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川藏线骑行。十七，理塘

离开红龙乡，翻过一个垭口，下坡到理塘隧道。

理塘地方，元代属西藏三大土司之“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所属的“奔不儿亦思则招讨司”管辖。明代万历年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征服康区并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后，理塘地方由西藏派“第巴”（营官）管理。

清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入侵西藏，清廷派遣四川永宁协副将岳钟琪率部进藏平定准噶尔之乱。岳部途经理塘，委任七世达赖继父勒安邦为理塘大营官，理塘寺喇嘛却吉降措为理塘二营官，是为理塘土司之始。10年后，即雍正七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准“四川巴塘、理塘等处，请授宣抚司三员，安抚司九员，长官司十二员……”并授第三任大营官安本为理塘正宣抚司，副营官理塘寺喇嘛却吉降措为理塘副宣抚司。这样的安排体现出西藏政教合一的特点，理塘寺喇嘛在理塘地方的地位得到清廷的承认。

理塘土司即理塘宣抚司，驻理塘，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因凤全案，理塘土司被清政府诛杀并改土归流。理塘土司的设置背景与时间与巴塘土司相同，因而，理塘土司同巴塘土司一样，“均照料流官例”题补。但与巴塘土司相比，理塘土司除设有正宣抚司、副宣抚司外，还设有额外宣抚司。康熙五十八年受封，至光绪三十二年改流，187年里，理塘宣抚司职共有18任，副宣抚司职共15任，额外副宣抚司共2任。

穿过理塘隧道，一个速降，高原之城理塘，赫然已在眼前。

理塘寺

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出生于西藏拉萨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据说这是西藏最早皈依佛教的家族之一，他们在当地有很强的政治势力。明嘉靖25年（1546年）由哲蚌寺上层僧人迎至寺内，作为前任座主根敦嘉措的转世，这是格鲁派实行活佛转世制度的正式开端。

索南嘉措在名师的指导下，经过刻苦学习，佛学修养达到了很高水平。邢肃芝认为，达赖喇嘛从第一到第五世是真正学佛修行的，也是有成就的，那时的达赖喇嘛还仅仅是个宗教领袖，并没有获得统治西藏的权力。从五世以后，达赖喇嘛大多不长命，卷入政治斗争而不能自拔。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达赖喇嘛的转世控制在几家大贵族的手中，为了争夺权力，贵族之间互相残杀，不择手段，甚至不惜引入外来势力，如尼泊尔和蒙古的势力，来解决内部的纷争。有好几世的达赖喇嘛在十几、二十岁时就死了，成了疑案，他们很可能是被毒害的，成了权力和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时藏语地区（包括西藏和青海的一部分）佛教教派很多，主要有萨迦、噶举、格鲁等派。噶举派俗称白教，当时统治西藏的第司政权就属于这一派。但是由宗喀巴创建的格鲁派，在宗喀巴及其弟子们的努力下，影响迅速扩大，受到第司政权的扶植，还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礼重。索南嘉措在前辈奠定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传教活动，不但使黄教在西藏、青海地区的根基更扎实，还把黄教传到了蒙古。

明朝时期，蒙古地区分为兀良哈、鞑靼、瓦剌三部。至明中叶，鞑靼部的俺答汗在位，势力最为强大，屡次侵扰内陆，明朝廷无力制御。嘉靖38年（1559年），俺答汗率众西入青海，明廷无可奈何，只好采用怀柔的办法，于隆庆5年（1571年）封俺答汗为顺义王，任其在青海活动。和他的祖先一样，俺答汗在青海受到黄教的影响，并且变成了黄教的热烈信徒。

这时索南嘉措已经成为黄教的重要领袖，名声很大，俺答汗慕其名望，于1576年派代表到西藏，邀请索南嘉措到青海与其会晤。索南嘉措欣然接受了邀请，于1577年11月从哲蚌寺动身，次年5月抵达青海，在仰华寺会见了俺答汗。两人谈得很融洽，很快建立起亲密的关系。

