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树栋 张耀崑 李 英
编者按:征得旅居北京的献县淮镇籍老乡张树栋老先生的同意，诗眼看世界从今天起，全文刊发老先生的《中华印刷史典故》（又称《中国印刷之最》)一书。本书荣获五项殊荣：1、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入选项目。2、国家科技部：2015 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3、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4、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5、第四届文汇彭心潮优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项目。此书是在1992年初出版的《中国印刷之最》和《中华印刷通史》基础上，增补近年印刷史研究上的新成果，将这些堪称印刷之最的史实与典故，连同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以及当代印刷新出现的典型事例汇集起来，择其要者，以时间先后为序，分列起源、古代、近代、当代四篇，作简要与通俗地记述。以期扬我中华文化，鼓我民族士气，还一个文明昌盛的中国于世界民族之林，张树栋先生如是说。这本书将故事性与科学普及融为一体，向国外人士宣传中华的印刷文化。这也是诗眼看世界为老先生刊发的第二本书，张老先生少年求学离乡，在中国印刷史学多有建树，著作等身，令人钦佩！作为乡贤，他时刻关注家乡的发展，数次献书于家乡献县。从本期开始，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走进淮镇人眼中的中国印刷史史学中，走进淮镇人的印刷世界。同时，也诚邀旅外的、本土的淮镇人及在淮镇工作过、学习过的社会各届人士为构建中国·淮镇贡献一位力量，诗眼看世界，现以种下梧桐树，诚待凤凰来。
张树栋 :1936年生于河北献县淮镇东刘庄村，大专学历，副编审职称。从业印刷、出版与印刷史研究63年余。著有《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钞通史》等图书20余种，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报、中国印刷、台湾印刷人、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发表文章200多篇。近作《中华印刷典故》荣获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任中国印刷博物馆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书局《中国出版史研究》编委会编委。
李英：研究馆员，中国印刷博物馆社会服务部主任，中国印刷史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印刷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作为展览策展人，其策划的“中华印刷之光”展览足迹已踏至亚、非、欧、美四大洲20个国家。作为科普作家，参与编写《大百科全书》第三版的印刷史词条。其专著《中国彩印二千年》获得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提名奖，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参评项目，于2019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立项，版权输出，由设计媒体出版（英国）有限公司出版英文版。
张耀崑 :1962年生于北京市，先后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获文学士、经济学硕士学位，主任编辑职称。从业金融与财经专业编辑工作34年余，参与《中华印刷通史》《中国印刷史简编》《中国印刷之最》《古今印刷趣谈》等多种印刷史著作的编纂，在《金融时报》《香港印艺月刊》等多家报刊上发表文章数十篇，现任中国金融时报社总编室副主任。
李兴才先生序
海峡两岸隔绝了三十九年，台湾于1987年底开放探亲，我夫妇赶在1988年初，第一批返乡探亲，二月九日到北京。承中国印协王理事长益老的热心安排，于十二日拜访了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和印刷工业出版社，有幸和张树栋先生相谈甚欢、一见如故、喜获知音。因为我们都是印刷专业教育出身、都有印刷工厂实务经验、都对印刷史学术饶有兴趣、都当过印刷教师，特别是对书史学家将印书史误认为是印刷史，都不表认同，都希望将来能搞一部真正的中国印刷史出来。当时，树楝先生在印刷工业出版社任印刷史专业编辑，己经编、着出版了好几部印刷史书。