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海梅：张立道与元初的云南
张立道，字显卿，其先陈留（今河南）人，后移居大名（今河北）。其父张善，曾为金国进士，睿宗拖雷破河南，张善从征睿，被任命为必阇赤（蒙古执掌文书官名）。立道年少时，已随世祖征伐，不离左右，以其才千闻名军中[2]。《元史。信苴日传》说：“至元元年（1264年），舍利威结威楚、统失、善阐及三十七部诸爨各杀守将以叛，善阐屯守官不能御……”舍利威的这次起兵，虽《元史类编·大理传》说因“都元帅宝合丁专制阃外，不善抚绥”所致，但同时也是元统一云南之初，云南民族矛盾、中央地方矛盾发展、激化的产物。元世祖起用大理旧主段实（即信苴日）率兵镇压，“复善阐、降威楚、定新兴、进攻石城”[3]。平定这次叛乱后[4]，段氏恃其有功，进一步巩固在大理、善阐、威楚、会川、建昌等地的势力。段氏地方势力的增强，严重地威胁着元中央在云南的统治，再者统率三十七部的都元帅宝合丁也“专制岁久，有窃据之心”[5]，这也损害了元中央在云南的利益。因此为加强中央对云南的控制，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世祖封皇子忽哥赤为云南王，统辖大理、善阐、茶罕章（今丽江地区）、金齿（今保山、德宏、临沧、版纳等地）等处，一方面加强对云南地方势力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对统辖三十七部的都元帅宝合丁起监督作用。此行世祖“诏以立道为王府文学[6]，因而在元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以及元与云南地方势力矛盾复杂的局势中，立道第一次出使云南。
由于云南王与都元帅间权限不清，二者冲突不可避免。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二月，都元帅宝合丁及王傅阔阔带设宴毒死云南王，并“使人讽王妃索王印”[7]，以夺取王位。立道救王不成，便结交义士，以图一举，并推一人到京师告变。事情暴露后，宝合丁囚禁了立道，要杀他。后来人匠提举燕人张忠，视立道为族兄，结壮士夜劫狱，救出立道，逃至吐蕃界，遇到世祖所遣御史大夫博罗欢、王傅别帖以及告变人，二御史随立道还，诛杀宝合丁，云南再平。立道此行，虽然只是职位不高的王府文学，但仍是元廷在云南的代表。因元统治集团的内讧，局势发展巨变，张立道临危不惧，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仍与恶势力斗争，即使身陷囹圄，面对死亡亦不改初衷。宝合丁之乱平息后，世祖把滇东三十七部从大理各部中划出来，削夺段氏势力，并分之为南、北、中三路，路设达鲁花赤，由蒙古人进行管理，并置中书省于鄯阐，改名中庆，这为云南行省的三十七路、王府设立，打下了基础。
至元十年（1273年），元军攻下襄阳、樊城，忽必烈用诸臣的建言，决定乘胜灭宋。为巩固后方，改变云南长期得不到稳定的严重局面，元世祖在亲信大臣中挑选了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要他以谨厚的方针，把云南局势稳定下来。同年，“立道领大司农事”、“中书以立道熟于云南，奏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佩金符”[8]。于是立道以劝农使之职，与赛典赤一道，第二次出使云南。此时，代镇云南的是宗王脱忽鲁，赛典赤巡省云南，遭到了宗王的抵制。《元史·赛典赤传》说：“以赛典赤至必夺其权，具甲兵以为备。”赛典赤遣其子纳速剌丁向宗王讲明原由，消除宗王顾虑，“由是政令一听赛典赤所为”[9]。在云南立住脚后，赛典赤着手进行一系列改革，把管理云南行政的“宣慰司”，置于行省领导之下，同时“兼行都元帅府事”，加强军政权力，特别是定赋税，承认并保护地主土地所有制，这直接触及云南封建领主的利益，于是舍利威再次起兵威楚、统失，这次起兵虽被镇压，却说明云南地方势力仍顽固存在，只有进一步清除这些势力，云南才会有最长久的稳定。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赛典赤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州、县，正式建立云南行省，并把行政中心从大理迁到中庆。行省迁离大理地方势力中心，这对保证行省权力的行使是有益的。“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段兴智弟信苴日入觐，赐玺书，令为中庆总管……[10]张道宗《记古滇说记》记有“中庆路总管高龙善”，这些都说明元统一云南以来，中庆就一直为大理段氏、高氏把持。既然中庆已为一省之行政中心，根除这些势力势在必行。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赛典赤遣使闻奏朝廷，“除（立道）中庆路总管，佩虎符”。[11]立道出任中庆路总管，是抑制地方势力，巩固云南行省，加强中央对云南统治的极有力措施。立道也成为赛典赤的得力助手。从此，滇池海口塞水，赛典赤即令立道竣工，赛典赤欲兴文教，则张立道首创庙学于中庆路，赛典赤有令，则张立道有行，这种精诚合作，使赛典赤治滇政绩辉煌，而张立道也功绩显著。再者，张立道做中庆总管，结束了大理段氏、高氏在此地的统治，成为元代云南改土归流的先声。[12]其后中庆路总管皆由流官充任，如李顺义、公孙辅、支渭兴等。中庆路作为云南行省的行政中心，其政设流官，使元中央的政令能在这一地区充分实施，对加强元中央在行省的权力巩固、云南的稳定，促进元后期云南政治、经济的发展是有深远意义的。
