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皇太后持续反对变法，王安石却毫无办法，宋神宗：我不够强硬

公元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继位不到两年的宋神宗赵顼正式起用王安石进行变法。

宋神宗是个很有抱负的皇帝，他之所以迫不及待的要变法，是因为，北宋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了。

根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官员数量，已经从宋真宗时期的不到一万人，暴涨至近三万人。

其中，接近三分之一都是没有差遣，白白拿俸禄的的官员。

禁军加上厢军的整个军队数量，也从北宋初期的40余万巨增至140余万。

由此导致的冗费现象无比严重。

宋真宗执政时期的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时，北宋财政曾岁入1573余万贯（每贯为1000文铜钱），能结余2407万贯。

到宋神宗的父亲宋英宗执政时期的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时，北宋财政岁入减少至11613余万贯，没有结余，反而亏损1573余万贯。

因为冗员、冗兵导致冗费，使得北宋财政入不敷出。

宋神宗想改变这一切，包括他死前指定的继承人宋哲宗赵煦，也和他有一样的奋斗目标。

但变法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

本来，士大夫集团因为变法分成了两派，按理来说，有皇帝支持变法，变法派是要占上风的。

但另一个重要政治群体，开国勋贵家族，全部加入到反变法一派，让皇帝也投鼠忌器，致使变法几经中断。

开国勋贵家族能起到重要砝码的作用，是因为他们后面站着两位重要的后台。

一位是宋仁宗之妻，宋神宗名义上的祖母曹太后。

一位是宋英宗之妻，宋神宗之母，宋哲宗祖母高太后。

曹太后（开国功臣曹彬孙女）和高太后（开国功臣高琼曾孙女）都是出身开国勋贵家族，她们的立场和勋贵家族是一致的。

北宋的勋贵们，在权力上是受到制约的，无非是为了防止武将干政。

但从宋太祖赵匡胤开始，为了换取勋贵们心甘情愿交出权力，一直都允许勋贵家族经商、兼并土地，且在恩萌官员时，也尽量照顾他们。

勋贵家族有了这个许可，家族中子弟到了一定年纪就可以授官，不干事也可以拿俸禄，还能凭借权势到处兼并土地，垄断很多重要的商业经营。

简单来说，他们可以凭借北宋皇室默认的祖制，趴在国家身上，光明正大地吸取养分。

但王安石变法中的很多条例触动了勋贵们的利益。比如，部分资源性的商业经营收归国有，打击兼并土地，惟才用人等等。

如果，王安石变法成功，勋贵们的财富、权势都要大受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出身勋贵家族的曹太后、高太后，自然要站在勋贵一边。

而宋神宗、宋哲宗这两位比较坚定的支持变法的皇帝，也或多或少的受到了曹太后、高太后的影响和制约。

宋神宗执政时，她们不停的在皇帝耳边唠叨变法不好，《续资治通鉴》中记载：

他日， 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又流涕为上言新法之不便者， 且曰“王安石变乱天下”

《宋史》中也记载有曹太后劝说宋神宗放弃变法的言论：

初，王安石当国，变乱旧章，后乘间语神宗，谓祖宗法度不宜轻改。

这些言论多少对宋神宗相对坚定的变法信念起到扰乱的作用。

一心想变法的宋神宗，对待两位太后干预变法的态度也相对暧昧。

当曹太后让他效法祖宗之时，他没有据理力争，而是委屈的表示“敢不受教”。

这种不太强硬的态度也促使了两位太后越发大胆干涉，她们背后的勋贵们也越发大胆。

皇帝都不够强硬，王安石得不到百分百的支持，也只能委屈经营。

等到宋神宗死后，高太后趁着宋哲宗年幼，获得了“权同听政”的权力，更是大肆起用保守派大臣，如司马光、文彦博等，全面废除变法条例。

高太后还因此得到了“女中尧舜”的赞誉。

直到高太后死后，宋哲宗亲政，变法才又恢复，但此时的北宋已经元气大伤。

在两位太后的骚扰和干涉下，变法经过二十余年间的几经起伏，演变成激烈的党争，给北宋的彻底衰落种下了因果。

对比王安石变法之前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宋神宗以暧昧的态度对待两位太后，及她们背后的勋贵势力时，就已经注定了。

变法是要强硬和流血的，商鞅变法时，也曾遇到秦国老贵族和宗室的反对。

但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就敢拿太子嬴驷（秦惠文王）以及他的师傅公子虔（秦国宗室）开刀，对公子虔施以酷刑，来压制老贵族们的不服。

虽然商鞅因此而没有获得善终，但他以毕生精力推行的变法，却延续了下去。

秦国也受益于商鞅变法，一举成为当世强国，后来还一统天下。

如果，宋神宗当时能有秦孝公般强硬的态度，王安石未必就不能变成商鞅，能不管两位太后的压力，拿几个勋贵开刀，没准，变法会有更好的结果。

至于骂名和后果，想必被称为“拗相公”王安石是不会怕的。

北宋本来有机会改变的，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