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凌峰丨异文背后的学术因缘——新校订本《清代学术概论》读后小记
注：本文发表于《国际儒学》2021年第2期，此据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郑凌峰先生授权发布。
异文背后的学术因缘
——新校订本《清代学术概论》读后小记
《清代学术概论》是一部“清学史的经典性名著”[1]，此书成稿之后，先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改造》杂志，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改造》本与单行本多有歧异，笔者曾病现有整理本皆未加着意，取以对校，发现其中异文颇关义理，对胡适与“绩溪三胡”之关系之描述颇有出入，实堪玩味。后又拜读北京大学中文系夏晓虹先生、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勇先生研究梁任公之大著，两位先生皆以胡适为任公撰写《清代学术概论》时起到推动作用的重要角色，且知胡适曾观任公原稿，并提出意见。由是观之，任公原稿当更有可观者。中华书局俞国林先生有志校订梁任公文集，并访得任公稿本颇多，所校《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即对稿本颇有利用，允称新善本。《清代学术概论》之稿本亦在俞先生发现之列，遂以单行本为底本，取稿本、《改造》本加以汇校，增添若干附录，付梓后即赐予拜读。笔者素来着意此书，读之不厌其细且缓。窃尝谓任公重要著述当以“汇校本”为必要整理形式，而《清代学术概论》恰为典型，其中所涉梁任公与胡适的学缘，细节最为丰富，故不揣谫陋，略述其大端如下。
一、《清代学术概论》版本概况
关于《清代学术概论》的版本情况，俞先生《校订前言》已言之甚详。然则俞先生介绍侧重异文考辨，读者一时难以囫囵。兹简要介绍版本及整理概况。
《清代学术概论》之写作盖起于1920年9月杪，据任公自序，“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落款署“民国九年十月十四日”[2]。此书撰作之动机，本系为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作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3]并向蒋方震索序，同时另写一篇短序供《欧洲文艺复兴史》采用。
任公完稿后，先以《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为题交付《改造》杂志，于第三卷第三（同年11月15日）、第四（12月15日）、第五（1921年1月15日）分三期连载。同时抄录副本若干，分送给蒋方震、林志钧、胡适等友人，待对方反馈意见以后，再在原稿上稍作修改。是以现存《清代学术概论》稿本，不仅承载着此书最早的文本面貌，也反映了任公收到友人反馈意见以后对原稿所作的修订。因此稿本的文本形成时间，整体上早于《改造》杂志连载本，但也有部分改动体现的观点，较《改造》本反映的观点有所更新。
与稿本相较，《改造》本文本稍为接近《清代学术概论》单行本，但也有些区别，最显著者，《改造》本仅有三十章，单行本则有三十三章，有三章是另行补写的。即就已有之三十章言之，任公所作改动亦复不少。
1921年2月，《清代学术概论》作为“共学社史学丛书”之一本出版，遂畅销海内。1930年4月，改版收入“万有文库”。后续又以“共学社”本纸型再版收入“大学丛书”、“新中学文库”等丛书，除订正若干误排以外，别无异文。
1936年中华书局编辑《饮冰室合集》，据商务印书馆本重排收入，作为《饮冰室专集》第三十四种。《饮冰室合集》本与商务印书馆单行本亦仅有技术原因产生的异文或讹误。
其后两岸三地印行的《清代学术概论》影印本或整理本，其所据率不出前述几种民国时期商务、中华刊行的版本。即使取商务印书馆各种单行本与中华书局《饮冰室合集》本仔细勘校，不过得一校订无讹但文本面貌单一的本子（俞先生未取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新中学文库”本作为参校版本，笔者尝取校之，发现其中仅有三五处可供勘正底本，然皆可或据稿本、《改造》本、《合集》本，或据任公所引书加以订正，于文理情实助益无多）。
笔者曾取《改造》本与商务印书馆“共学社”本对校，其时已思欲以其异文为据探讨梁、胡二人学术因缘。后拜读俞先生汇校本，始见稿本之中更有洞天，下文当逐一分述。
二、如何书写胡适与“绩溪三胡”
