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校 长（上）
文/彭新建
（一）
说到十五六岁的那个“我”时，我有一段故事说给大家：5月的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我无意中看见父亲单位的一个政工干部和我家地段派出所的一个民警，从校长办公室出来离校而去。中午放学时，班主任就将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对我说：“初中马上就要毕业了，这次初中升高中名额有限，我们班上有四五个不能升学，经学校党支部研究决定：你也是其中一个。主要是看个人表现和家庭现况。你下午不用再来了，你的档案学校直接交到街道。”这突如其来的宣布，终结了我的求学路、升学梦，我只能三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学校。回家一个周后，父亲才发现我没有上学，才知道是他连累了我。父亲更是万般无奈，仰天长叹。6月我16岁生日那天，我将当月的8元钱生活费（母亲生前工厂发给我的），用3.51元买了一双白铺边布鞋，剩下4.49元，每天不足0.15元，我是怎么过来的呢？我把那段日子叫做“吃馄饨”，就是混一顿算一顿“吃百家饭”。在把所有的亲朋好友家都混吃了一遍后，再没脸也没地方去了。关键时候，还是父亲伸出援手，是他将我的小米缸装满，也是他从学习班带回来馒头给我吃。可那时父亲也被停了薪，他该有多难！6月终于熬过去了。7月，当知青的四姐来信，说她在农村过得还可以，问我去不去？如果要去，啥都不要带，就带些固体酱油、固体豆瓣去，在农村这些东西很受欢迎。为了换个生存环境，我领了当月的生活费，又向二哥借了50元钱，小背篼里收拾了几件秋冬衣裤、一把口琴、几本《战地新歌》、一本中国地图和几包固体酱油豆瓣，就只身出发了。坐了四昼夜火车汽车，一路辗转打听，去投靠远在大巴山腹地万源县当知青的四姐。四姐从农田里回来，一年多没见，我有些不认得了。她黑了，但胖了，与当地村姑已无二致了。看到我，四姐又惊又喜：“长高了，长高了，不再是长不高的‘地荸荠’了。但又瘦了。来了好，我会把你养胖的。”然后把我拉进她的知青房。这个土坯做的知青房，不足40平方米，里面用竹蔑片象征性地隔成4间小屋，我姐和另一个本县女知青各居两室。我的到来，明显给她们带来不方便，好在离我姐不远的另一个生产队有个知青点，那里原是占地30多亩的大祠堂，前后两院，前院现为大队部、粮仓、小学校和生活代销点，后院安置了七八个男知青。但那里常聚集有一二十个男女知青，我就去“打巴壁”（混饭吃）。那个知青点的头儿，大家都叫他“四哥”，是我家的老邻居，他母亲与我母亲是好同事好姐妹，所以在那里吃住不用我操心。那个公社的知青，大多数都是我母亲单位职工的子弟。而那帮男知青，最让公社领导们头痛。他们整天游手好闲，打架斗殴，从不务农。他们唯一的好处，就是保护本公社的女知青不受当地农民和其他人的欺负，我姐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他们的保护。那时，知青点从不缺吃的。公社都奈何不得这帮不要脸不要命的知青，大队粮仓就成了他们的米缸。关键是，那些干部也从中得到不少实惠。知青点里，有时人满为患，有时只剩我一个守屋。即使是我一个人守屋，也有农民专人煮饭。我一个人无聊时，便坐在干草堆上吹口琴，那个煮饭的农民也爱听我吹《我爱北京天安门》。“我们行侠仗义去了。”四哥说，“我们都是一帮回不了城、过一天算一日的烂人。你还小，不能让你跟我们乱来。但我向你姐保证过：只要我在，会把你当成亲弟弟对待的。”有一次，大队粮仓外面，后院的一间房屋失火了。在这万分危急、无计可施的时刻，就是这帮“烂人”，不顾个人生死，个个冲上房顶，掀开房瓦，隔开了火的蔓延，进而保住了整个大队的生命口粮，和小学校，和整个大院。还有一次，与我姐生产队一小河之隔的平昌县镇龙公社的上百人，越界过来偷伐树木，也是这帮“烂人”，硬是将那群偷伐者赶跑。此事却引起在镇龙公社插队的重庆嘉陵机械厂四五十个知青的报复。