我则一直忙于在大学主持印刷系、所的教学工作，也出版过几本印刷专业的书、写过几篇有关印刷史的论文，有缘可与树楝先生交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1993年12月4至5日，我到北京出席“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奠基典礼，在“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应用大印刷史观研究中国印刷史》的论文。1996年6月1日，我在北京“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从长江源头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提出了“江源说”。同时还向“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主任范老慕韩郑重建议：请将布展中的“史前馆”改为“源头馆”，幸蒙完全采纳付诸执行。此后，拙见荣幸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支持，其中着力最多的，就是树栋先生。因彼此志同道合，经多次商讨，我俩决定透过“中国印协”、“中国印科所”和“印刷工业出版社”，与我在台湾创设的“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签订协议书，两岸合作编著、出版双方各自拥有版权的正、简体字版《中华印刷通史》。由树栋先生负责总策画、总主编，我负责经费支援、审订和正体字本的出版。致于1998年在台北出版了《中华印刷通史》的正体字初版，1999年在北京出版了简体字修订版。此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了作为教材使用的压缩本《简明中华印刷通史》，2005年又在台北出版了150万字的正体字增补修订版。如此繁重的工作，如果按常规，先组成一个庞大的编委会，恐怕花上十年工夫，也未必能出版初版。再搞修订版出书，要等到何年何月？树栋先生，是一位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有工作狂的人，特别是对中国印刷史学术的钻研，用功至深、成效最着。近二三十年来，大凡有关印刷史学术的活动，树栋先生无役不与，花费心力最多，是默默奉献的幕后功臣。1990年6月，树栋先生在完成几部印刷史大作之后，与其公子耀崑合编《中国印刷之最》一书，内容共计59则，文笔简练、内涵精要、篇幅短小，对一般国民或初涉印刷史者，均易于登堂入室，发生浓厚兴趣，大可增强宏扬中华文化的爱国心。由于中国发明的印刷术，领先世界达千年之久，堪称世界之最的光荣事迹甚多，树楝先生又在《中华印刷通史》基础上，同中国印刷博物馆印刷史研究室主任、中国印刷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彩印两千年》的著作者李英研究员合作，本于大印刷史观继续补写，内容爆增至137则，可谓引经据典、图文并茂，内容更加丰富、可读性更高。今集辑成书，准备出版，以飨海内外热心读友。这部新编纂的《中华印刷之最》（后更名为《中华印刷典故》），文字通俗简练、篇幅短小精干、内容趣味横生，适合一般国民、青年学生、老人休闲作最佳读物，共为宏扬中华文化而努力，意义十分重大。相信此书出版之后，必人手一册，洛阳纸贵。我有幸，得先读样稿，深受感动，特略述感想如上，用表祝贺之忱，并以之权充为序。注：《李兴才先生序》原为繁体版，为适应当代中国人阅读特转换为简化字版。2014年7月，我与树栋先生应中华文化交流协会之邀赴澳门，以传统印刷与文化交流为题，向与会各界同仁介绍了我国印刷文化的光辉历程。这次学术活动既是我和树栋先生多年来研究印刷史的交汇点，也是我们进行印刷史研究合作最好的一次。在这次活动中，我们有机会回顾和讨论了在印刷史研究领域的学术探讨和组织活动，很自然地提到了树栋先生即将出版的这本《中华印刷典故》（当时称《中国印刷之最》，下同）。提到《中华印刷典故》的出版，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具体讲，是在1992年新四军印刷印钞史料征集研讨会期间，我同树栋先生首次讨论了在他刚出版的《中国印刷史简编》基础上，着手编纂《中华印刷典故》的问题。可以说我与树栋先生即将出版的这部著作已经有22年的渊源了。1993年，我作为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委会委员，同中国印刷技术协会理事长王志高访问台湾时，有幸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资深教授李兴才先生面晤。李先生提议中国印刷史的著作在出版大部头、有分量的专著的同时，也需要相应出版像《中国印刷史简编》那样的科普读物，以满足社会各阶层了解印刷文化的需求。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再一次提到了这部《中华印刷典故》的编纂问题。1993年是中国印刷博物馆建馆奠基之年。在范慕韩和王益等几位老领导关怀、指导下，我与树栋先生合作，成功地组织、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我们邀请到潘吉星、张秉伦、郑如斯等多位科技史、书史专家参会，收集到不少有分量的论文。王益老评价此会，说是：“这次研讨会开的很好！我没想到能开的这么好。