1920年9月25日[4]，梁任公在北京拜访胡适，言谈之间胡适问起晚清“今文学运动”时，任公即应承将作一文。适逢蒋方震《欧洲文艺复兴史》书成来索序，任公遂以十五日之功，洋洋洒洒撰成《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一面寄给《改造》杂志刊发，一面将其副本若干寄示友人，胡适即其一也。是年10月18日，梁任公寄书胡适，即谈及此事：
前晤在君，知公并未迁地养病，何其惉懘耶？比调摄有损否？深念深念！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属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再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骘。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若公病体未平复，则不敢请；倘可以从事笔墨，望弗吝教。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朴斋、竹村、春乔三先生，于公为何辈行？乞见告，敬上
适之老兄
启超顿首
十月十八日[5]
可知任公将此文副本寄予胡适的同时，也在阅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著，并准备撰文与之讨论。至于书末突然问起胡适与胡匡衷、胡培翚、胡秉虔之关系，盖因蔡元培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谓“适之先生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秉有'汉学’的遗传性”[6]。以故任公在稿本第二章讲清代思潮时，论及绩溪胡氏，即依成说列举胡匡衷、胡培翚、胡承珙三人（后者与前二者并非同族，前二者与胡秉虔并属“金紫胡”，胡承珙非绩溪籍，系迁居至此。胡培翚为胡承珙《求是堂文集》所作序谓：“余与君系出同宗，而世远各自为谱，行次不可考。”[7]），而论及胡适时则如是说：
而绩溪三胡之裔有胡适者，守家法至笃，俨然正统派之硕果焉。
《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连载于《改造》杂志时，这段话被改作：
而绩溪诸胡而后有胡适者，颇能守清儒治学方法，俨然正统派之硕果焉。
一九二一年商务印书馆刊行的单行本中，胡承珙被改成“春乔”（胡秉虔），论及胡适一段也改成：
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8]
胡适晚年曾手书一纸：“经解三胡：胡秉虔，胡匡衷，胡培翚。”[9]实则早年间胡适已有“经解三胡”并称的概念，检1919年8月23日夜日记，是一段对“经解三胡”的简介摘录：
胡匡衷，字朴斋，为胡培翚之祖。著有《仪礼释官》（九卷）、《郑氏仪礼目录校证》。
胡秉虔，字春乔，著有《古韵论》、《卦本图考》、《说文管见》。
胡培翚，字竹村（道光己酉七月死），著有《研六室文钞》、《仪礼正义》（四十著）。[10]
是故胡适对胡秉虔当有特别推重，前此梁任公当在与胡适接触过程中注意到此点，且又有蔡元培序的“指认”，便认为胡适是绩溪胡氏尤其是“经解三胡”之后，属稿之初未与胡适确认，便信笔写下“而绩溪三胡之裔有胡适者，守家法至笃”这段文字。然而胡适并非“绩溪三胡”或“经解三胡”的后裔，他在口述自传中曾作出“辟谣”：
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为拙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所写的序言中，曾误把我家说成是世居绩溪城内胡氏的同宗。蔡先生指出“绩溪胡氏”是有家学渊源的，尤其是十八九世纪之间清乾嘉之际，学者如胡培翚（一七八二—一八四九）及其先人们，都是知名的学者。这个在十八九世纪时便以汉学闻名的书香望族，其远祖可直溯至十一世纪《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那位抵抗倭寇的名将胡宗宪，也是他们一家。但是这个世居绩溪城内的胡家，与我家并非同宗。[11]