双方正准备更大规模械斗时，惊动了两县公安局和知青办，立即全面出动，才制止了更大的流血事件。这帮知青不是什么善茬，别人是偷鸡摸狗，他们是强取豪夺。那时候，私自杀猪宰牛是要被坐牢的，但吃鸡打狗是常态。没有佐料的鸡狗，吃多了想起都会令人作呕，只有猪肉能解馋。一个晚上，有个知青实在“嘈”（馋）慌了，就到小河对面镇龙公社一个生产队的猪圈里，用龙水刀将两头“长白山”猪的左耳生生地割下来，满身是血地跑了回来。他将两只血淋淋的猪耳朵直接用盐码上，再用火钳夹着在火塘上烧烤。闻到满屋猪肉香，大家马上围拢来，看到那黑乎乎油嘟嘟的猪耳朵，都直呑口水。四哥用刀将两个猪耳朵按人头数切成几小块，自己先拿了一小块吃起来，剩下的很快被其他人分吃殆尽。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只见一个个嘴上脸上全是黑黑的猪油，大家都大笑起来。第二天，我们去镇龙公社赶场，见到那两头猪居然没死，兽医用布条将伤口包住，赶场的人都到那猪圈边看热闹。那两头只有一个耳朵的猪，居然还在槽里抢食。我先是感觉有些滑稽可笑，但马上就感觉到一丝悲哀，所有生灵都有起码的尊严吧，哪怕是一头猪。这令我联想起自己的遭遇，有些隐隐难受。还记得另一件为嘴伤心的事。那是1976年中秋节的中午，正下着小雨，大家没事“吹咵咵”（聊天）和打牌“拱猪”混时间。不知是谁说了句“牵羊”，四哥抬头看了看小河对面，那山坡上有只大肥羊。他注意那只羊在那山坡上已有好几天了。那时打牌不赌钱，但是有奖惩，就是输家要听赢家差遣。四哥要输家去把羊牵回来，由赢家来杀，然后大家一起过个中秋节。没过多久，大肥羊真的给牵回来了，四哥亲自把羊杀了。四哥若有所思地对大家说：“今天既然是中秋节，就让其他知青点上的兄弟伙一起来过个节吧。顺便把大队长和保管员他们叫来，叫他们多带些酒来。”于是，煮饭的，打理羊儿的，去叫兄弟伙和大队长保管员的，大家分头忙了起来。我姐拿出了我带来的固体酱油和豆瓣，四哥拿出了味精和白糖，大队长保管员他们带来了老酒腊肉和佐料。晚上，天放晴了，一轮满月像是从水里捞起来的一样，清清亮亮地从东山上慢慢升起来。院坝里，二三十个人，在篝火旁大快朵颐。欢笑声、猜拳声、碰碗声和嘻骂声交织在一起，犹如一曲田园交响曲；炊烟、篝烟、香烟和薄薄的夜雾交融在一起，活像一幅乡村朦胧画。随后，他还拉起了小提琴《新疆之春》。他的歌声和悠扬欢快的琴声，引来大家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看着与众不同的他，我还以为是县里来的干部，他的衣着并不出众，但干净得体。四哥也叫我吹口琴助兴。我坐在鼓风车上，一点不怯场地吹了起来。我吹完《听妈妈讲起那过去的事情》，大家热情地鼓掌，叫我再吹一个。我再吹了一曲《红星照我去战斗》，掌声再次响起来。然后，一个女知青自告奋勇，唱起了《告别山城》。她唱到：“重庆城呀，我的故乡，多么美好的地方，渝水长江，船来帆往，我爱我的家乡。”四周突然安静下来。她再唱到：“告别山城，离开爹娘，来到巴山穷地方，不知何时，哪晓何方，才能欢聚一堂。”女知青们便失声哭了起来，而那些连杀人都不眨眼的男知青们也都动了情，流下了眼泪。这个晚上，很多人笑了，哭了，醉了，疯了。那轮朗朗的满月悄悄地躲进西山后，大家才横七竖八地睡在新谷草堆上，直睡到近中午。四哥在了望楼上向外一看，便叫道：“不好，快操家伙！镇龙的人来了。”大家先是一惊，后是二十多个男知青迅速拿起武器，有大砍刀、火药枪和人手一把“满尺”龙水刀。这个院子原是地主防匪的祠堂，两面是悬涯一面靠山，一条小溪穿院而过，围墙非常坚固，前后两个厚重的门，若没有枪炮是难以攻入的。外面的人越来越多，把前门封堵了，想困死我们。但后门无法封堵，院内有水有粮有柴草，坚持个把月一点没问题，但有些女知青还是有点怕。四哥为了提高大家的信心，把广播打开(当时农村连电灯都没有，但大队的广播能通到家家户户，既能宣传国内外大事，也能发出各种通知），他亲自唱起毛的《西江月·井冈山》：“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一会儿又唱《沙家浜》：“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听到四哥从了望楼上的大喇叭里传出的慷慨激昂的歌唱，大家为之一振，感到有了主心骨。