会见后，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意思是“遍知一切的执持金刚无坚不摧广博得像大海一般的上师”，简单说就是“达赖喇嘛”，也就是“大海一般的上师”；索南嘉措回赠俺答汗“咱克瓦尔第彻辰汗”的尊号。从此，西藏黄教中哲蚌寺、色拉寺这一系统的领袖开始有了达赖喇嘛的称号。后人把这一称号追赠给索南嘉措之前的两代黄教领袖根敦朱巴、根敦嘉措，称他们为第一世达赖喇嘛和第二世达赖喇嘛，因而索南嘉措成为第三世达赖喇嘛。

万历8年（1580年）索南嘉措从安多返回卫藏，据说一路上巧遇诸多吉祥征兆，途经理塘时，看到一处奇境：背面（北面）山势特高，像一尊财神盘腿而坐，手持珍宝；右面（西面）山岳十分壮观，像一只巨鹏展翅欲飞；左面（东面）山岳非常奇妙，像一头巨象曲身而卧，从北向南伸直长鼻，两腮处的清泉像两条洁白的哈达，从象鼻两侧潺潺流过，左侧是无量寿甘露，右侧为莲花生甘露；对面（南面）山峦起伏，奇峰耸立，主峰山腰自然形成一幅十相自在图。山麓下汹涌的理塘河宛若青龙盘旋而行，中间宽阔的大草原芳香四起，其间肃立着菩提白塔，奇观美不胜收，与500多年前阿底峡尊者在《噶当弟子问道录》中的预言相同。

可有三世达赖喇嘛当年的感觉？我是有的

欣喜之下，索南嘉措在貌似巨象长鼻鼻梁的山岳间兴建了一座寺庙，叫做长青春科尔寺，意为弥勒佛法轮寺。因这段传奇故事，使该寺名声很大，在西藏素有“上有拉萨三大寺，下有安多塔尔寺，中有理塘长青春科尔寺”的说法。

我在理塘寺门口遇到二个小喇嘛，把上海带来的大白兔奶糖送给他们，他们很镇静地接了过去，也不惊奇，也没说声谢谢，仿佛最正常不过的一件事，让我心下颇有点过意不去，我是否该给他们一点现金呢？会不会显得我动机不纯呢？第二次到理塘时，在理塘东门遇到三个藏族孩子，上来就要糖，这次我没有带糖，就直接给了现金。

俺答汗的后人固始汗，后来再次占据了青海，更进一步先后占据西藏和康区，他和五世达赖喇嘛分别控制了西藏的政权和教权，在明清鼎革之际保持了西藏的基本稳定。随着他们先后去世，第悉·桑结嘉措出任摄政王，掌握了西藏的政权，并且扶持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喇嘛，那个写诗比做活佛更出色的年轻人。

固始汗的重孙拉藏汗，在和桑结嘉措的权斗中以武力取胜，随后废黜了仓央嘉措的达赖喇嘛称号，奉康熙皇帝的命令押解去北京，走到青海湖附近时，康熙新的指令传来，说北京也无法安置这位年轻的活佛，于是只能有二个选择，要么就地处置，要么隐姓埋名流亡，极大的可能是前者，但很多喜欢同情仓央嘉措的信徒宁愿相信他依然活在人间很长时间。

拉藏汗和康熙废黜仓央嘉措后，又立了一个六世达赖喇嘛，但藏人不接受别人强加给他们的达赖喇嘛。论军事力量，此时的藏人确实无法与蒙古军队和清朝军队抗衡了，但是在宗教这个更高的层面上，藏人一向是凌驾于蒙古人和满族人之上的，时至今日，藏人甚至认为他们的信仰是全人类的精神皈依。电影《2012》中，当全世界的人惊慌失措地逃亡之时，那个西藏的上师坐在世界之巅的一座寺庙前，平静地看着芸芸众生和惊涛骇浪。这是好莱坞的大片，说明很多西方人也认可了藏传佛教在精神上的至高无上，而诺亚方舟上存活下来的人类，似乎也就是活佛转世体系在更大范围中的重演。

负责寻找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是拉萨三大寺的高层僧人，仓央嘉措在临离开哲蚌寺前，写诗安慰那些要舍生保护他的僧人们，他写的是：“洁白的仙鹤，请把双羽借我，不到远处去飞，只到理塘就回。”当仓央嘉措的死讯传到拉萨，这些僧人就从这首临别诗中得到了启示，既然他是“只到理塘就回”，于是他们就到理塘寻找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结果找到了一个名叫格桑嘉措的儿童。