任公既然明白问起，胡适自无冒认之理，尤其“守家法”云云，更为胡适所不敢当。《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第一期刊载于11月15日的《改造》杂志第三卷第三号，虽然任公仍持以胡适为“守清儒方法”的“正统派硕果”的观点，但是既将“绩溪三胡”改为“绩溪诸胡”，又改换原先以胡适为绩溪三胡后裔的措辞，想来正是得了胡适答复以后作的改动。又据任公1920年12月18日书信（详后文）所知，《改造》杂志连载《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胡适先后寄来两通长笺（惜今皆佚），在单行本中任公将胡适与绩溪诸胡的关系再改写，并将胡承珙改为胡春乔，应当即是采纳胡适长笺的意见。
胡适于1919年作《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收入《胡适文存》时改题《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对清代考据学者的方法颇为激赏。若单看此文，恐怕确实会将胡适视为清代学者的追慕者，任公最初以“守清儒治学方法”标榜胡适恐怕也正因此。但胡适并非就此服膺清代考据学，而是藉以鼓吹“科学”方法：
这文（《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的本意，是要把“汉学家”所用的“不自觉的”方法变为“自觉的”。方法“不自觉”，最容易有弊。……若我们有自觉的方法，处处存心防弊，岂不更圆满吗？[12]
大约在与胡适的交流中，任公逐渐能体会胡适标举清代汉学家的微意，因此他在单行本中改将胡适描写为清儒治学方法的借鉴者而非继承者。笔者前阅张勇先生大著《梁启超与晚清“今文学”运动：以梁著清学史三种为中心的研究》，其中指出《清代学术概论》是“适逢其时的'今文学’运动记叙”，认为梁、胡双方存在彼此的“误认”及对误认的“将错就错”：任公被误认为晚清“今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便就此大张其辞，提出“今文学”为清学两大潮流之一，而自己正是“弄潮儿”；就像胡适也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被误认为乾嘉学术的传人而不予纠正一样。[13]这一论断确凿可信，但是胡适对于任公将自己“误认”为正统派传人这点还是有所保留的，任公最后也尊重胡适的意见，两次改写文字，将胡适与正统派作了界分，同时也把自己与晚清“今文学”结合得更为紧密，这也是任公稿本所能给我们提供的新见解。
三、章节的增改与学术旨趣的异同
1920年12月18日，梁任公致胡适一长函，中有提及《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事者：
前得病中复我长笺，感谢之至。生平结习，心有所注，辄废他事，是用阙焉未报。《清代思想》一文已如公所教，悉为改正，所以惠我者良多矣。《吴敬轩集》仍珠言不能得[14]，已托在君转告，不审达否。顷复奉书及《汉代哲学史》，甚喜。第二书所示各节恐不及改正，因原书久已付印，将成也。崔君两著竟未之知，固陋可愧。公处有其书，能借读否？……[15]
由此可知，胡适曾为《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两番致书梁任公，任公此信为复其第二长笺；至于第一长笺，则因任公彼时“心有所注，辄废他事”而未暇回信，但已吸取其中意见对《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进行改正。又按胡适1921年5月2日日记：
车中读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改造》登出之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皆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辞；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
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此书亦有短处。他日当为作一评，评其得失。[16]
俞国林先生《校订说明》据此推定第一长笺寄达较早，因此任公得以吸取其意见，对《改造》第三卷第五号连载《前清一代中国思想界之蜕变》第三期作出修正；至于第一长笺中涉及前两期的文字，及第二长笺中的意见，在单行本中才作了修改[17]。
例如胡适云“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翻检《改造》杂志连载第二期可见，其时尚无惠栋、戴氏后学两章，俞先生则根据稿本展示了任公听取胡适以后所作修改的屐痕，例如本书第十章开头，为述惠、戴二氏学术之小引，曰：
