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左联”文艺大众化实践考论

思想火炬 

  编者按：“左联”在中国文坛上首次郑重提出文艺大众化问题，并把文艺大众化视作自己的主要追求，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1930年和1932年的两次文艺大众化讨论，都由“左联”发起并主导，由此确立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基本逻辑框架，文艺大众化迅速成为文坛焦点。第一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发生于“左联”成立前夕及初期，“左联”有意识地改造《大众文艺》杂志，将“大众文艺”转变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之下，组织了大批盟员参与讨论；第二次文艺大众化讨论发生于1932年，“左联”在瞿秋白的影响下，开始对文艺大众化问题进行更加具体和深入的探讨，并引发了广泛争鸣。

文艺大众化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诉求，启其端绪者，当推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虽然开创了文化民主化的潮流，但尚未将工农大众作为运动的中心，直至“左联”成立，“文艺大众化”才被当作一个专有名词郑重提出，工农大众成为文学的核心诉求对象。经过“左联”有意识的组织化提倡，文艺大众化问题成为中国文坛的核心问题之一，并深刻影响了延安以及新中国的文艺构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左联”的文艺大众化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真正实现中国化的第一次系统性尝试。1930年和1932年的两次文艺大众化讨论，都由“左联”发起并主导。以往对“左联”文艺大众化实践的探讨，可谓繁多，但往往都集中于若干重要“左联”盟员的思想与创作方面，较少聚焦盟员如何代表“左联”的组织，以及是否能够代表“左联”的组织。“左联”的文艺大众化实践，在组织活动层面，其实还缺少基本研究。比如，陶晶孙是自然而然推动了《大众文艺》的转变吗？瞿秋白如何一步步实现对文艺大众化实践的引领？其实都面目不清，通行认识中讹误不少。本文拟从组织活动的视角出发，探讨“左联”如何具体引发两次文艺大众化讨论。

一、改造《大众文艺》：文艺大众化之初啼‍

“左联”在筹建阶段就开始注意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其中一个证据便是对《大众文艺》杂志的改造。现代书局曾于1928年9月刊行《大众文艺》杂志，由郁达夫和夏莱蒂编辑，在刊行6期后，杂志易手给大众文艺社，实际编辑人为创造社的陶晶孙，于1929年11月刊行了第2卷第1期。刊物易手应该并无政治因素，主要由于郁达夫忙于其他事务，对杂志过问不多，编务都由夏莱蒂打理，导致刊物出版不断愆期。郁达夫和夏莱蒂所提倡的大众文艺，受到日本文坛影响，不仅不是后来被文坛广泛接受的、以阶级意识为核心内容的工农文艺，而且几乎正相反，反对将文艺“局限隶属于一个阶级”。其“大众”概念虽然涵盖工农，但其意图在于解构排他的工农概念。这与郁达夫当时正在和后期创造社进行“革命文学”论争有直接的关系。这种“大众文艺”，最大的对立面其实正是后期创造社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

与通行认识不同的是，陶晶孙接手《大众文艺》之初，其实并未显示出与郁达夫和夏莱蒂的编辑理念有太多不同，刊物只是略有一点左转，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右”转了（比如刊发了张资平的小说）。陶晶孙本来与郁达夫就是好友，刊物转手给陶晶孙，也是郁达夫的主动选择。陶晶孙的“大众”与“大众文艺”认知，同样深受日本文坛的影响。他在接手《大众文艺》后所办首期刊物的编后记中，如此界定了“大众”的概念：

  大众是个无组织的东西，关于中国的大众，因为没有统计，不能说出确数，总之大部分是农工阶级，大部分是文盲分子。光在识字分子中，大部分又是中产阶级，而赞成或念惯白话文的人怕还不过是识字分子的一部分罢了。

  陶晶孙的逻辑不够明晰，但也不难从中看出他的如下认知：第一，大众的大部分是工农，那么自然也包含一小部分非工农；第二，大众也包含一些识字分子，他们的多数都是中产阶级；第三，大众的识字分子中，尚有不少人是习惯使用文言文或旧白话文的。由此不难看出陶晶孙所理解的大众，包罗甚为广泛，甚至与“中产阶级”存在交集，这与当时无产阶级文学所界定的“大众”相去甚远，而与郁达夫的理解相似。虽然陶晶孙的大众理解后来也迅速阶级化，比如在1932年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中，他便曾说：“大众是劳苦大众而不是白相大众”。但他对“大众”的概念，一般还是秉持较为宽泛的理解，这从他对张资平的态度中可窥见一二。