我参加过很多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是其中水平较高的一次。）1996年，中国印刷博物馆落成开馆，同时组织召开了有美、德、日、韩、瑞典等多国学者参加、规模宏大的第二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作为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秘书长，树栋先生在精心选邀各方专家出席会议的同时，在论文的征集、筛选、编辑、排校与出版诸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此间，我们再一次探讨了《中华印刷典故》的编纂问题，并达成要在“开拓视界，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来编纂《中华印刷典故》的共识。张先生承诺在完成《中华印刷通史》的编纂之后，再在《中华印刷通史》基础上，增收台、港、澳内容，并将书易名为《中华印刷典故》。1998年，我访问了德国美因茨古腾堡印刷博物馆，在与本茨馆长讨论中德印刷史的问题时，本茨馆长提出有关中国印刷史的文献资料在世界范围内还是比较少的，美国学者写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以及美籍华人钱存训《中国科学技术史——纸和印刷》都是很好的历史著作。但作为外国学者，很希望能够读到非常简明扼要介绍中国印刷史的历史著作。这一次又让我想起了《中华印刷典故》这本书，觉得用其向国外人士宣传中国印刷文化是一个不错的举措。1999年，树栋先生赠送我一部《中华印刷通史》，我对他说：“这部通史的出版很有意义：第一，我们国家还没有印刷方面的通史。第二，这是海峡两岸合作的成果。第三。这部书的出版正好处在对我国印刷发明权的大讨论事期，它起着捍卫中国印刷发明权的作用。第四，这部书有150万字，一般人是难以一下子把它读完的，因此，我们需要一本像《中国印刷之最》那样的、更为精炼的简编。”2010年8月10—1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七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会间我与树栋先生探讨有关中国印刷史的研究问题，又一次提到了《中华印刷典故》的编纂与出版问题。如今，树栋先生在李英和耀昆二位协助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支持下，决定出版《中华印刷典故》全彩印本，我喜出望外。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印刷史的研究，盛况空前，硕果累累，这得益于武文祥等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各学科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我和树栋先生也被历史、时势，推到了印刷史研究的风口浪尖上，为印刷史研究和发明权的捍卫，做了我们应当做的事情，这已成为此间印刷史研究的一个时代特征。在《中华印刷典故》即将出版之际，树栋先生邀我为之作序，我原本感觉力不从心，但 通过对上述文字的整理，感到对本书的编纂与出版，作全程、简要回顾，于读者了解本书之实用功能与学术价值不无帮助。遂草此文，权充序言。
前 言
19世纪80年代末，以原上海出版局副局长洪荣华同志为首的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决定组织编纂一套适于印刷工人阅读的科普读物，取名为《印刷天地丛书》，特邀笔者撰写内容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史方面的书稿。适逢笔者为北京印刷学校开设印刷史课程、并为其编纂讲义《中国印刷史》之时，遂允诺为其在《中国印刷史》讲义基础上撰写两本小册子，名为《中国印刷史简编》和《中国印刷之最》，交由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分别出版于1991年1月和1992年1月。这后一本《中国印刷之最》，便是本书之前身。1992年出版的《中国印刷之最》，含冠以“最”字的典型事例56则，前有著名印刷史家张秀民老先生的《序言》。出版后读者反映良好，说它是 “外行人一看便懂的印刷史书”。这无形中给笔者在尔后的岁月里着意收集资料、修订与增补此书以提示。此后十余年间，笔者于中国印刷博物馆的筹建，连续数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中国印刷史料选集》（全四册）、《中国印刷近代史》和《中华印刷通史》的编纂，两赴英山对新出土的毕昇墓碑作实地考察与论证，以及捍卫印刷发明权……等一系列学术活动中，积累了大量的史料。将这些史料之中堪称印刷之最者，连同原著56则整理出95款，由《广东印刷》杂志予以连载，时在2003年前后。时间又跨过了10个春秋。而这十个年头，正处在印刷史研究深入、持续发展之时，涌现出不少诸如“战国时期的印花机具”、《敦煌隋木刻加彩佛像》等新的文物、文献及其研究成果。笔者遂特邀中国印刷博物馆印刷史研究室主任李英同志一起，予《中国印刷之最》以进一步增补与修订，内容扩至137则。