当时钜子，共推惠栋、戴震，而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今略述二人之著述言论，及其传授之绪，资比较焉。
而稿本与《改造》本，本为止述戴震学术而作，故其文曰：
当时钜子，共推元和惠栋、休宁戴震，而戴学精于惠。今但述戴。
显然，既已经标举惠栋、戴震为世所共推者，而后文仅述戴震，不能解读者之渴。至于增写戴氏后学章，可能出于胡适的私心，胡适作《清代汉学家的科学方法》，最标榜王念孙、王引之，认为其《经传释词》全用归纳法，《读书杂志》则是清代校勘学“真有调理系统，做成一种科学”的典范[18]，后发起创办《读书杂志》，也有向王念孙父子致敬之意。任公听取胡适意见后，即将此稿纸裁开，剪去“戴学精于惠”云云，另接一纸补书“戴学之精深”云云，并将“元和”、“休宁”二处圈去，始成论惠栋一章的面貌[19]。而在补写的戴氏后学（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一章中，任公论述王氏父子的成就，亦谓“一言以蔽之，曰：用科学的研究法而已”[20]，这在一定程度上应当也有迎合胡适的成分。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任公对王氏父子亦颇推重，标举《广雅疏证》“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称道《经传释词》的归纳研究方法[21]，然无一语及“科学”二字，也即不再汲汲于以“科学”服人。
第二通长笺的意见亦可由各本之歧异推出，如任公谓“崔君两著竟未之知，固陋可愧”，即指崔适《史记探源》、《春秋复始》。本书第二十三章论述康有为，即有说“其后有崔适者，著《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二书，皆引申有为之说，益加精密。今文派之后劲也”，这段话不见于稿本与《改造》本[22]，按任公与胡适书云“第二书所示各节恐不及改正，因原书久已付印，将成也”，崔适书二种的信息，当即在此“第二书”中。由此可见俞先生对梁、胡通信及其对《清代学术概论》先后改写影响的梳理和考证，与两家书信、日记之记载及稿本、《改造》本与单行本的文字歧异若合符契，其论可信。
而据胡适长笺意见改补诸章中，以章炳麟一章最为特别。本章《改造》杂志连载第三期已有，此当是吸取胡适第一长笺意见补写而成。而任公在补写章炳麟一章时，前后有所斟酌损益。本书第二十七章末，原稿尚有四行空间，任公先用朱笔补写“二十八”序号，并写章炳麟章初稿，其开头三行略云：
此外犹有一人当记述者，曰馀杭章炳麟。炳麟清学正统派最后之健将也，其学博赡淹贯，综理密微。以言论倡革命，备极劳勚。
其后当接下页，另有文字。后来任公又将此补写之文字划去，另纸起笔重作一章，此即之后刊载于《改造》本，后又稍事增订收入单行本者。而原有章炳麟一章之初稿，因后续页面已被替换而不复能得知[23]，且这一改动究系出于任公之主动，又或是胡适或其他友人的意见，亦难以索解。
但是论章炳麟一章的今貌，其论调应多本诸胡适意见。任公改写以后的文字虽则依然以章氏为正统派殿军，称道其博赡淹贯、综理密微，然既不言章氏倡导革命，复批评其苛守正统家法，门户之见太过，治小学则排斥甲金文，治经学则排斥“今文派”[24]。结合前节所述的任公对胡适治学与清儒方法之关系的改写，尤其是后一次改写，将胡适从“守清儒方法”的“正统派硕果”改写为“用清儒方法治学”的借鉴者，可见任公在接受胡适意见改写的过程中，对“正统派”的态度也有微妙的变化，虽仍对其保持尊崇，但也突出了“今文学”及其革新力量的主旋律地位，使得其就“正统派”由从理学中开新到自身也走入保守与衰微的论调更为显著。
四、往复商榷的“论敌”式学缘
梁任公与胡适不仅是为各自著述切磋琢磨的诤友，同时也是学术观念上针锋相对的夙敌。两位学者都推崇清代考据学，但胡适是以之张大科学之旗帜，任公则不尽然，在《清代学术概论》文末，任公以带有“温情与敬意”之语调，申明自己著书的宗旨，其中有云：
我国民确富有“学问的本能”，我国文化史确有研究价值，即一代而已见其概。故我辈虽当一面尽量吸收外来之新文化，一面仍万不可妄自菲薄，蔑弃其遗产。……要之经一番研究，即有一番贡献。必如是始能谓之增加遗产，对于本国之遗产当有然，对于全世界人类之遗产亦当有然。
因此任公“对于我国学术界之前途，实抱非常乐观”[25]。若说此处只是提倡对本国固有文化遗产着意研究的话，那么任公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之末所言，则颇有向“科学”（唯科学主义）叫阵的意思了：