  张资平在后期创造社时期曾被同社新进成员严厉批判，在社内渐无容身之所，后来“左联”对他也毫不客气，但他无疑是一位成功的“大众文艺”作家。郁达夫主编《大众文艺》时期，并未刊发过张资平的作品，倒是陶晶孙所编的首期《大众文艺》刊发了张资平的小说《爱力圈外》，这应该足以折射出陶晶孙的“大众文艺”认知。1943年，已经基本上脱离文学活动的陶晶孙，饶有意味地为张资平打抱不平，在陶晶孙看来，张资平“不很高雅”的通俗文学，虽然有缺乏“理想”的问题（对此创造社也有责任），但恰是一种十分可以利用的“大众文艺”，而当时的错误，在于只把目光放在争取可以把握阶级意识的青年上，因此丢失了大众，从而不能获得更广泛和长久的生命，成为一种“小团体主义”。这种看法，和“左联”的认知几乎南辕北辙。

但随着“左联”于1929年11月下旬正式进入筹备阶段，《大众文艺》的剧变也就呼之欲出了。在1929年12月出版的第2期《编辑后记》中，陶晶孙透露，下一期将为“新兴文学专号”，而且已经编好，将于次年1月15日出版，其目录也做了详细刊载，作者大都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积极提倡者、即将成立的“左联”的核心盟员。据此可知，新兴文学其实就是无产阶级文学。但是据目录，其中并无关于“大众文艺”或者“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文章。在《编辑后记》的“募稿一览表”中，陶晶孙也并未透露刊物将特别重视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问题，甚至对“大众文艺”都未表现出特别的兴趣。“新兴文学专号”就像一个孤立的存在，“大众文艺”在其中也几乎隐形。这里固然可能有基于出版安全的考量，但最大的可能，是陶晶孙并没有真正起意将《大众文艺》转变为一份提倡无产阶级“大众文艺”的刊物。

这一期已然编好的“新兴文学专号”却姗姗来迟，一直延宕了1个半月之久才于3月1日正式出版，而内容较之预告也有了极大扩充。最大的扩充便在于，在“重要文章”栏目加入了两篇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重头文章。也正是这两篇文章，揭开了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序幕。

第一篇为《文艺大众化问题》，其实是一组讨论文章的汇编，作者分别是沈端先（夏衍）、郭沫若、陶晶孙、冯乃超、郑伯奇、鲁迅和王独清。他们全是即将成立的“左联”的重要成员，除了鲁迅和沈端先，也都是创造社成员。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当然是鲁迅。如果不是“左联”即将成立，鲁迅不可能与他们联手讨论，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他不久前的论敌。第二篇《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是一次座谈会的记录稿。11名作家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他们是：沈端先、冯乃超、许幸之、孟超、郑伯奇、陶晶孙、蒋光慈、洪灵菲、潘汉年、俞怀和邱韵铎。这批作家正是筹建“左联”的基础力量、“左联”首批成员，绝大多数都是中共党员，其中潘汉年为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书记，筹建“左联”的主要负责人。

从这两篇文章可知，刊物的愆期出版，肯定不会如陶晶孙所言主要是因为遇到了“阴历年关”那么简单。他或许是有意识透露出刊物读者的想法——“想有特殊原因”“感着大不起劲”。所谓“特殊原因”，显然是“左联”直接介入了《大众文艺》的编辑，并对《大众文艺》下达了探讨无产阶级立场之下的“大众文艺”的命令。在文艺大众化问题座谈会上，陶晶孙为自己没能迅速转变《大众文艺》的方向作了辩护，称编辑采取的是“一个渐进的方针”，原因在于“《大众文艺》有历史的关系，和书局的关系”。至于“历史的关系”和“书局的关系”是什么，为何这两个难题突然就解决了？陶晶孙未作交待，而一般读者难免浮想联翩。可能推动《大众文艺》转变的力量，自然只有“左联”，这透露出“左联”在筹创阶段就对文艺大众化问题高度关注。