赛典赤死后，尽管世祖要求“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13]，但云南省臣中毕竟仍存在“只求财贤”之臣，一时赛典赤政令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云南无重臣，中央在云南权力受到削弱。张立道回到朝中，便力请世祖让云南王之子也先帖木儿继承爵位。世祖听其言，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封也先帖木儿为云南王。而此时滇南大郡临安也因元与安南的关系，显得日益重要，于是“遂命立道为临安广西道宣抚使，兼管军招讨使，仍佩虎符”[14]。但此行因禾泥路毕思的起兵而受阻。“安南，古交趾也”[15]，先是元宪宗七年（公元1257年），兀良合台兵临交趾，欲遣使通好，但安南王陈杀来使，致使兀良合台屠其城。元宪宗八年（公元1258年）光昺继任安南王，遣使与元通好，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安南与元修三年一贡之礼，封光昺为安南国王，以后安南与元中央遣使贡物，关系甚密，直至“至元十四年（1277年），光昺卒，国人立其世子日烜”[16]，至元十五年（1278年）烜以已体弱，道路艰难为由，拒不朝贡，枢密院奏议要进兵其境遣官问罪，但世祖不允。至元十八年（1281年）“诏以光昺既殁，其子日烜不请命而自立，遣使往如，又以疾为辞，止令其叔遣爱入觐，故立遗爱为安南国王”[17]，日烜杀掉遗爱，这便激化了元中央与安南的矛盾，故以安南为邻的临安，无论是战是和，其地理位置便显得日益重要。至元二十年（1283年）“帝欲交趾助兵粮以讨占城，令以已意谕之”[18]，但日烜既不出兵又不助粮，最终引发了元政府与安南长达六年的战争。临安的军政，于战事至关重要，立道因在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曾出使过安南，对安南有所了解，而且在安南也有一定声望，立道能出镇临安，对抑制安南势力，发兵助战极为有利。于是在平定禾泥路毕思的反叛后，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再次被任命为临安、广西道军民宣抚使，掌管两地的军政要事，在元中央与安南的矛盾冲突中，立道第三次出使云南。到任后，立道整顿吏治，“书清白之训于公廨，以警贪墨”[19]，并创库[儒]学于建水路，风化大行。立道在临安的教化乡民，清明吏治，有力地支持了战争。为此，世祖在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391年）授立道礼部尚书，委以重任，佩三珠虎符出使安南，“修岁贡之礼如初”[20]。
梁王在元代诸王中为一等王，他们与云南王一样代表皇帝在云南进行统治，与行省一样具有实权，且相互制约，共同治滇。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皇曾孙松山封梁王，出镇云南，“廷议求旧臣可为梁王辅行者”[21]，因立道曾三使云南，熟知云南情况，且侍世祖一家几代，在朝廷中德高望重，于是在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立道遂使陕西行台待御史拜云南行省参政”，第四次出使云南。张立道其父张善，“以策千太弟拖雷，命为必阇赤。立道年十七，以父任备宿卫”[22]，拖雷死于1233年，其父任必阇赤必在1233年以前，立道年十七，便因父亲的任职而到军中宿卫，据此可知，大德二年立道使云南时，年岁至少已近八旬。以此年迈之躯，赴路途遥远之职，当然体不可支，于是，“视事期月，卒于官”[23]。立道虽已年迈，元政府仍要其赴任辅行云南，足见立道在云南于元政府的重要。
元世祖平定天下后，“方是时，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才能，乐事朝廷，不乐外宦”[24]，而立道却能屡次远别京师，四使云南，从至元三年到大德二年，不辞劳苦，官云南凡十余年，是元廷官吏到荒蛮的边地任职最长的。