双方僵持不下，到下午4点，广播里突然传来一个巨大的噩耗：伟大领袖毛主席于今天凌晨10分逝世。我们马上打开门冲了出去，与镇龙的人一起聚在院外场坝上，反复听广播中的讣告。双方都没心再战了，四哥取下墙上的羊皮还给对方，并说了声：“对不起！”就这样，一场即将发生的血战烟消云散了。在公社组织悼念毛主席的那一周时间里，我看最忙的不是公社书记和各大队的队长，而是我们队上的那个保管员，可以说他才是关键人物，会场内外到处都是他手写的漂亮毛笔字，而且他把整个活动搞得有条不紊。后来我问四哥，这个保管员为什么有那样的本事？竟能让所有的人包括公社书记都听他调遣？“他呀，叫黄宜涛。是个老右派，也是我们县里最有文化的人。是大地主的儿子，这个院子以前全是他家的。”四哥还说，“这个院子，也叫红军院。1934年，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陈昌浩等，曾在这个院子里指挥过万源保卫战。保管员的爸爸曾资助过红军，他的幺爸就是那个时期参加的红军，最后战死在淮海战役，被追认为烈士。”四哥叹息后又说：“1957年，黄宜涛在四川大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批准留校任教时，他的一篇毕业论文被认为是反动论文，结果就成了右派。先发配到康定，后因幺爸是烈士和家里曾资助过红军，就被遣回了原籍。”四哥笑道：“那是别人给他取的外号，就是专门管他的那些破书和他家那个院子中红军时期的文物。他现在是个教书匠，就是那个小学校的校长。哦，学校现在正缺老师。那天他注意到了你，从你的谈吐上感觉你是个当老师的料。如果你愿意，我马上可以给大队长说说。待遇是：每天20个工分，一个月算25天，共500个工分，不分放假，一年旱涝保收6000个工分，相当于大队书记的待遇；饭你回知青点吃，工分记在你姐姐头上，你干不干？要干，我马上给他‘扯回消’（回复）。”“干！”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四哥马上就去前院找保管员和大队长。我蹲在地上，计算：10个工分值0.16元，每月500个工分就是8元钱。8大8元钱了哟，在当时的农村算是相当不错的了！我高兴得跳起来。四哥一会儿就回来了，说他们答应了。事后我才知道，是四哥软硬兼施、恩威并用，才促成其事的。我马上回到四姐那里，把这好消息告诉了她。她为我高兴，但也淡淡地说了句：“看来，我们真要在这里扎根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到小学校报到。小学除了保管员校长外，另外两个老师就是他的妻子李小蓉和他的女儿黄婧蓉。黄婧蓉身高与我差不多，以为她有十六七岁，谁知才13岁多一点。她原本要上公社的初中，因为一来这里缺老师，二来公社中学离家有近十公里山路，她妈妈不放心。所以，我的到来，为他们减轻了缺老师的压力，黄婧蓉就可以去读中学，她父亲早晚接送。当地所有的中小学校，上课时间都是上午10点至下午2点。这个小学校有5个年级5个班，全部加起来才30来个学生，而且不能全到齐，特别是下小雨小雪的时候，有十来个学生就不错了。我接手的是黄婧蓉负责的一到三年级，有20人左右，在同一个教室里上课，只开了语文、算术两门课。凭我的功底，自认为这课好上。保管员校长管四五年级，李老师当机动。第一天上课，保管员校长、小黄老师和我一起来到教室里，同学们齐刷刷地站了起来，恭恭敬敬地向我们行礼。在第一周里，我和小黄老师共同上课，学生们还算听话。可第二周，我独立上课的第一天，只来了5个学生，全是一年级的。我问：其他同学为啥不来上学？一个只有四五岁的小女孩怯生生地说：“报告老师，我叫向群，我们听不懂你讲的课。”完了！怎么会听不懂我讲的课呢？带着这个问题，我找到了校长。校长对我说：“这是个语言不通的问题，好办。从明天起，你不要上正课，就给三个年级的学生讲故事，在讲故事中让他们提问。这样，既可交流语言，又可互相认识和增加感情，注意要慢，要有节奏。”