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融的角度看北宋是如何走向灭亡的（八）-熙丰变法（1）
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成为皇帝后的第二年，北宋的财政收入为六千八百万缗，这个数字已经是庆历四年的两倍。在这个时点上，众所周知的契丹岁币只有五十万匹绢，不足朝廷年收入的1%。对这样一份丰厚的财政收入，宋神宗却非常不满，因为，“冗官、冗兵、冗费”依然存在，六千八百万缗收入倒有五千万缗给流民（禁军、厢军）发工资了，王朝依旧“积贫积弱”。
从当时的情况看，北宋封建官僚系统缺乏必要的行政能力，虽然不能对民间经济形成危害，同样也不能承担起抵御外敌的责任。司马光、王安石、富弼、韩琦……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北宋王朝走到今天并非全凭“无为而治”，也有赖于契丹、西夏孱弱，一旦强势游牧民族入寇中原，后果将不堪设想。
宋神宗是一个年仅弱冠的帝王，虽然一定不能再活五百年，活个十年八年大概不成问题。十年八年里，他不但想消除党项、契丹等外患，更要重振汉唐帝国雄风——恢复汉唐帝国的疆域。
这点钱当然不够用！
神宗即位之初，宰相是庆历年间的副相，也是庆历新政最坚定的推动者——富弼。神宗亲自垂询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改革者，问句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我当以何治天下？
富弼答：陛下刚刚即位，理应广布恩德，愿您二十年内口不言兵（陛下执政不久，当布德行贿，希望二十年口不言兵）！
神宗满心希望富弼能“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没想到却碰了一个软钉子。于是，他把目光转向了那位号称自己能搂钱的人——王安石。
王安石
很难相信，王安石完成从江宁教书匠到宰相的华丽转身，起因居然是一个无名小卒。这个人叫韩维，淮阳郡王府的记室参军（类似于淮阳郡王的师爷）。韩维有两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一个是王安石，另一个就是淮阳郡王赵顼——后来的宋神宗。
在郡王府的时候，韩维经常向赵顼讲述一些治国之道，每次讲完都会附带一句：这是我的好友王安石讲的。韩维也许不会想到，在王安石拜相不足半年的时间里，他就因反对推行新法与这位故交反目成仇，被迫出知襄阳，直到神宗驾崩才回到朝堂之上。
通过韩维，王安石能“敛财”的印象已经深刻印在宋神宗脑子里，在富弼那里碰壁后，宋神宗立刻诏令王安石进京。这一次王安石丝毫没有摆隐士架子，未做须臾停顿，立刻进京面圣。也许他已经意识到，自己时间无多，不能再装下去了。
第一次正式召见王安石，神宗就直截了当地问：当以何治理天下？王安石回答：必须有恰当的治国之术。（这句话的原文是“择术为先”，所以，也可以翻译为“得有点敛财伎俩”。）治国之道在于简单明快，容易推行的国政才是最好的国政（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
《宋史》并未记载王安石如何解释“至简而不繁”、“至易而不难”，大概在仁宗朝钓鱼的时候他就一直关注池塘里的鱼鳖了，怎么看都觉得自己不是这种池中之物：治国嘛，很简单，搂到钱就可以了！
王安石进一步把神宗深奥的问题简单化：只要陛下把不贤的人都杀掉，能臣自然就会出现；能臣是否能够出现，就看您是否诚心让贤人辅佐了，与当朝贤臣比，魏征、诸葛亮又算得了什么？