云南初定，与中原内陆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就是如何息民，发展生产，使民安居乐业，以达长治久安。元初的一些蒙古统治者，不懂治民之道，毁田为牧场，极大的破坏生产的发展，而统辖云南的官吏，也掠民为奴，大量搜刮粮财以充军饷。特别是公元1258年，蒙哥决定攻南宋，令兀良合台攻宋后方，而兀良合台只率精骑三千，其余兵力皆从云南夷民中征发，由段福率领从征，这支爨僰军虽对灭宋立了大功，但对云南、夷民的大量从征，使得大量强劳力离开土地。土地荒芜，再加上战争不断，人民难以安居农耕，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另一面，蒙古十万大军入云南，云南人口骤增，大理时的云南，不与中国通三百年，处于封闭落后的境地，其生产水平难以负担如此众多的人口。以致云南行省建立之初，农业问题便显得尤为突出，能否解决云南的粮食问题，直接关系到云南的稳定。
初使云南，身为云南王忽哥赤王府文学的张立道，已洞查民之饥苦，于是便力劝王要务农以厚民。大理为元初云南王府治之地，又是爨僰军被征调的主要地区，此地区生产的发展对巩固云南王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甚为重要。因此云南王“署立道大理等处劝农官，兼领屯田事，佩银符。”[25]自西汉以来，历代王朝统治云南，在军事征服后，为解决军食给养，都要进行屯田。元代是云南进行大规模屯田的开始，元初云南屯田地区，主要集中在水利条件较好的滇池、洱海地区。随后发展起了十二处屯田地。立道领屯田事，具体情况不见史籍，但云南屯田，无疑对发展经济是有益的。蚕桑为衣服之源，滇之古人不待蚕而衣，以至爨僰之人，虽知道蚕桑，却不知饲养的方法，身为劝农使的张立道，便亲自把饲养的方法传授给他们，最终“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26]
元代云南行省建立后，滇池区域也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海口，实是滇池之咽喉。刘慰三《滇南志略》也说：“水利之害，俱在海口”。每年夏潦暴至，海口吞吐不及，则池口塞水，冒没城廓，毁基良田，阻塞道路，滇人视之为一大祸患。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立道领大司农事，受命治水。立道采用疏导之法，这在萧霁虹《滇池海口》一文中，叙述较详。“云南等处巡行劝农使张立道役丁夫5000人，疏挖海口河，宽60余丈，长2775丈。使滇池水以畅流，湖水退至今得胜桥、巡津街一带。”[27]方国瑜先生在《滇池水域的变迁》一文中“推测此次工程挖底由海口至平地哨约十公里之河床到石龙坝跌水，其河床高于现在的高度，可能比原有的河床挖低约三米，湖水畅流排出，湖面下降……。”立道花三年时间治理滇池海口，消除水患，保障了全省政治中心的稳定，而且湖水下降，“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28]大量良田得到开垦耕种，并有与之相应的水利条件，对增加滇池地区粮食生产，促进生产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立道居滇十余年，而身为劝农吏，领大司农事五年有余，专掌滇省的农桑水利。他所做的劝王务农厚民，教民蚕桑致富，为民浚河开田，都在给民以衣，给民以食，令民安其居，乐其业，立道乃滇民之衣食父母。
云南有学校，始于东汉。《后汉书·西南夷传》说：“肃宗元和中（公元84至86年）蜀郡王阜为益州郡太守，政化优异，始兴学校，渐迁其欲。”其后南诏、大理国主也继其遗风，但此时能受教育的只是王室贵族；此时的教育可以说只是一种贵族教育。经过元蒙多年的征战，本来就很稚弱的文化教育，也摧残殆尽。戡乱以武，敷治以文，但云南行省建立之初，可用之材却甚微，累累用不当之人，以武力治文世，必然导致云南诸民族的反抗。而学校为培养人才之地，蒙古人为游牧民族，历来就没有兴学教民之制，入主中原后，也开始注重文教，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元政府就颁令诸路、府官子弟均须入学[29]，但此时蒙古势力才深入云南，只有依靠云南各族贵族，委任他们充任头目，进行统治。云南这些少数民族土司，其本身也并不知书，因而尽管元中央有令，要其子弟就学，也不可能即刻就实行，要少数民族就读汉人之书，学习汉文化，自然又会受到各族上层的抑制。因此云南行省虽已建立，但各路府州仍由各族土司把持，而学校也迟迟未得兴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
至元十五年，立道被任命为中庆路总管，取代大理段氏、高氏的统治，因而元中央的文教政策也便通过张立道，在中庆首先得以执行。立道上任后，首先在府治东南建孔子庙，取缔大理国时善阐人所尊崇的王羲之，以与中央内陆尊孔读儒书的文教精神一致。同时建立学舍，无论何种民族均可就学，并免其赋税，给其衣食，鼓励士人子弟入舍就学。还从四川聘请有才能的教师，入学教习弟子，而且立道“岁时率诸生行释菜礼”，一时间，“人习礼让，风俗稍变”[30]。李元阳《云南通志·学校志》中说：“云南府儒学，在府治东南……元至元间总管张立道，复置学舍，建文庙;后平章政事赛典赤拓大之”。并捐俸金，置学田，收置儒籍，一省学府之规模初备。