陶晶孙虽然加入了“左联”，但并非中共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也并不十分热心。他在第4期《卷末杂记》中说，本计划个人单独编辑到第6期，此后由编辑委员会来负责，本期先托邱韵铎编辑新开辟的“少年大众”栏目，以做准备，但现在决定自本期起个人编辑即告终止。在文中，他还针对钱杏邨批评杂志没有尽力向劳动大众方向发展做了低调辩护，指出那样的话将使得杂志不仅要停编几期，而且“连大众化问题的讨论也不能”，颇有无奈之感。《大众文艺》第5—6期于6月合刊出版，没有了任何编辑信息，也没有了陶晶孙的文章。所以《大众文艺》第5—6期合刊，应该并非像通常认为的那样是由陶晶孙编辑，此后《大众文艺》便被当局查禁。不难发现，陶晶孙并不适应《大众文艺》的新编辑理念，以致急切想要退出。而邱韵铎系原创造社成员、中共党员，是积极的无产阶级文学提倡者，他的加入，以及将要产生的“编辑委员会”，显然都来自“左联”的组织安排。

改造《大众文艺》，可以说是对“左联”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的积极践行。1932年3月2日，“左联”成立大会在中华艺术大学举行，通过了理论纲领与行动纲领。理论纲领与行动纲领虽然都未明确提到文艺大众化，但理论纲领提出的“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行动纲领所确定的工作方针第2条“帮助新作家之文学的训练，及提拔工农作家”、第5条“从事产生新兴阶级文学作品”，都指向文艺大众化的核心问题。至于“左联”决议成立的“文艺大众化研究会”，更是专门的研究部门，“漫画研究会”要处理的也是文艺大众化的问题。

但如果认为“左联”此时已将文艺大众化问题置于工作的核心，亦不符合实际。比如，上述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和漫画研究会，都未见有任何资料留存，应该都未建立。反倒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给自己确定的第一次研究题目的第一个，便是：“文艺大众化问题”。倘若“左联”有文艺大众化研究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应该不会以之为自己的重要论题，起码应该与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合作才对。由此可推断，“左联”对文艺大众化工作的组织规划并没有能够很好地落实。1930年8月4日由“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新的行动决议中，多数篇幅都是对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与思潮斗争形势的分析，也对“左联”的既往工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对“左联”的文学活动，具体规划极少。对文艺大众化，基本上只论述了发展工农兵通信运动的必要，并且认为通过工农兵通信运动可以改变作家生活，让其作品内容充实阶级斗争意识，“其他如作家的生活问题，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克服问题，出品之内容与形式问题，在这里当会毫无困难的得到解决。”如此便可以培养工农作家，实现文艺“大众化”。显而易见，其中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认识十分简单，且有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化的倾向。“左联”领导层更关注的，仍然是理论研究与理论斗争的问题，这其实还是后期创造社理论趣味的延续。当然，在工农兵通信运动方面，“左联”也确实在积极推动，积极征稿、物色工农兵通信员；以《大众文艺》为代表的“左联”刊物也发表了一些工人通信，只不过影响十分有限。

二、瞿秋白的介入：文艺大众化之再振‍

“左联”在1931年上半年（大概是4月或5月），很可能有过一次较大规模的行政改组。在那次改组之后，“左联”才设立了负责文艺大众化的专门机关：大众文艺委员会。但是此后，“左联”也并未马上将文艺大众化工作置于工作核心。据冯雪峰讲，是因为“意见的未一致和其他种种关系”。可见对于文艺大众化，虽然盟员在原则上都认可，但在具体认识上还是有不少分歧。陶晶孙的犹豫不是孤例。

“左联”重启文艺大众化工作，组织层面的声音最早来自秘书处1931年10月25日发布的通告：

  “大众文艺”及“文学大众化”问题为联盟目前十分注意的工作。秘书处要求各同志除在小组开会时讨论外，亦务必提出书面的意见，论文式，通讯式，杂感式，均无不可。此项意见，除交大众文学委员会参考外，亦将择要在本联盟机关报上刊布。