王安石这条“杀人变法”的建议，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鲜见，一千年后他的推崇者康有为第一次面见皇帝也提出了同样建议：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靠杀几个高官就能变法，中国几千年封建王朝又何至纠缠如许？现在，我来为大家解释王安石这句话的潜台词：天下只有我才是贤臣，无论位有多高、权有多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只要我有天下至高无上的权力，就一定能将天下治理好。
王安石，真是一个绝对权力的畅想者！
王安石宏伟的论断打动了宋神宗，可惜，没轮到他大展拳脚，黄河就给宋神宗上了生动的一课。
熙宁元年（1068年），黄河在河朔一带溃决，洪灾泛滥数郡。这个时刻，皇帝却在为是否赈灾犹豫，因为他正筹备一个盛大的祭天仪式，向天下臣民昭示自己已经继承大统并将有所作为。
赈灾要花很多钱，祭天也要花很多钱。
钱就这么多，先赈灾，还是先祭天？
对此，枢密使曾公亮奏陈：现在河朔一带灾荒，国家费用不足，恳请陛下今年不再祭天，不再赐予臣下金钱、锦帛，全力赈灾。
曾公亮的反对者是王安石，支持者是从小就敢砸缸救人的司马光，在神宗朝，他将成为王安石最大的对手。
司马光：臣赞同曾大人的提议，应该为救灾省下每一枚铜钱，臣请罢此无用的靡费之举，全力赈灾。
王安石：唐朝宰相常衮每天不吃皇帝赐予的午饭，言称自己这是为朝廷节约金钱，还不是被后世耻笑。曾公、司马公尚不如常衮，你们真为国家着想，就该首先辞职以削减朝廷俸禄，为何要削减别人俸禄？何况，“国用不足”根本就不是当前最重要问题，我们大宋的天下并不是没有钱，根本原因是没有搂到钱。我相信，只要能找到善于理财的人，不用增加赋税也可以国家足用！
司马光：常衮哪怕是只为朝廷节约了一枚铜钱，也为朝廷积攒了一钱之利，好过那些毫无作为的人。王公你所谓的“善于理财”，不过是用大扫把扫尽天下财富，把天下钱财都搂到朝廷口袋里，如此，黎庶过度穷困就会沦为盗匪，不是社稷之福。
王安石：你说的不对，善于理财的人，能够不给民间增加赋税，却同样能让国库丰腴。
司马光愤怒了，在朝堂之上说出了本应光耀千古的一段话，可惜，这段话并不为人们所知：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天道有常，所谓不加赋税而丰腴国库，不过是换了别的法子搜刮民脂民膏而已，赋税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所谓“理财”却毫无规矩，不知要损害多少生灵！就如同当年桑弘羊糊弄汉武帝，必定让皇帝在史书中留下骂名！
王安石：……
宋神宗：我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以上对话内容摘自《神宗实录》
少读宋史，我似乎看到一场悲剧在上演……
青苗法I：众生即浮云
熙宁二年（1069年），为今人所熟知的北宋名人大都已经登场：赵普、寇准、范仲淹、欧阳修、三苏、二程、包拯……也许，只有盛世情怀才能造就如此灿烂的文化，那一年，星汉灿烂的北宋即将走上一条不归路——熙丰变法。
熙宁二年，王安石成为王朝的参知政事（副相），大宋高官中开始流行三句话：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好一个振聋发聩的三不足，有气势、有魄力、有思想！
赵匡胤创立宋朝的时候曾经立下太祖誓碑，以祖宗家法约束子孙后代不得擅自加赋，此为永制。现在，宋神宗、王安石尽变祖宗之法，“三不足”不过是为违背太祖誓言造势，其潜台词是：要敛财，就要无所畏惧，不必畏惧悠悠天命、不必畏惧所有规则、更不必畏惧人言汹汹，拿到钱才是硬道理！
或许用王安石自己的诗词解释“三不足”最为贴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峰。”在他的逻辑里，所有人的财富都是“浮云”，只有自己拿到真金白银才是“最高峰”！
“三不足”立即遭到举朝反对，韩琦、富弼、司马光、程颢、韩维、苏轼、苏辙……朝臣纷纷上书反对。首辅富弼曾经是庆历新政的主导者，此时他却在朝堂之上据理力争：无论皇帝、宰相、大臣还是黎庶，所有人都必须有所畏惧；一个人真的对什么都无所畏惧，做起恶来就会没有任何底线，朝廷的罪恶就会弗远无界！
