
西学和国学是欢喜冤家。我理解，国学是西学东渐，被西学逼出来打出来的学问。西学未入，无所谓国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以前没这个叫法。有这个叫法，目的是为了强调中国有中国自己的传统，不甘作西学附庸。不但不甘，还想反客为主，重当世界文化的老大。
人都是没啥想啥。我觉得，“老大”是个很无聊的想法。
国人倡言国学久矣，但什么叫“国学”，谁也说不清，没法说清。前些年，国学网选“国学大师”，什么叫“国学大师”，根本没标准。
鲁迅说，“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作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其实，王国维是靠西学起家，《流沙坠简》是利用沙畹的考释。虽然他是一位文化保守主义者。他有一个梦，将来的世界还归孔子领导，“东方之道德将大行于天下”。但就连他老人家都主张“学无古今中外”。我不信，中国学问只能按纯之又纯的传统方法研究。
中国有取经传统，只取经，不传教。早期留学海外者，都是为了取经。他们差不多都有雪耻争胜的冲动，但学成归来，毕竟无法画地为牢、固守藩篱。比如傅斯年，他是个“汉胡不两立”的强烈爱国者，有人称他为“义和团学者”。他的口号是“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但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他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以philology改造中国的经学、小学，以archaeology改造中国的史地之学。
中国现代学术，什么都师法外国。取经回来的人，个个是祖师爷。如考古学从美国学（李济、梁思永），语言学从美国学（赵元任、李方桂），思想史从美国学（胡适、冯友兰），艺术史从日本、德国学（滕固），汉学史从法国、德国学（陈寅恪、傅斯年）……
中国学术与法国汉学有缘，两者的缘分是什么？是王国维说的“五大发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世界各文明古国都遭遇“探险式考古”。这五大发现，至少有三大发现是中法学者共同关心，既和罗王之学有关，也和法国汉学有关，双方是借发现连在一起。一是“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二是“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卷轴”，三是“中国境内之古外族之遗文”。
和三大发现有关，简牍学、敦煌学、金石铭刻、西域南海考证（方言考证、史地考证和名物考证），以及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和外来宗教（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一赐乐业教、也里可温教、回教），还有蒙元史、突厥史，一直是法国汉学的强项。
对中国学者来说，法国汉学的吸引力主要在两个方面：
第一，中国重经史考据，对法国汉学擅长的philology（西方的考据学）情有独钟。中国的边疆地区，与周边地区有很多陆路往来和海上往来，文化背景很复杂，没有语言上的功夫，很难有深入了解。此学是汉学基础，最难，陈寅恪学了半天，回国后，“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之内”，比起法国学者，毫无优势而言，不得不“捐弃故技”，还是缩回到他更擅长的本土之学。
第二，法国汉学以西域探险为背景（这种探险到处都是考古学的先声）。这一背景当然有殖民时代的历史印记，和中国学者的感受不一样（何止不同，简直相反）。晚清以来，中国人有强烈的危机感，他们对内的感受是“瓜分豆剖”，对外的感受是“虎视鹰瞵”。四裔之学，因而成为经世之学。冯承钧编译的《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主要就是介绍法国汉学对中西交通和边疆史地的研究。冯氏是伯希和的学生，对介绍法国汉学有大功。我们都很感谢他。
同样，法国汉学对中国学术看重什么，也很说明问题。
1933年，伯希和访华。他说，在他心目中，中国学者真正够得上世界级水平，只有两人，不是胡适，不是陈寅恪，而是王国维和陈垣。伯希和为《王国维遗书》写过书评，他看重的不是王氏的古史研究，而是他对边疆史地和蒙古史的研究。陈垣也是以宗教史研究被他看重。他看重这两个人，并不是因为他们外语有多好，对西方研究多熟悉，而是因为有共同兴趣，双方都有可以取长补短的地方。
我认为，中国人研究中国，没必要跟西学抬杠。土有土的好处，也有土的坏处。洋有洋的好处，也有洋的坏处，重要的是互补，而不是抬杠。中国，不光中国人可以研究，谁都可以研究。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不必争高下。汉学家研究中国，特点是由远及近，由表及里，跟我们相反。他们掌握语言多，对中国四周的邻居了如指掌，比我们有世界眼光，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及。我们学不了，可以让孩子们学。
现在，美国是国际学术中心，很多人都把美国当作梦。
有一位中国流亡者说过一句话，刻骨铭心，我印象很深，一直忘不了。
他说，他到美国的最大感受是：我得到了天空，却失去了土地。研究中国，一定要居高临下从天上研究吗？不一定吧。
地上很好玩。从地上看天上，很好玩。
中国道教，最高理想是得道成仙。古时候，很多人都希望，服食金丹大药，最后两臂生羽，身轻飞举，岂不快哉！但《彭祖经》的建议是，天仙固然很好，但如果你耐不住天上寂寞，最好还是留在地上做地仙。
苏东坡说得好，月亮看着漂亮，其实冷冷清清。“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水调歌头》）。他没上过月亮，但事情还真让他给说着了。那地方温差太大，白天摄氏127度，晚上零下183度。
我以为，研究中国，离不开中国。土地很重要。对我重要，对汉学家也重要。
李零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1948年6月12日生于河北邢台，祖籍山西武乡。1977—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从张政烺先生研究殷周铜器。1982年毕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1985年至今，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主要从事历史、考古、古文字、古文献、艺术史、历史地理的研究，著有《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研究》、《中国方术正考》、《中国方术续考》、《〈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郭店楚简校读记》、《上博楚简三篇校读记》、《兵以诈立：我读〈孙子〉》、《丧家狗：我读〈论语〉》、《去圣乃得真孔子：〈论语〉纵横读》《人往低处走：〈老子〉天下第一》、《唯一的规则：〈孙子〉的斗争哲学》、《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周易〉的自然哲学》、《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铸古铄今：考古发现和复古艺术》、《入山与出塞》等，及杂文集《放虎归山》、《花间一壶酒》、《鸟儿歌唱：20世纪猛回头》。与友人合译有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