其中提及的“大众文学委员会”，参以同期惯例，应是“大众文艺委员会”之讹。这是目前可见“大众文艺委员会”已然建立的最早证据。进入11月，“左联”执委会通过了由冯雪峰起草、瞿秋白参与修改的新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其中大量涉及文艺大众化问题，大众化俨然已经成为未来的工作核心。决议分七部分，第三部分给无产阶级文学规定了六项任务，其中第四项为组织工农兵通信员运动、壁报运动，促成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诞生，扩大无产阶级文学在大众中的影响；第五项为参加大众的文化教育工作，帮助他们进行日常文字宣传鼓动，它们清晰指出了文艺大众化的两个基本面向：文学与教育。第四部分即为《大众化问题的意义》，明确指出大众化问题不仅包含工农兵通信员运动，更涵盖创作、批评、组织以及作家生活等诸多方面。第五部分《创作问题——题材，方法，及形式》，也特别强调了作家必须在语言文字方面，“竭力排除智识分子式的句法，而去研究工农大众言语的表现法”。这个新决议，与1930年8月的决议存在极大不同，把工作重心移到了大众文艺的创作方面，涉及文艺大众化的组织和表现形式、创作和批评、大众教养、作家生活改造、语言文字改革等维度，几乎囊括文艺大众化的方方面面。其中许多内容，尤其语言文字改革的主张，有着鲜明的瞿秋白的痕迹。

1932年3月9日，“左联”秘书处又通过《关于左联改组的决议》，决议在秘书处之下设立三个委员会：创作批评委员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国际联络委员会。同日通过的《各委员会的工作方针》，对大众文艺委员会的工作做了详细的规定：

  1.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壁报文学，报告文学，演义及小调唱本等等）。

  2.研究通信员运动等等的组织及方法问题。

  3.研究及批判现在最流行的一切反动大众文艺及一切说书文明戏等等。

  4.组织工农兵读书班、说报团，以及训练工农通信员。

  5.组织说书队、写信队等等。

以上规定较之去年11月的决议，进一步具体化。大众文艺的文体形式、“伪装”形式、组织方式、养成方式等，都有了细致说明。同日通过的《关于左联目前具体工作的决议》中，“左联”确立的第一项工作是当时最为紧迫的反对帝国主义，第二项便是文艺大众化：

  首先，左联应当“向着群众”！应当努力的实行转变——实行“文艺大众化”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切实的说，左联的斗争还没有在实际生活斗争上发生很大的效果，那关键就在左联现在还没有真正的实行着转变——“向着群众”。因此，切实的全般的实行这个转变，就是当前的最紧要的任务。就要显示左联的巨大的发展！

那么，“左联”为何突然决定要强化文艺大众化工作呢？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瞿秋白加入了对“左联”的领导。而刺激瞿秋白及“左联”领导层加强文艺大众化工作的现实因素，是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中共的宣传工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宣称代表民族利益的官方争取大众，变得十分艰难。文艺在此时尤其有必要深入到群众之中，使他们摆脱浸润着官方意识形态的“大众文艺”的控制。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瞿秋白即创作论文《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大力提倡革命文艺走向大众，以便参与反帝工作。此文主要立足于“破”，矛头直指民间旧文艺、官方民族主义文艺和五四新文艺三方面。瞿秋白此时虽然尚未深度介入对“左联”的领导，但文章发表于“左联”机关刊物《文学导报》上，足以代表“左联”意志。这篇写作于1931年9月18—28日之间的文章，预示着“左联”开始重新重视文艺大众化工作。同期《文学导报》上，还发表了瞿秋白创作的大众文艺作品《东洋人出兵（乱来腔）》。瞿秋白也正是以此为契机，正式开始了对“左联”的引领。“左联”重启文艺大众化的工作思路，即是服务于反帝的需要。“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也在随后发表论文《关于革命的反帝大众文艺的工作》。这一工作思路，无疑是由瞿秋白确定的。

瞿秋白自1931年初被撤销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后，逐渐远离了政治活动，而开始和“左联”文人密切交往。这些文人不少是“左联”领导。比如：冯雪峰，1931年2月至1932年3月间，任“左联”党团书记；茅盾，1931年5—10月及1933年2—10月间，任“左联”行政书记；与他交往密切的鲁迅，更是“左联”的名义领袖。而瞿秋白对底层文化普及工作曾有过深入且系统的研究，政治的失意与伪“大众文艺”的刺激，反倒唤起了他曾经的底层文化解放热情，他开始在文艺大众化的层面对“左联”决策给予极大影响。“左联”重启文艺大众化工作，并将其落实为细致的理论探讨和具体的创作实践，瞿秋白是最重要的引领者。