行，讲故事是我的长项。第二天上课，我先从课文中的“小萝卜头”讲到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又从“小英雄雨来”讲到红军战士“潘冬子”。我讲的故事每天不重样，不仅召回了三个年级的全部学生，还将四五年级的同生因为吸引了过来。不但学生爱听，连家长和社员包括大队长、书记也来听。更有甚者，有时校长把全校师生召集在操场上，听我“炸板”（拍惊堂木）讲故事。有一次，公社书记路过学校，见这么多人围在操场上听我讲《苏联间谍落网记》，当我讲到高潮时，他突然情不自禁地叫道：“好！”公社书记这声“好”，可吓坏了不知他何时来的大队长和保管员校长。大队长忙说：“这是我们找来的临时代课老师，他正在给同学们讲时事课”。公社书记说：“人才，留下。不要临时代课了，就是个老师。”我的个天，这个书记未免太官僚了吧，连我的情况都不了解，就武断地给我定了职业，经过我同意了吗？我连户口没有，是个打巴壁的。为了留下我这个“人才”，大队长特批我姐每天增加5个工分。于是在知青点里，我的工分最高。知青从我姐那里知道我有个外号“绕包”，一个知青就跟我开玩笑：“绕包，你都找大钱了，还在我们这里打巴壁所？”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是呀，我是不是该自立门户了？我把自立门户的想法试探地向校长和大队长他们说了，他们马上赞同。大队长亲自安排了我的办公室和内室外堂两间住房及必备生活用品，并每月补贴30斤大米。校长夫妇则要我与他们一起生活，白天我给学生们上课，晚上校长给我和黄婧蓉讲解我们所需知识。管理员校长真是多才多艺，不仅能写诗填词，而且还会多种乐器，最拿手的是小提琴和手风琴。给学生上音乐课时，他拉的手风琴《我爱北京天安门》比我初中的音乐老师强好多。在他这里，我开始知道什么是音乐之美，也初懂了什么是文学之趣。他告诉我：音乐能使人忘怀，文学能让人独白。相处久了，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之交，他给我说起他的故事：1957年被划成右派后，他将所有家当（书籍）交给他的教授保管，自己带着一床被子一网兜行李一把小提琴，只身被发配到康定，在康定中学任教师。在跑马山上，他拉了一曲《康定情歌》，悠悠琴声把同样命运的李小蓉拉到了身边。当他们带着一双儿女准备在这个爱情圣地厮守终身时，幸运之神让他们返回了成都。当他们扬起生活之帆时，文革开始了，他们再次作出痛苦的抉择：回万源老家去，那才是根。在辗转回老家的途中，他们的大儿子黄康，在重庆给弄丢了。儿子的丢失，使他们夫妇遭到了很大的打击。凭他们的学识，在万源县城安置工作应该是可以的，但他们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的老家，当了隐士般的乡村教师。那时，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只有一个妹妹在区中学当老师，老家的这座老院子已经成为文物被充了公。当知道我也是1960年6月生人时，李老师一把将我抱入怀中，问道：“你的小名叫康儿吗？你7岁前的事还能想起吗？你记不记得到成都的事？”并再次把她儿子的照片与我对照，肯定地说，“没错，没错，九年了，就是你！康儿。”我十分清楚地知道，我绝不是他们的儿子。但我妈妈也姓黄，我舅舅与校长年纪差不多大，就对校长说：“我妈妈也姓黄，说明我们有缘分，我就叫你舅舅吧！”校长非常高兴，爽快地答应了。李老师马上把黄婧蓉拉到我的面前，让她喊我哥哥。黄婧蓉对着我，甜甜地叫了一声：“哥！”便羞涩地躲进了她的房间。四姐知道我认了校长舅舅，也为我高兴，却问了我一个莫名其妙的问题：“你不想回重庆了呀？”而后就似乎不大高兴了。（待续）
作者近照及简介：
彭新建，1960年生，初中毕业，就业于重庆四方制装有限公司。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我的我们》及散文、诗词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