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视唐赋的文学价值
如何正视唐赋的文学价值_以刘禹锡、柳宗元的赋为例_刘禹锡诗词点评
孙琴安
赋本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它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在汉代瑧于兴盛，成为“一代之文学”，汉赋之名也由此得来。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演变为骈赋或俳赋，赋仍是人们心目中表情达意、抒发情怀的重要文学体裁。汉代出现了许多写赋高手。人们习惯上也往往把赋与诗并视，并称为诗赋或辞赋。昭明太子编《文选》，赋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从战国到汉魏六朝近千年间，赋一直是与诗并驾齐驱的最为重要的文学体裁。
即使在唐代诗繁盛，散文再度崛起，小说与词闪亮登场、并峙新起之际，源远流长的赋没有式微或消失，相反，在唐代宽松开放的文学环境中，它仍在生存发展，涌现了一大批赋家，从初唐四杰到燕许大手笔，从陈子昂到李华、萧颖士，从李白、杜甫到韩愈、柳宗元，乃至张九龄、王昌龄、高适、岑参、元结、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一批著名诗人，无不作赋。他们不仅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散文家，同时也是唐代著名的赋家。
然而，自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对于赋始终存在着偏见。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各种文学史除了对屈原和楚辞有些客观的评价以外，一直都把赋作为批判的对象，认为赋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文体，只讲漂亮的辞藻而无现实的内容，徒有形式而内容贫乏。马积高1987年在《赋史》的第一章《导言》中也说：“近五十余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工作却很少注意它。在近三十年来出版的文学史中，仅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63年版）对它的流变略有叙述，其他此类著作则仅注意屈原及楚辞，并以批判的态度讲到司马相如等汉赋作家，略及东汉抒情小赋。对魏以后的赋，大体上只在一些著名作家的章节中，稍稍论及其赋作的名篇。而对这种体裁的流变，已不注意；对其在我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自然更少涉及。”
这种状况与赋本身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和历史地位，与王国维把汉赋、六朝之骈文视为一代之文学，并与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相提并论的高度评价，实在是大相径庭。(www.guayunfan.com)特别是唐代，1949年以来大陆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对唐诗和李白、杜甫以及韩、柳的古文成就，都以极大的篇幅进行了论述并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而对于唐代的赋却总是轻描淡写。有时为了突出韩、柳提倡古文的积极意义，甚至把骈赋等文体作为古文的对立面而加以批判贬抑。所以，在许多大陆的大学中文专业毕业的学生，或是许多中国文学史的读者和爱好者，对于赋，特别是唐代的赋，并没有一个真实客观的了解，甚至可说仅有一种片面狭隘的认识。这种现象甚至蔓延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未得到有效的纠正和更新。
为了使广大读者对赋特别是唐代的赋有一个重新认识，这里拟以刘禹锡、柳宗元二家创作的赋为例，对其略加评论，以便使人们对唐赋的文学价值和地位，有更为客观的认识与公正的评价。
如果从诗文并重的角度来考察，唐代有两个高峰，一个是以开元、天宝为标志的盛唐时期，一个是以贞元、元和为标志的中唐时期。
盛唐时期的诗人代表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之涣、王昌龄、李颀等，均如日中天，气盖古今，名重一时，流芳百世；文章代表则有张说、苏颋并称的“燕许大手笔”，其次则有张九龄、萧颖士、李华、元结等，然他们的文不皆如诗。
以贞元、元和年号为标志的中唐时期，诗人代表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韩愈、孟郊、贾岛、张籍、王建、李绅等，均意气豪迈，另辟蹊径，如繁星丽天，重映河汉，而几欲与盛唐诗人相颉颃；文章代表则有韩愈、柳宗元、梁肃、陆贽、刘禹锡、白居易、元稹、李翱、樊宗师、皇甫湜等，其成就与同代之诗并驾齐驱，而胜盛唐之文。
也就是说，中唐之诗难逾盛唐，然中唐之文，却已超越盛唐。