临安府为迤南大郡，其辖种人主要有倮罗、僰夷、窝泥、沙人等。元初，这些民族仍多恶通汉语，《临安府志·附夷俗》载其：“夷民不知文法，每长官司有所征发则用木刻书爨字于其上在临安内附以前，几乎不与中国通，因而同中庆、大理两地相比，显得更为落后，其兴建学校教育的条件，则更差。而临安府却在继中庆、大理后，也兴办起了儒学教育。之所以能如此，与张立道密不可分。《临安府志·风俗》也说：“乡人风俗之转移，恒必赖之临安内附，自元始方总管张立道之迁军民宣抚使也”。此事在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立道在中庆路创庙学有一定经验后，“复创庙学于建水”。[31]立道生长中原内陆，深受儒学教育的熏陶，此行虽为一军政官员，但也可说是受到儒学教育的一儒士。其在临安为官，同时也创办学校，把内陆汉民族的先进文化直接传入少数民族中，对临安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其后经明代韩宜可、王士奎的提倡文教，临安府已以“梁南文献之区”[32]扬名三迤。“
滇自元张立道修建学校，五六百年来人文鹊起[33]。立道在云南的大兴文教，对后世影响是巨大的，而在当时，却是元中央在云南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兴文教的目的在于加速少数民族的封建化的过程，以利于元廷对云南各民族的统治。各路、府、州文教的兴起，士人子弟就学，真正取代了南诏、大理国云南的贵族教育，开创了一般士子的学儒乏风，最终把云南的文化思想与政治制度一道，纳入元中央一统的轨道中。
总之，蒙古人入云南，结束了南诏、大理国以来云南的割据局面，云南行省的建立才正式把云南纳入与中央内陆一统的体系中，这在云南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元初云南的社会矛盾显得更集中，更复杂，其中有元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又有封建领主同新兴地主势力的利益之争，还有蒙古统治者与云南各族间的民族矛盾，元朝廷同与云南相邻的周边矛盾，以及元在云南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这些矛盾错综复杂，都交集在元初的云南社会中。元中央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经营战后的云南，发展生产、创办学校、培养人才，要做好这些事，需要大量的人力，固此有元一代，在宪宗和世祖两朝进到云南的官吏人数占整个元代入滇官吏总数的百分之八十[34]，赛典赤赡思丁就是在元初的重重矛盾中来到云南，张立道亦如此，他们都为稳定和发展元初的云南，尽了其职。赛典赤最终“其民慕之好父母，畏之如神明”[35]，而张显卿也能使“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但历史仍有不公之处。元代蒙古人统治中国，依种族将人分四等，蒙古、色目人种高居于汉人、南人之上，选用官吏，也是蒙古、色目为正职，汉人、南人只能任副职，因而回回贵族赛典赤赡思丁能身为一省平章政事，以其功绩名垂青史，一直为后人仰慕，如今赛典赤赡思丁墓几经修葺蔚然立于五里多小学内，瞻仰者经年不断。而作为汉人的张显卿建树伟大而官仅为劝农使，主持疏浚了海口河，首创了中庆庙学仍鲜为人知，当年张显卿颇得士人之心，死后人们为之立祠于鄯善城西，而如今瞻仰过其祠者，有几人矣?概言之，元初云南社会矛盾重重，要解决好这些矛盾，仅写赛典赤一人是不够的，还有许多象张立道这样职微任重的官吏，都值得写。因此，作此文，以引起史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注释：
[1][24]虞集《云南志略》序
[5][6][7][8][11][14][19][20][21][22][23][25][26][28][30][31][36]《元史·张立道传》
[3] 《元史·信苴日传》
[4] 关于舍利威起兵，史家对其性质有所争论。有的认为是少数民族起义；有的认为是叛乱。本文参考了方国瑜主编《云南地方史讲义》观点。
[9][13]《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
[10]《滇云历年传》卷五
[12] 参考方国瑜主编《云南地方史讲义》下册第104页
[15][16][17][18]《元史·安南传》
[27] 参考《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五辑。注：文中说役丁夫5000人，而在《元史·张立道传》《元史·赛典赤传》中，皆说役丁夫2000人。
[29]《云南教育大事记》
[32]《临安府志·图说》
[33]《道光云南通志。学校志》卷七十九
[34] 夏光南《元代云南史地丛考》
[35] 元明善《云南志略》序
——《东陆学林》（第4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19-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