因虑及本次修订增补了台湾、香港数款，故更名为《中华印刷之最》，交由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予以出版。本书所收137个冠以“最”字的小题，分列于起源、古代、近代、当代四篇之中，后附“附录——起源与发展大事年表”。各题原则上以时间先后为序，但也不尽然。譬如将《最为宏富的印刷史书〈中华印刷通史〉及其编纂与出版始末》置于最末，原因有二：一是本书仍在进一步修订中，二是两岸四地印刷同仁情如手足，交往甚密，笔者视其为祖国即将统一之先兆。反映的是本书著者对祖国统一之期盼。笔者一向主张：印刷术的发明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物质、技术条件成熟之后，势必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应社会文化发展之需而诞生。个别学者对现存有关印刷术起源与发展中的某些文献记载存有疑义，如果没有确凿证据，只能存疑，不应轻率地予以否定。故本书将包括有争议的诸如汉代的“刊章捕俭”、隋朝的“废像遗经 悉令雕撰”等均予收入。孰是孰非，留与后人考察与评定。本书名为“之最”，说明所收小题137则，均自具“前所未有”之内涵。印刷史上有不少典型事例因算不上是“之最”而未能单独立题。笔者将这些算不上“之最”的典型事例以“相关链接”的方式，置于与之相关的小题之中加以记述。以求让读者能以通晓中国印刷发展史之全貌。客观上，本书正文与附录大事年表之结合，便是一本系统的《中国印刷通史》。编纂本书，得益于台湾中国文化大学资深教授李兴才先生、中国印刷博物馆张连章馆长、香港印艺学会执委林和安先生等多位师长和友人的支持和帮助，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及设计出版人员为出好本书颇费心力，在此一并致谢。
中国是举世瞩目的文明古国，印刷术是这个古国文明中一棵光辉灿烂的明珠。是它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纪元，谱写了科学技术的新篇章，加快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人们誉印刷术为“文明之母”，殊不过分。
印刷术的发明源远流长。从新石器时期的树皮布印花和彩陶拍印，到商殷以降的甲骨刻辞、周代的青铜铭文、战国时期的凸版印花，以至秦汉时期的砖瓦模印、织物漏印和碑石拓印，配以笔、墨、纸、砚等书写文具和印刷材料的发明与完善，犹如十月怀胎，最终一朝分娩在中国这块古老与文明的大地上，实乃历史之必然。
在印刷术发明后大约一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印刷术，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从单色印刷到彩色印刷。印刷工艺不断更新，应用领域不断扩大；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更新创举比比皆是。这些层出不穷的发明创造，比比皆是的更新创举，无一不是中国的印刷之最，其中有不少也是世界的印刷之最，很值得大家玩味与鉴赏。本书在1992年初出版的《中国印刷之最》和出版不久的《中华印刷通史》基础上，增补近年印刷史研究上的新成果，将这些堪称印刷之最的史实与典故，连同近代印刷术的传入和发展以及当代印刷新出现的典型事例汇集起来，择其要者，以时间先后为序（也不尽然，不尽然者自有其不尽然的道理），分列起源、古代、近代、当代四篇，作简要与通俗地记述。以期扬我中华文化，鼓我民族士气，还一个文明昌盛的中国于世界民族之林。
目 录
李兴才先生序
魏志刚先生序
前 言
引 言
一、探源篇
1、最早出现的手工雕刻技术——雕版印刷之源头
2、最早出现的文字及其发展与规范
3、最早出现的雕刻文字——甲骨文
4、最早出现的活字拼排翻铸技术
5、最早出现的凸版印花
6、最早（现存）使用的圆压平式凸版印花机具——战国时期的凸版印花机具
7、最早出现的制版照相基础理论——小孔成像说
8、最早出现的书写工具——笔
9、最早出现的印刷材料——墨
10、最早出现的印刷载体——纸
11、最早出现的孔版印刷
12、最早出现的拓书术
13、最早出现的拓印术
14、最早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记载
15、最早出现的玉版书及早期的吹纸印刷
二、古代篇
16、 最早发明的印刷术——雕版印刷
17、 最早（现存）刻有明确日期的《隋木刻加彩佛像》
18、 最早出现的雕版印书——唐太宗令梓行《女则》
19、 最早出现的丝网印刷
20、 最早应用雕版大量刻印的佛像——普贤菩萨像
21、 最早出现的印刷纸牌——叶子格
22、 最早（现存）刻印的佛教经咒——梵文陀罗尼经咒
23、 最早（现存）的印本佛经《妙法莲华经》
24、 最早（现存）传往国外的印本佛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
25、 最早出现的用作出入宫廷凭证的印纸
26、 最早印刷的报纸——《开元杂报》
27、 最早出现的印本历书
28、 最早的诗文印品——《白氏长庆集》
29、 最早出现的用作交易凭证的商用税纸
30、 最早出现的坊肆和坊刻