其实，如果我们再从赋的角度来进行检视就会发现，刘、柳不仅是当时的著名诗人与散文家，而且是当时堪称一流的辞赋家。他们不仅在辞赋创作的数量上多于同时代的韩愈、李翱、皇甫湜、沈亚之、何讽等文学家，而且在创作质量上也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说，刘、柳在诗歌、散文、辞赋三个文学领域中，在唐代都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成就。难怪刘昫在《旧唐书·柳宗元传》的结尾写道：
史臣曰：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缙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其巧丽渊博，属辞比事，诚一代之宏才。如俾之咏歌帝载，黼藻王言，足以平揖古贤，气吞时辈。
史臣评议中所说的“以文学耸动”，或谓“诚一代之宏才”“平揖古贤，气吞时辈”云云，不仅包括了刘禹锡与柳宗元二人的诗歌与散文成就，而且包括了他们二人在辞赋上的创作成就。下面我们就专门论述一下刘、柳的辞赋。
刘禹锡与柳宗元主要生活于贞元、元和年间。两人在贞元九年（793）同登进士第。十年后两人又同在监察部门任职，为监察御史，后又都参加王叔文、王伾、韦执谊等人进行的永贞革新，为其中的重要成员，人称“二王、刘柳”。革新失败，二王身亡，刘、柳则贬谪南方，刘被贬朗州司马，柳被贬永州司马。元和九年（814）又同被召赴京城。次年刘被贬连州刺史，柳被贬柳州刺史，故柳宗元赠诗刘禹锡《重别梦得》诗中有“二十年来万事同”之慨，并在末句说：“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可见二人交谊之深。
后柳宗元因忧愤而病逝于柳州刺史任上，刘禹锡不久调任夔州刺史，后又任和州、同州、汝州、苏州刺史与太子宾客等职，与白居易唱和，人称“刘白”。临终前，刘禹锡写《子刘子自传》，回顾了他的人生道路以及与柳宗元的深厚友谊，最后自铭云：“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肯定了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
刘、柳都是中唐时期著名的诗人，同时又是当时著名的散文家。韩愈的友人李翱曾说：“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1]也就是说，当时写文章的人很多，但在李翱的眼里，除了他和韩愈，当时真正能上档次的，只有柳宗元与刘禹锡。刘柳在当时文坛地位之高，于此可见一斑。
刘禹锡有《刘宾客文集》四十卷传世，首卷即为“赋”，凡九篇，依次为：《问大钧赋》《砥石赋》《楚望赋》《伤往赋》《何卜赋》《谪九年赋》《望赋》《山阳城赋》《秋声赋》。马积高以为“今传《刘梦得集》中有赋十篇，又《文苑英华》收其《平权衡赋》一篇，为律体，当是应试之作”[2]。
柳宗元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附外集二卷，其中卷二即为“赋”，凡九篇，依次为：《佩韦赋》《瓶赋》《牛赋》《解祟赋》《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愈膏肓疾赋》。又外集卷上内有赋三篇，依次为：《披沙拣金赋》《迎长日赋》《记里鼓赋》。
而马积高《赋史》第八章《唐五代赋（下）》中论及柳宗元的辞赋时，把一些有韵的杂文也划入赋的范围，因此，《柳河东集》卷十八的“骚”中之文，几乎全被囊括，再加卷十九的“吊赞箴戒”中的《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卷十四“对”中的《愚溪对》、卷十五“问答”中的《答问》《起废答》，也都被马积高划入赋中，这样，他认为柳宗元有“近三十篇赋”。
然而，不管马积高的划分是否会引来争议，作为一位赋学专家，他对唐赋的认识和界定总有一定的理由和依据。再说，对柳宗元赋的划分即使再有分歧，他与刘禹锡仍同是当时作赋最多的作家，同时也都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唐赋高手。现分解如下：
先看刘禹锡的赋。
《刘宾客文集》卷一当头第一篇便是《问大钧赋》。卞孝萱《刘禹锡年谱》以为此赋作于连州刺史任；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则以为此赋当作于“元和十三年（八一八）之春，殆无可疑者”。亦即在连州刺史任上。故刘禹锡此赋作于贬谪期间则无疑。
《砥石赋》，刘禹锡在题下自注“时在朗州”，应无误。此外，据卞孝萱《刘禹锡年谱》考订，刘禹锡的《望赋》《谪九年赋》《何卜赋》《楚望赋》等均作于贬谪朗州期间。
也就是说，在刘禹锡今存的九篇赋中，除了《伤往赋》《山阳城赋》和《秋声赋》，有六篇亦即三分之二的赋都写于其贬谪期间。其《伤往赋》《山阳城赋》二篇的创作时间，至今难考，至于《秋声赋》一篇，卞孝萱《刘禹锡年谱》认为刘禹锡作于武宗会昌元年（841），此时刘已七十岁。而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则认为“当作于大和七、八年（八三三、八三四年）……至于禹锡，此时方六十二三岁，在苏州刺史任”。二说各执一词，暂按下不表。
再看柳宗元的赋。