西方科学之勃兴，亦不过近百年间事耳，吾乾嘉诸老未能有人焉于此间分一席，抑何足深病？惟自今以往仍保持此现状，斯乃真可愧、真可悲耳。呜呼！此非前辈之责而后起者之责也。后起者若能率由前辈治古典学所用之科学精神，而移其方向于人文自然各界，又安见所收获之不如欧美？虽然，非贵乎知之，实贵乎行之。若如今日之揭科学旗帜以吓人者，加减乘除之未娴，普通生理心理之未学，惟开口骂“线装书”，闭口笑“玄学鬼”，狺狺于通衢以自鸣得意。顾亭林有言：“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吾得易其语曰：“今之清谈谈科学！”夫科学而至于为清谈之具，则中国乃真自绝于科学矣。[26]
任公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清华大学时在1923年，是年“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打得火热，胡适自然坚定地站在“科学派”痛打“玄学鬼”，任公则谓“人生观”问题非科学所辖之范围。《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的这段陈词，除了向“科学派”大声疾呼，恐怕也有欲端正学者对清学之看法与定位的微意。
梁任公为著《清代学术概论》与胡适通信事，只是梁、胡二人学缘的局部，实则从前述几次通信中，已可见两人互为诤友往复商榷之处不止一端。前引1920年10月18日致胡适书中提及《中国哲学史大纲》，并谓“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其后任公于清华大学讲授《国学小史》，其中已多有针对《中国哲学史大纲》疏失的言论。1922年3月4、5日，任公又连续两天在北京大学为哲学社作“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讲演。胡适于日记中记叙其事：
昨天哲学社请梁任公讲演，题为“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借第三院大礼堂为会场。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但同事张竞生教授今天劝我去到会，——因为他连讲两天，——我仔细一想，就到会了，索性自己去介绍他。他讲了两点多钟；讲完了我又说了几句话闭会。这也是平常的事，但在大众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27]
从“他讲了两点多钟”可见，任公的批评依然洋洋洒洒，不可断流。讲演中的许多批评都很尖锐，胡适虽未当面“反批评”、“再商榷”，但在日记中表示了对任公的不能苟同甚至略感失望，且多锋芒过露之语如“他讲孔子，完全是卫道的话，使我大失望”[28]，似对任公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持不认同之态度。
任公批评《中国哲学史大纲》其中一点在于“胡先生专宗《淮南子·要略》说：'诸子之兴皆因救时之敝。’”[29]其实这一点在之前的通信中已有讨论。如前引1920年12月18日书信言及收到胡适所寄《汉代哲学史》，此信之末即向胡适提出关于《汉代哲学史》的三点意见：
大著《汉代哲学史》（一）推奖淮南王安未免太过，吾以为安不过吕不韦之流亚，两书皆只能当《太平御览》、《玉海》读耳。其中采掇战国末期遗说必甚多，或者邹衍之终始多在其中。公认安等为一种创作家，恐非真相。（二）司马迁似当论及。原书论历、医，已出哲学范围外，则迁之史当论，且迁亦确自有其思想。（三）贾、马、服、郑辈不能不论及，否则无以见汉代史学之全。[30]
所谓《汉代哲学史》，当指近年发现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讲义本”（北京大学1919年内部印刷铅印线装本）。此本版心有“中国哲学史”、“胡适编”等字样，卷端题作“汉之哲学”[31]。任公1920年所得者当即此本，此本“卷中”所述皆不出汉代哲学之范围，其中确实最重视淮南王，其次则董仲舒，然而未专论司马迁，至于贾逵、马融、服虔、郑玄则几乎不曾言及。
胡适对任公的建议有所听取，这从后来《中国中古哲学史》（后易名《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七章将董仲舒与司马迁合作一节加以论述可见。《中国中古哲学史》虽未论贾、马、服、郑，但胡适有意写郑玄专章而未能写出，晚年为《淮南王书》（《中国中古哲学史》第五章，胡适于1931年12月专门将其抽出单行，可见此章为其得意之作）手稿影印本作序时重提此事，回忆自己曾将董仲舒、郑玄、王充列入专题研究，尽管最后并未完成[32]。