1932年3月9日通过的“左联”秘书处决议，还决定创办理论指导机关杂志《文学》。《文学》定位虽为理论刊物，但决议要求“不需要登载空泛的抽象的理论文字”，文字必须“简洁而明确”，“它虽是高级的，非一般大众的读物，但必须也努力实行大众化，至少做到工农通信员及工农干部能理解。”这些主张，也与瞿秋白的观点相合。同年4月25日出版的《文学》创刊号上，瞿秋白与冯雪峰分别发表了探讨文艺大众化问题的长篇论文。其中瞿秋白的论文《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作于1931年10月25日。如前所述，“左联”秘书处正是在那一日发布通告，重启了文艺大众化工作。该论文与“左联”秘书处通告显然有着深度的关联。这篇论文既有理论阐述，也有具体的路径规划。不同于《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着眼于“破”，此文着眼于“立”，篇幅也是前者的约7倍，构思与写作绝非一日可以完成。可以推断，其创作应在“左联”秘书处发布通告之前；而秘书处通告乃本篇论文的直接催生之物，是论文的宣言式呈现。因此，这篇论文发表虽晚，但应该被视作“左联”重启文艺大众化工作的最具开创意义的文献。即便更早，冯文在系统性和重要性上，也远逊于瞿文。其时隔半年之后发表，也揭开了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序幕。

除了瞿秋白与冯雪峰，参与了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重要“左联”盟员，还有茅盾、鲁迅、郑伯奇、阳翰笙、周扬。他们的理论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争鸣也十分尖锐。其中尤以瞿秋白和茅盾的主张最为翔实系统，但二人分歧也针锋相对、毫不遮掩，有力推动了探讨的深入，避免了主张的片面与极端。此后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探讨，往往以二人的分歧为生发点。

虽然对大众文艺的美学标准该建立于何处存在分歧，但在大众文艺的创作上，“左联”盟员普遍认可对旧形式的改造与利用，认可通俗文艺形式的价值。同时，他们还亲自实践，创作了不少大众文艺作品。比如“左联”与“美联”合作，将本已是“大众文艺”的《东洋人出兵（乱来腔）》，编成更“大众化”的连环画，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然，其影响其实更多还是在知识分子的层面。

结语

文艺如何真正潜入大众之中，进而让大众自己能创造文艺，是“左联”——也是此后的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界——最为关心的问题。“左联”的文艺大众化实践，主要成就集中于理论探讨方面，但理论探讨并不是“左联”文艺大众化工作的最终目标，让工农兵大众自己拿起笔来创作才是。为此，“左联”花费巨大精力推行工农兵通信运动。创建伊始，“左联”就设立工农兵通信运动委员会，并在报刊上屡次征求作品，冀望从中产生工农兵作家，但发表的通信作品极少，可知征求情况并不理想。为了弥补此一缺陷，不少“左联”作家后来亲自操刀创作“大众文艺”，虽然一时激起不小的波澜，其实仍然距离“大众”甚远。这当然与“左联”所身处的环境有关，再往前行太多并不现实。但“左联”作家的大众化热情并不稍减，尤其在瞿秋白介入“左联”领导之后，一改此前过于务虚和理论化、教条化接受苏联经验的做法，而将理论与创作更多植根于中国实际，通过艰辛探索，奠定了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基本逻辑框架。而“左联”能取得此等成绩，其实受惠于其开辟的具有一定包容空间的组织格局。如陶晶孙，虽然与“左联”的文艺大众化实践并不完全步调合拍，但仍然被“左联”包容，从而为文艺大众化工作作出不小贡献。又如茅盾，虽然业已脱党、且与党员文学家有激烈论争，但一回国便被邀请加入“左联”，他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思考翔实且深入，即便与瞿秋白的观点有不少针锋相对之处，“左联”刊物仍然予以刊载，二人讨论也未受到组织的任何干扰。以上这些，其实与我们对“左联”乃是一个普遍化的激进组织的通常认知并不一致，而揭示出“左联”更真实的组织面向。

（作者：张广海，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