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卷诗书,却无悲无喜
漫卷诗书,却无悲无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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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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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读吕魁的小说《莫塔》,是在某年的《人民文学》。头条。随意看了几眼,被文字吸引,顺便读了。
轻巧的文字,沉重的人生。北漂的马三,无意中邂逅小师妹莫塔,一个14岁就从新疆到北京上学的异族少女。她有着良好的天资:青春,漂亮,能歌善舞,用一个俗词,就是“才貌双全”。她自如地利用这些优势,与生活做着交换:金钱,富贵,优雅的生活。她不断地向着目标出击,却屡战屡败。
师兄师妹间的感情,若有若无,一直在延续,不过更多的是闪烁,或者说,是寂寞痛苦的两个卑微生命的相互依靠。就像那句歌词:两个人的寒冷,靠在一起就是微温。
只是,这微温的感觉,实在稀少:他不能给她她所期望的生活,而只能在她每次出击失败后,作她的安慰和支撑。伤痛过去,或者新的目标出现,她便再次义无反顾。而那样的时刻,她对她,更多的是讥笑和暗损。
对这一切,他都装着若无其事。她,一直叫她“大叔”,虽然两人年龄相差不多。对她选择的生活,他无能为力,甚至麻木:“不用说我也知道她在哪儿和谁过夜。但对我来说这不算什么,她的生活本来就与我无关。”
除了酒和痛苦的打击,他们甚至没有太多接触,除了帮助和谢谢,他们甚至没有说过那个字。有时,他也疑惑,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但凡她找我,十有八九是让我帮忙,而我总是尽其所能帮她,从不拒绝。”他的帮助,也实在有限。生命的艰辛,很多时候,只有自己吞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命运遭际,很多时候,或许都是爱莫能助、无能为力的。
小说有一个微温的结局:在她经历了一系列幻灭和失败后,在她承受了最致命的打击后,在逃逸和消失了很久之后,她再次出现,并最终回到他身边。
“在她快靠近我时,我喊了她的名字,她回头张望。一瞬间,所有的一切在夕阳的照射下温暖如玉,那感觉就像是爱。”
无端记住了这个结尾。或许,生命里所有重要的发现,都必得经历这样的幻灭和打击,才能得到确认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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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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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米莉·狄金森几乎是我接触的第一位外国诗人。只不过,在那样年轻、懵懂的岁月里,并不能完全理解。读了,也只是读了,而已。
但是随着年岁渐长,对那些句子,那些关于死亡、永恒、自然、爱的句子,居然越来越喜欢。许多句子,被深切记得。每次回想起,或在别的文本里读到,都有特别的感觉,曼妙的感觉。
她说:“造一个草原,要一株苜蓿加一只蜜蜂/一株苜蓿,一只蜂/再加一个梦/要是蜜蜂少,有梦就足够。”
她说:“等待一小时,太久/如果爱,恰巧在那以后/等待一万年,不长/如果,终于有爱作为报偿。”
她说:“灰烬代表有过火/最灰的那堆使人敬畏/因死去的生物之缘故/它们曾在那片刻盘旋迂回/火先以光的形式存在/然后则旺火强焰/唯有化学家能够透露/变成了什么碳酸盐。”
对她的身世有所了解后,感触更深,感叹更多:一个因自闭而深居简出、与世隔绝的女子,平常说话都恍惚,闪烁,条理不清的女子,文字却那么细腻,敏锐,似乎每一颗,都像露珠,或琥珀,光彩照人。
想想,在她落寞如修女般的胸怀里,应该有着一颗怎样柔软、纯净的心啊。
最触动我心的,是这首——
假如我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
我就不虚此生
假如我能解除一个人的痛苦
或者平息一种酸辛
帮助一只昏迷的知更鸟
重新回到它的巢中
我就不虚此生
在不同场合,我曾反复提及,并不断追问如何“不虚此生”?在拙著《幸福教师五项修炼——禅里的教育》一书里,我如是说:
作为教师,我们所能做的,或许只是艾米莉说的这些琐屑小事:帮助迷途的鸟儿回到巢里,解除一个人的痛苦,或者,更微弱些,只是“使一颗心免于哀伤”;但是这些,正是教师的责任:不只传授知识,更要关爱生命,呵护心灵,这样的教育,也才是真正关涉和切近人性的。
某种意义上说,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正好能“使一颗心免于哀伤”,以谦卑而温和的方式。她所留下的近1800首诗,仿佛也只为了告诉世人:她来过,活过,爱过。
这样的一生,我确信,有着他人永远难以体会的快乐和幸福:秘密的快乐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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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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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教书匠》,记下了一个句子:你不可能离开一个地方,同时留下那里的口音。
作者弗兰克·迈考特,爱尔兰裔美籍教师。出生于纽约,4岁时举家迁往爱尔兰,19岁重返美国。在爱尔兰,他带着纽约口音,而在美国,他又带着爱尔兰口音。作为教师,他为这口音不止一次遭遇尴尬。但就像谁也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大地一样,他对自己的口音无能为力。
口音是什么?是来历,是曾经的生活烙印,是被这种或那种文化浸润后的纪念——像胎记一样,你可以离开,但胎记得带走。或者,像一方水土,离开的时候,你的衣角、裤腿或鞋底,总沾染着那里的尘渍和风土。它见证着你过往的岁月,提醒着你的来路,标识着你的身份。
一度时期,我喜欢从口音里猜测一个人。而且往往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尤其是那些方言特征明显的地方,那些口音重的人。尽管很多人早已远离了故土,甚至习染了标准的官话,但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那些形形色色的口音,总像孙猴子的尾巴,再怎么藏掖,也会一不小心露出来。所谓的”乡音未改“,其实是”口音难改“。
与口音有关的,是语言,或者说,话语。
语言是存在的家。西方的后现代哲学家认定:语言是精神和灵魂的永恒居所。而我们一旦置身某种语言,或者进入某种话语体系,它就会永远成为我们的灾难或福祉。被它包裹,浸渍,腐蚀,或者催生,不自觉地被它影响、改变。
很多时候,我们能够在与人攀谈时,从对方的词汇、语气、口吻、腔调中,便能大致确定,或准确判定其职业状况。甚而至于,能够由此探知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内心世界和精神面貌。
表面看,语言是我们创造的。实际上,我们被语言奴役。许多年前,我曾写下这样的句子:
一切从语言开始。爱
或伤害。友谊的手
或仇恨的刀。这最初的智慧
在劳动和嘴唇中产生
像鸟一样飞行,穿越一切障碍
然后抵达。像真理和正义的光芒
深入骨髓。照耀良心
而现在,它在我手中蛰居
像血液中的蛇。充满延伸的渴望
在我的内部,它是奴隶
任我侮辱,蹂躏。而一旦说出
它就哗变。临阵反戈。逼迫我屈从
或者反抗。强装笑脸或长久窘困
那时,我曾说自己与语言的关系,“像侍候魔鬼般的温柔情人,小心谨慎。”那时以为,这是诗人的宿命。现在想,这或许也是所有人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