但胡适显然对任公的贬抑《淮南子》及《吕氏春秋》等杂家不以为然，因此《中国中古哲学史》中不仅用大量篇幅论述淮南王安，更是专辟一章论述杂家与《吕氏春秋》，这倒显得对任公的批评颇为不服气了。
五、小结
从稿本到《改造》杂志连载本，再到商务印书馆单行本，三版文字的改动，多有牵涉梁任公与胡适往来通信的交换意见。俞国林先生将三版文字汇校，并与梁任公、胡适二人之书信、日记所涉相关内容加以参证，在《校订说明》中详述其事因由，不仅能标举任公覃思著作之精勤，更为梁、胡二人之学术因缘提供了一份详尽的特写。任公《清代学术概论》第十七章述及清人论学多以函札：
清儒既不喜效宋明人聚徒讲学，又非如今之欧美有种种学会学校为聚集讲习之所，则其交换智识之机会，自不免缺乏，其赖以补之者，则函札也。后辈之谒先辈，率以问学书为贽，——有著述则媵以著述。——先辈视其可教者，必报书，释其疑滞而奖进之。平辈亦然，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相商榷，答者未尝不尽其词。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类函札，皆精心结撰，其实即著述也。[33]
而任公与胡适往来通信，戮力于《清代学术概论》的一再改写修订，终成此精审完善之貌。这段学术因缘，正是任公此语的生动写照。
《清代学术概论》校订本除本书以外，尚有附录若干，其中《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乃《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前身，其中文字大都被《学术史》所吸收，然其谋篇布局、章节架构与《学术史》颇有出入，难以充当《学术史》之参校本。起初俞先生即告谓将谋另行刊布，后得《清代学术概论》，始知此篇即附录于本书。察其文字，首讲《反动与先驱》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讲基本全同，后续分论各学者学术成就之文字，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相关章节亦大体相同，唯稍简略。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将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朱舜水、颜习斋作为“清初五大师”推出，并各自带出一脉学术流派；阎百诗、胡东樵下至惠定宇，则作为“考证学之创建者”；而将清初其馀史学、地理学者等以“其他清初学者”概之。这与最后写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以“阳明学派之馀波及其修正”、“清代经学之建设”、“清初史学之建设”、“程朱学派及其依附者”、“实践实用主义”等不同主义或流派为经、以具体学者为纬的论述结构有所不同。任公在1918年为子女辈讲学术流别时所草《清代学术流别纲目》（亦收入本书以为附录），梁启勋谓为“《清代学术概论》之胚胎”[34]，然由今观之，此实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暨《学术史》关系似更密切。附录所收其他文章如《明清之交中国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清代政治与学术之交互的影响》等，皆续补《清代学术概论》之所未备，而辅翼《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进而化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之《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各讲更加系统且史料益为丰赡的论述。本书附录价值约略如是，幸读者留意之。
余则以《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概略》既附《清代学术概论》而行，先前研读《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稍嫌不足之处，已得完璧无憾；加之《清代学术概论》校订本既出，梁任公清学史著作二种皆有汇校之善本，更为仆辈生于文献昌明之时代而无任欣喜。
（本文之写作，得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翔博士匡助甚多，特此致谢）
【注释】
【作者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