31、 最早刻印的道教图书——《刘宏传》
32、 最早刻本的装订形式——卷轴装
33、 最早、仅存的旋风装书籍——《唐韵》
34、 最早出现的印本医书——《新集备急灸经》
35、 最早印刷的工具书——《玉篇》和《唐韵》
36、 最早有明确日期和精美扉画的印本佛经——唐咸通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37、 最早将印刷术带往日本的佛学大师监真
38、 最早、规模宏大的刻印工程——冯道刻《九经》
39、 最早的私人刻书——家刻之始
40、 最早的印本类书《初学记》和《白氏六帖》
41、 最早（现知）的刻工雷延美
42、 最早自书上板自著文集的文学家和凝
43、 最早、大量刻印佛经的吴越国王钱弘俶
44、 最早的法律印本——《建隆刑统》
45、 最早刻印的文学总集——梁萧统《昭明文选》
46、 最早、大规模刻印的佛经大典《开宝藏》
47、 最早（现存）的雕版实物——北宋淹城雕版
48、 最早由民间募捐刻印的大藏经《崇宁藏》
49、 最早的印刷纸币——交子
50、 最早出现的套印术及其初期套印品
51、 最早发明的活字印刷
52、 最早出现的蜡版印刷
53、 最早、大规模刻印的道教经典《万寿道藏》
54、 最早出现的地图印刷
55、 最早刊印的五部大书
56、 最大的宋法律书刻本《宣和新修明堂敕令格式》
57、 最多的宋代文集刻本《韩昌黎集》
58、 最早（现存）的木活字印本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59、 最早（现存）的泥活字印本《维摩诘所说经》
60、 最早（现存）的活字本历书
61、 最早印刷的旅游交通图《朝京里程图》
62、 最早印刷的画谱——《梅花喜神谱》
63、 最早刻印的儿童读物《蒙求》
64、 最早用丝织品“绫”印刷的钞票
65、 最早印刷的西夏文字典《西夏国书字典音同》
66、 最新发现的宋代成套钞版“金银见钱关子钞版”
67、 最早（现知）的泥活字印本《玉堂杂记》
68、 最早出现的金属活字——锡活字
69、 最早的锡活字印本《宋诸臣奏议》
70、 最早发明的转轮排字架和转轮排字法
71、 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工艺文献《造活字印刷法》
72、 最早（现存）的套印本《金刚经注》
73、 最早（现存）的木活字——维吾尔文木活字
74、 最早出现的书名页和带图的书名页
75、 最早出现的印刷字体——宋体
76、 最早（现存）的铜活字印本和明代的铜活字印书
77、 最早出现的铅活字
78、 最早（现存）的饾版印刷品《萝轩变古笺谱》
79、 最能代表饾版印刷成就的《十竹斋书画谱》
80、 最早出现的五色套印书和多色套印书籍的兴盛
81、 最为兴盛的徽派版画艺术
82、 最早发明的泥版印刷及其工艺技术文献
83、 最早发明的瓷版印刷和瓷版印书
84、 最早用活字印刷的报纸——明崇祯《邸报》
85、 最大的铜活字印刷工程——《古今图书集成》
86、 最大的木活字排印工程——《武英殿聚珍版丛书》
87、 最早的雕版与活字套印工艺文献《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88、 最早出现在西方印刷术中的汉文活字
89、 最早在日本刻书的中国刻工余良甫
90、 最早在菲律宾刻书的中国刻工约翰维拉
91、 最早在我国刻印的天主教书《天主圣教实录》
92、 最早进入中国的凸版印刷机及其用西文排印的《日本派赴罗马之使节》
93、 最早通过丝绸之路将中国的印刷术传往欧洲
三、近代篇
94、 最早刻印的基督教书《使徒行传》
95、 最早在我国用中英文铅活字排印的《中国语文字典》
96、 最早在我国用汉文铅活字排印的月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
97、 最早印刷与出版的近代报刊《中外新报》
98、 最早的石印工和平版印刷术的传入
99、 最早使用的印刷机手板架和早期的机械印书
100、最早国人用西法自制的铅活字
101、最早的波斯文印本《算尔夫》
102、最早的阿拉伯文印本《宝命真经》
103、最为罕见的用汉满蒙藏法五种文字印刷的《字汇》
104、最早学会雕刻铜凹版并撰有雕刻凹版印刷工艺文献《铜刻小记》的王肇鋐
105、最大的近代出版印刷企业——商务印书馆
106、最早创建的近代印钞企业——北京度支部印刷局
107、最早创建的印刷学术团体——中国印刷学会
108、最早创办的印刷学校
109、最早创办的印刷刊物
110、最早研制的照像排字机
111、最早在香港创建的印刷业工会
112、最早在香港创建的印刷业商会
113、最早在台湾创办的台湾印刷同业公会
四、当代篇
114、最早创办的印刷科研机构——中国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
115、最早创办的印刷出版机构——印刷工业出版社
116、最早创办的印刷技术协会——中国印刷技术协会
117、最负盛名的传统印刷企业——荣宝斋
118、最早创建的印刷工业协会——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
119、最早在印刷院校正式开设的印刷史课程《中国印刷史》
120、最早创建的印刷高等学府——北京印刷学院
121、最早创办的《中国印刷年鉴》和《中国印刷》