与刘禹锡一样，柳宗元的赋也多作于贬谪期间，即以卷二中的九篇古赋而论，除了《佩韦赋》《愈膏肓疾赋》两篇作于贬谪之前，其余的《瓶赋》《牛赋》《解祟赋》《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篇，几乎全都作于贬谪永州期间。其他各篇，如卷十四的《愚溪对》、卷十五中之《答问》《起废答》、卷十九中之《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等，也都作于永州期间。只有外集搜罗到的《披沙拣金赋》《迎长日赋》《记里鼓赋》三篇，似为其贬谪之前所作。
由此可见，柳宗元绝大多数的赋也都作于被贬期间。这就是说，中唐时期两位最有代表性的辞赋家——刘、柳二人的赋大多都作于贬谪期间。厘清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自汉赋兴盛以来，赋具备了两个最重要的基本功能：其一为抒发情怀，抒发胸中的忧郁抑闷之气；其二为劝谏讽喻，即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说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故汉魏六朝以来的辞赋名篇，大多都集中在这两大类别上。从以抒发情怀为主的辞赋名篇来说，便有贾谊的《吊屈原赋》、王粲的《登楼赋》、曹植的《洛神赋》、向秀的《思旧赋》、陶渊明的《感士不遇赋》、鲍照的《芜城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几乎都是以抒发其失意愁苦或相思哀怨情怀为主的。
以此反观刘、柳的辞赋，无论是刘禹锡的《谪九年赋》《问大钧赋》《望赋》《楚望赋》等，还是柳宗元的《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几乎都是抒发他们被谪期间压抑愁苦、寂寞思归的悲愤情怀的。如刘禹锡在《谪九年赋》中写道：
古称思归，已历九秋。未必有是，举为深愁。莫高者天，莫濬者泉。推以为极数，无逾九焉。伊我之谪，至于数极。长沙之悲，三倍其时。廷尉不调，行当跂而。……顾尧之明兮，亦昏垫而有叹。叹息兮徜徉，登高高兮望苍苍。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刘禹锡传》云：“禹锡久落魄，郁郁不自聊，其吐辞多讽托幽远，作《问大钧》《谪九年》等赋数篇。”正可与此相印证，说明刘禹锡在贬谪中所作《谪九年赋》等赋，都是为了宣泄倾诉其心中的忧郁压抑不快之情的。
同样的，柳宗元的许多赋也都状其被贬后的潦倒失意之情，如其所作《梦归赋》，宋人晁补之便以为：“宗元既贬，悔其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久幽不还，故作《梦归赋》。”[3]《新唐书·柳宗元传》亦载“宗元不得召，内闵悼，悔愈往吝，作赋自儆”云云。其在《闵生赋》中写道：
闵吾生之险厄兮，纷丧志以逢尤。气沉郁以杳渺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离散而远游。言不信而莫余白兮，虽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隐志兮，幽默以待尽。为与世而斥谬兮，固离披以颠陨。……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肆余目于湘流兮，望九嶷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苍梧郁其蜚云。重华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伪真。屈子之悄微兮，抗危辞以赴渊。古固有此极愤兮，矧吾生之藐艰。
在赋中，柳宗元反复抒写了自己被贬后的压抑心情，不仅运用了“气沉郁”“心沉抑”“涕浪浪”“形低摧”“枯居”“不舒”等许多直表愁闷的词汇，而且从内心写到山川环境，从山川环境写到屈原，又从屈原写到自身，可谓情景交融、淋漓尽致。
这充分说明了，刘、柳当年被贬谪南方荒蛮之地，不仅通过写诗来抒发心中的抑郁苦闷之情，而且通过作赋来倾吐心声。在这一点上，两人很有相似之处。而这种相似之处又恰恰向我们提示了：中唐辞赋与汉魏六朝，乃至初盛唐的辞赋一样，都是以抒发情怀为主，是抒情表意的重要形式。
此外，赋有寓意讽喻的功能，在这方面，刘柳之赋也有所体现。刘有《问大钧赋》等，中有质问讽喻之微词，柳赋则更多，如《骂尸虫文》《辨伏神文》《斩曲几文》《哀溺文》等，或托物咏志，或寓意讽喻，都含有一定的讽刺或批判的意味。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说：“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实际上，赋自宋玉以后，特别是到了司马相如、班固等人的手中，更是铺张扬厉，绘形绘色，也更讲究文采，极尽描写状物之能事。以后陈陈相因，“铺采摛文”也就成了赋的另一个重大特点。即使到了王勃的《滕王阁序》、杜牧的《阿房宫赋》等唐赋，亦复如此。
以此反观刘、柳二家之赋，无论是刘禹锡的《望赋》或《伤往赋》，还是柳宗元的《解祟赋》或《梦归赋》，都是反复形容，引喻类比，极尽描写状物之能事，具有强烈浓厚的文学色彩。此类甚多，此处不再赘举援引。
如就刘、柳二家言，柳之赋似又在刘之上。清代平步青曾说：“柳州初工骈体，后乃笃志古文。其才气陵厉，足以抗韩。……同时若刘宾客才辩纵横，间以古藻，亦柳之亚。”[4]此虽一家之言，却有中肯之处。马积高甚至认为柳宗元“在辞赋方面的成就更是有唐三百年间首屈一指的”，其次则为韩愈与刘禹锡。