富弼骂人骂得很痛快，顺带连皇帝也一起骂了，结果：被迫“称病”辞职！
熙宁二年三月，北宋王朝开始全面推行新法，内容几乎囊括了北宋社会、经济、军事的方方面面。新法有很多，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为了敛财，惟独有一条没有变——“冗官”。新法之中，清末以来（请注意这个词，仅限于“清末以来”，之前没有争议，就连明代权奸刘瑾都知道王安石是聚敛之臣）争议最大的当属“青苗法”，恰好，青苗法的表象是金融，我们就从“青苗法”说起。
所谓“青苗法”，其实用一句话就能解释清楚：县官每年二、六月份要向自己辖区的农户发放为期半年的贷款，然后，按40%的年化利率向农户收取利息，利随本清。
黎庶向国家贷款以求度过荒年、封建王朝以贷款支持百姓，这件事，听起来有点像当代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无法获得商业贷款的弱势群体可以从获得政策性金融那里获得支持。我也见过很多论文这么评述“青苗法”，我记得我的学生杨忠恕的博士论文里也曾这么说。
这只是一家之言。
以现代经济学语言解释，金融的本质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白话来翻译：金融业只做锦上添花、从来不能雪中送炭，一定要把钱放到最能赚钱的人手里，让比你有钱的人，用你的钱来赚更多的钱！
违反这个规律，金融机构不但有可能赚不到钱，还有可能把本金都赔掉。试想一下，谁又愿意把钱借给没有钱的人呢？所以，开办政策性金融不但要下定赔钱的决心、还要有很强的赔钱能力。当代，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干这事儿，全球范围内的政策性金融都要由国家为亏损兜底。
王安石是一个“聚敛之臣”，怎么能亏空朝廷府库扶持辗转呼号的天下黎庶？青苗法之意根本就不在扶贫，而在乎于孔方之间！
当代，即使最推崇王安石的几位学者也承认，为了敛财、为了完成任务、为了取悦王安石，部分地区青苗法的实际年化利率已经高达300%，100%的年化利率则是一种常态。
利率100%—300%，这是名副其实的高利贷！
用当代经济学语言描述，也可以这样直白地解释青苗法：官府强行要求天下人向朝廷借高利贷，还本付息都由朝廷靠暴力执行——无论穷富，反正朝廷的钱必须还！至于大家是不是真的需要这笔贷款、是不是有能力还本付息，那不是王安石考虑的事情。
城郭之间高利贷就已经搞得鸡飞狗跳墙，官府放高利贷、每个人都得借，您还不如直接去抢！青苗法还在酝酿的时候就已经逼走了韩琦、富弼等一批庆历老臣，实施时就更是举朝反对。
无论如何损害民生，只要有人能从中获得利益，千难万险也会有人去干。结果，只要说青苗法好，无论资历、能力、品德，王安石都本着“人言不足恤”的原则火箭式提拔（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不但没有解决冗官问题，反而任命了一批新人。
——吕惠卿是变法运动中的二号人物，此人在王安石推荐下成为参知政事，进入朝堂中枢之后只做一件事：以种种理由打击、排挤王安石本人，是王安石两次被罢相的直接始作俑者。
——邓绾本是宁州通判，熙宁三年（1070年）上书大颂新法，王安石随即将之提拔为集贤院校理。由于这条当官的路子实在令人不齿，邓绾经常成为同年、同乡的笑料，邓绾真有唾面自干的定力，面对耻笑他只留下一句遗臭万年的名言：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这样一来，封建官僚可就不止是“冗官”那么简单了。
在中国古代，王安石这种提拔干部的方法有个专有名词：幸进，意思是说某人凭着某一件事、一句话、一篇文章骤然升迁高位。