122、最为宏富的古代印刷史书《中国印刷史》及其编纂始末
123、最早在香港创建的印艺学会和《印艺月刊》
124、最早按大印刷、大印刷史观撰写的印刷史论文和史书
125、最早在台北创建的印刷学术团体——中华印刷科技学会
126、最先跨入近代的印刷史书——中国印刷近代史
127、最宏伟壮观的中国印刷博物馆
128、最早召开及规模最大的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
129、最具革命性的发明创造——汉字激光照排系统
130、最早在台湾创建培养印刷硕士的造纸印刷研究所
131、最早在香港创建的印刷网站——大中华印艺网
132、最先在香港编纂与出版的四卷本《香港印刷典故》
133、最先提出彩印新论的印刷史书——《中国彩印两千年》
134、最早成立的印刷史研究机构——中国印协印刷史研究会
135、最早在中国召开的世界印刷盛会——第七届世界印刷大会
136、最为宏富的印钞史书——中国印钞通史
137、最为宏富的印刷史书——《中华印刷通史》及其编纂与出版始末
附 录—— 中国印刷术起源与发展大事年表
2015年9月9日、14日，互联网上公布了两则消息：前者公布第28届华东地区优秀科技图书奖获奖名单，后者公布国家科学技术部2015全国优秀科普作品奖获奖名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彩印本、拙着《中华印刷典故》均榜上有名。让人更为兴奋的是，时隔不久，具体讲是2015年12月31日，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又在新闻网上公布全国“首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入选名单，本书又榜上有名。一部著作，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连续获得三项殊荣，难能可贵。幸甚！
说到连获三个奖项、五项殊荣（本书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入选项目、第四届文汇彭心潮优秀图书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中华印刷典故》的编纂与出版，确也凝聚着笔者和众多友人、长达20多年的情谊和心血。它的前身，是1992年1月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印刷之最》。《中国印刷之最》是本小册子，最早出版于1992年1月，后更名为《中华印刷之最》，是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会长洪荣华先生组织、倡导编纂的《印刷天地丛书》的第二本（第一本是笔者同耀昆编纂的《中国印刷史简编》），由上海百家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是在笔者为北京印刷学校首开印刷史课程所编纂的《中国印刷史简编》基础上编纂而成的，仅含堪称“之最”的印刷事例56则。该书出版后，业内评价甚佳，中国印刷博物馆筹建时魏志刚教授曾率先据其设计布展方案。有鉴于此，我同儿子耀昆遂着意于在我编纂的《中华印刷通史》基础上对其补充、修订。首次修订本于新世纪之初，应《广东印刷》杂志主编陈雁女士之邀，在《广东印刷》杂志上连载，意在广泛征求读者、尤其是业内专家学者的意见。之后十余年间，印刷史研究盛况空前，硕果累累，出现了不少诸如战国时期的印花机具、隋大业三年的《木刻加彩佛像》等文献文物和众多新的研究成果，加之又增添了香港、澳门和台湾印刷条款，致使本书所含堪称印刷之最的事例猛增至137则，遂更名为《中华印刷之最》。我很看重这本小书，业界也赞誉有加，故虽有出版社提出出版此书，我却婉言谢绝。原因是我要求出版彩印本，而彩印本是需要更多资金投入的。
为提高本书质量，我邀请中国印刷博物馆印刷史研究室主任李英同志为本书提供和更换了不少图稿，在常务副馆长张连章先生支持下，李英同志还为本书筹集了部分资金，并推荐给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彩印本。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很看重本书，认为它是一部很有价值、难得的好书。为此，该社于向新闻出版总署申报“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之外，还申请列入“经典中国国际重点图书出版工程项目”，以期将本书推向国际市场。与此同时，该社特任资深编辑孙开颜先生出任责任编辑。孙先生不负众望，为此书废寝忘食，精心加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笔者对此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稍感遗憾的是，出版社认为“之最”一词英文不大好翻译，不得不更名为《中华印刷典故》，于2015年3月面世。在此，向所有支持、帮助过本书编纂与出版的同仁好友，致以诚挚的谢意和敬意！注：《参考文》原为繁体版，为适应当代中国人阅读特转换为简化字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