抒情是文学的最基本的功能，因此，在一切文字中，文学是最具有丰富感情色彩的，这也是文学的特性之一。《尚书》所谓“诗言志”，意即诗是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而赋这一文体在中国历史上刚一出现，便与抒发情感紧密联系。如班因《汉书·艺文志》说：“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其意思是说：一个人如果登高即能抒发情感，成赋一篇，便可以为大夫。章学诚在《校雠通义·汉志诗赋》中更是明确认为：“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意为赋就是从《诗经》《离骚》发展而来的，来源于诗歌。因此，秦汉至魏晋南北朝，诗与赋经常被并称为诗赋，一直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最主要的形式，也是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代表。
此外，语言叙述上的富于文采，也是文学的重要特性之一。而在中国所有的文学体裁中，从诗、文、词、曲到戏剧、小说，赋可以说是最讲究辞藻修饰的文体。虽然陆机《文赋》中曾提出过“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六朝之诗也曾一度绮靡艳丽，但随着诗风的不断发展改变，也出现了像陶渊明式的不事雕饰、清淡朴素的诗。而赋在两汉以后虽然也有所发展变化，但描摹铺陈和讲究藻饰的特点一直留存，仅从这一点上来说，赋也是最具文学特性的，至少文学性要比判、表、奏、议等文体要强得多。
而就刘、柳二家的赋来说，其中的抒情色彩和语言的文学色彩都相当浓厚，至少其抒情性和文学性，即蕴含的文学价值，要远高于他们所写的表、状、碑、论。因为在古代，大量的散文，如表、奏、碑、铭、诔、启等，仍属于应用文的范围，特别是表、奏、启等，有类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公文，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抒情性，也不以文学性为胜，文学价值并不高。所以，在刘柳二人的文集中，真正的文学作品，或真正代表他们具有文学价值的抒情文字，仍应集中在他们二人所写的诗与赋上。即使从以上我们对刘、柳二家辞赋的简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遗憾的是，在批判“形式主义”等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长期以来中国大陆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或文学史研究，却常常本末倒置，把那些文学意味不足、以功用为主的文体，如表、议、诔、启等都纳入文学的领域，详加评析，而对于真正的文学作品——赋，却往往扔弃一边。对于唐赋，更是不屑一顾，极少有人问津。在这种普遍存在的偏见之下，刘禹锡、柳宗元二家的辞赋，也就很少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关注。
当然，由于刘、柳都被中国大陆推为唯物主义哲学家，而且参加过所谓“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永贞革新，因此，从总体上来说，刘、柳二人在大陆的古代文学研究中还是比较受关注的。在“文革”的“评法批儒”中，他们被列为“法家”，备受青睐。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对刘、柳二家的研究，几乎都集中在他们的诗歌和散文领域之中。或者是研究研究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思想，或者是研究他们的政治革新和历史观，或者是研究刘禹锡与民歌、柳宗元与古文运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刘、柳的表、状、碑、志、论、议等文章也被反复研究、反复评议，而他们二家更具文学价值的赋，反而被长期忽视了。不仅仅是刘、柳，韩愈、张说、苏颋、张九龄、李华、萧颖士等著名散文家的赋，也多不受重视。也就是说，对于整个唐赋，都存在忽略和冷遇问题，与唐诗、唐文、唐词的研究比起来差距极大。
本文通过以刘、柳二家辞赋为例，略作简述，有抛砖引玉之想，以期引起人们特别是大陆学界对唐赋的重视、对唐赋文学价值的正视与重新认识。近些年来，香港与台湾两地学者对赋的关注与重视，正是对大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相信在中国学人的共同努力下，对唐赋，特别是唐赋的文学价值，必定会有一个全方位的正视和更合理的评定。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1]刘禹锡.刘禹锡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166.
[2]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23.
[3]柳宗元.柳河东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37.
[4]平步青.霞外捃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