仓央嘉措出生于西藏山南的门隅，是门巴人，就是藏人眼中的熟番，他少年时代前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没有出过远门，一直到14岁时进入拉萨当达赖喇嘛，十年后圆寂在青海，他应该没有机会视察这个遥远的属地，他的诗中提及理塘，估计与理塘寺的名声有关。

康熙54年（1715年）格桑嘉措在理塘寺出家，次年青海的罗卜藏丹津把他迎到塔尔寺。康熙59年，清兵两路入藏，册封格桑嘉措为六世达赖，也就是说清廷还是不承认仓央嘉措是真的六世达赖，但这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说不过去，只能显示清廷的蛮横与无奈。

至今保存在拉萨解放公园的《平定西藏碑》，称格桑嘉措为六世达赖。而藏族人民始终认为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格桑嘉措于1757年圆寂，到乾隆48年（1783年），格桑嘉措的转世灵童强白嘉措坐床，清廷封强白嘉措为八世达赖，等于默认了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仓央嘉措为六世达赖。

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并没有非常出色的表现，但因缘际会下，获得了世俗的统治权，达赖喇嘛集政教权力于一身起始于格桑嘉措。正如邢肃芝所说的那样，从九世到十二世达赖喇嘛都成为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寿命都不长，其中的十世达赖喇嘛楚臣嘉措也出生于理塘。楚臣嘉措六岁就去了拉萨，没有机会在理塘寺修行，他一直在哲蚌寺学经。

立于大昭寺讲经场南面的格桑达尔钦经幡柱，公元1720年，格桑嘉措从四川理塘辗转抵达拉萨，在布达拉宫顺利举行坐床庆典。民众立此柱庆祝和纪念

达赖喇嘛不到二十岁是不能掌权的，由贵族们把西藏的统治大权瓜分，如果贵族们看到这个小达赖太聪明，恐怕将来不能驾驭，便干脆除掉，再去找一个转世。当年乾隆皇帝看出了这其中的弊病，制定了经过金瓶抽签选择达赖的转世灵童制度，以杜绝因为达赖转世所造成的动乱。事实上这种方法根本无法达到目的，只能说是自欺欺人。清道光17年（ 1837年）9月1日，十世达赖楚臣嘉措在布达拉宫暴亡，只活了22岁，他一直没有机会亲政。

第二年，有一个降生于理塘的孩子成为十一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名叫昂旺罗绒益西登地吉成，但是他在金瓶掣签中落选（被选中的是来自打箭炉的凯珠嘉措），于是被册封为理塘“香根”活佛，在哲蚌寺获得格西学位后，任理塘寺第51任堪布，临终前被十三世达赖喇嘛册封为康南最高活佛，并授权统管康南教务。从此香根活佛名震康南，香根之名也在该寺历代冠用，邢肃芝曾经跟从香根活佛学经。

理塘寺占地500余亩，坐北朝南，背靠崩热神山和多闻正神山。1931年，二世香根活佛大兴土木，在到处讲经募化筹集资金的同时，获得西藏地方政府经济上的支持，扩大了顶上大殿，维修了吴王殿及除大招殿两处的公房。为巩固和扩大理塘寺在康南的力量，二世香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尤其在政治上采取了“郭睦友邻、亲汉近藏”之政策，使理塘寺在各方面都得到迅速发展，就连国民政府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也曾送茶叶500驮。

1956年，康区开始民主改革，也就是内陆的土改，寺庙和头人首当其冲，激起几乎全康区的反抗，解放军调集大军平叛，康藏百姓遇到这种情况，习惯性地躲进寺庙避难，解放军将理塘寺团团围住，但久攻不下。最后年轻的人民空军出动飞机轰炸理塘寺，寺院被摧毁，包括盘踞在寺院的僧俗。文革后，寺庙被省政府批准为重点开放寺庙，省、州政府多次拨款对寺庙进行维修，经过十余年的改造，该寺的几大主建筑已修复一新，僧侣已达2000余人，学经制度及每月的各种修供仪轨和每年的大法会也恢复完善。

理塘寺后山处制作六字真言的工坊

从理塘寺俯视理塘城

理塘西门，仿唐代建筑风格

西门牌坊上空的日冕，预示明日大风要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