幸进之人是人，是人就会有贪、嗔、痴，是人就会是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儒学造诣并不能抹掉他们身上的贪财底色。现在，幸进之人不仅是“理性人”，还是“皇权—封建官僚—小农”框架中的封建官僚，对理性的封建官僚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充实朝廷府库，而是扩大自己的土地、充实自己的钱包，因为这些人原本就没有土地、没有金钱。
王安石纵有万千治国情怀，又怎能挡住天下熙熙攘攘的利来利往？西汉年间的“皇权—封建官僚—小农”框架中的千年魔咒再现北宋：国家需要集中资源对抗外敌，一旦封建官僚形成势力，又会在瞬间吸干生民膏血。
据《宋会要》记载，青苗法实行初期五户、十户联保，如果有人不还钱，保户连坐。问题是，青苗法针对所有人，乡村无赖、地痞、流氓也在户籍上。这些人是从来不用还钱的——向这种人收钱很费事，搞不好会他们会对封建官僚打闷棍、撒石灰、背后捅刀子……
如果这笔钱转嫁到正常人头上，危险系数就小多了！如果能利用这些地痞无赖实施青苗法，效果一定会更好！
熙宁三年，朝廷开始推行“保甲法”，各地县衙开始把青苗钱分给保长、甲正，由这些人自主决定把钱发给谁、收多少利息。所谓“保长”、“甲正”恰恰就是那些赖账不还、让别人顶缸的地痞、流氓以及无赖——不是无赖谁又能当得了这个差？
衙门搂钱总要犹抱琵琶半遮面，毕竟端朝廷饭碗的人都是体面人，不能为了几文钱赤膊上阵。
保长、甲正却可以什么脸都不要、就要钱！衙门直接分配青苗钱，起码还是能看到本金的。青苗钱到了保长、甲正手里，人们突然发现，所谓青苗钱不过只是每年向这些地痞流氓缴两次利息钱，本金是想都不要想的——他们彻底撕下了王安石的遮羞布，把青苗法变成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什么，没有钱？
没钱也可以，把土地拿来！
要想逃避青苗法、要想不借钱，只有一个方法：散尽家财、把土地典押给官僚和地痞流氓，自己则沦为客户（或直接逃亡）。
西汉年间汉武帝尽敛天下之财，不知杀掉了多少大员，对地方豪强更是采用了“迁涉”的极端办法。现在，王安石不但培养封建官僚，甚至借助豪强势力，放任封建官僚与地方豪强合而为一。
在中国古代史中，对黎民百姓最有伤害力的不是皇帝、不是封建官僚、不是豪强，而是官、商、豪强合一的“官家豪强”——他们有暴力手段、他们丝毫不讲规矩、他们贪婪毫无止境。汉武帝之后，西汉帝国经历了平、成、顺、哀四代帝王才形成了“官家豪强”；王安石治下，这一历程仅仅用了几十年。
《水浒传》描写的是徽宗年间的故事，徽宗年间的社会结构形成于熙宁年间。水泊梁山便是典型的官家豪强：封建官僚+土匪，又以封建官僚为主。梁山一百单八将都是些什么人，大家只要数一数就知道了：除了做人肉馅包子的黑店老板娘、下蒙汗药的阮小二，大部分人都是有朝廷官职的，县衙押司（宋江）、兵马指挥使（呼延灼）、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县衙都头（武松）、提辖（鲁智深）、知寨（花荣），最牛的是柴进，居然是后周皇室之后，家里还有太祖颁发的免死丹书铁契。
“封建官府+地痞流氓”就能替天行道了？
施耐庵脑壳坏掉了，还是封建王朝的天道本就如此？
施耐庵的脑壳当然没有坏掉，《水浒传》也远比书中的打打杀杀更耐人寻味，宋江不是及时雨吗，下雨很及时，却都送到了江里；吴用不是智多星吗，足智多谋却没有任何用处……
最有趣的，对水泊梁山威胁最大的既不是禁军、也不是厢军，而是跟他们一样的官家豪强，祝家庄、王家庄、李家庄。水泊梁山是一群中枢朝堂都无能为力的土匪，一群财主却能组织人马与之对抗——这绝不再是简单的土匪或者豪强，而是更有势力的“官家豪强”。
短短数年间，北宋王朝不仅出现了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官家豪强更是四处开花，“仁宗限田令”几十年的成果在数年之间就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