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措施”：周恩来与中国计算机事业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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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周恩来随后主持制定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以下简称“科学规划”）。他有远见地提出和确定了四项“紧急措施”，即大力发展计算机、无线电电子学、半导体、自动化，并将新技术应用于工业和国防。周恩来为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邀请参加科学规划的366位科学家参加酒会。
一、关注和解决知识分子问题，保障科学规划的制定
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是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而在我国，我们曾多年畅想的电气化、机械化，“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目标还远未达到，也不能适应新中国的社会发展和国际竞争的要求。例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的装备与美军的差距十分明显，这表明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世界领先水平。
为了促进我国的科技进步，保证科学研究的顺利进行，1954年，国家计委、中国科学院开始制定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中国科学院向国家计委报送了对“长期计划意见”的报告，附有各工业门类的专题报告。1955年1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苏联专家柯夫达建议中方编制科学发展远景规划。2月12日、4月7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和院长郭沫若先后向周恩来和陈毅报告柯夫达的建议，提出组建全国科学研究工作规划委员会，着手编制计划草案。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科学院党组的报告，刘少奇在总结中认为柯夫达的建议很重要，值得重视，责成计委、科学院落实，初稿起草工作随即启动。（参见张柏春：《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页。）
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需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将科技进步和知识分子问题当成一个整体来考虑，他认为：“目前党的迫切任务就是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对于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作出全面规划，使他们能在工作中充分地发挥力量和不断地提高业务能力。”（《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页。）科学发展的攻关方向、项目审定、队伍编制和人力物力调配等，当时都是由中央直接决策的；而队伍建设、任务实施与人员管理却由具体部门落实，需要众多知识分子参与。若无明确的政策、得力干部、统一组织与要求，科学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容易上下脱节，遭遇困难。
为了改进和加强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密切党同非党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共中央指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及有关部门，先期对知识分子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中共中央。民盟中央费孝通等人将通过调查了解到的知识分子问题，向中央统战部作了反映。这个报告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重视，他发现党内确实存在着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倾向，即“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定科学规划的严重障碍。
1955年11月23日，在毛泽东处开会讨论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时，周恩来作了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汇报。毛泽东认为，应该先在党内很好讨论，然后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会议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并成立由周恩来负责的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进行会议的筹备工作。此后，周恩来先后召集中国科学院和各高校座谈会、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知识分子问题十人领导小组会议，召集国务院各办公室、各部委和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开会，了解知识分子现状，布置调查研究任务，组织领导同志交换意见。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共1279人出席，周恩来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指出，我国正“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要根据时代发展潮流，适时提出“向科学进军”的计划，指出了当前在知识分子中出现的典型问题，并研讨了相关的政策。周恩来在报告中将知识分子问题与发展科学技术问题作为全党上下必须密切关注的重大工作提了出来，要求摒弃对知识分子的“左”的宗派倾向，提出最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措施。当时的报道说，正是因为这次会议，许多人把1956年称为知识分子的春天。“向科学进军”成为全国的行动口号，中央领导带头进行了一次科学普及，成千上万的干部职工读夜校、搞革新，人们由此看到未来的希望。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既是知识分子的春天，也是新中国科学发展的春天。它为正在进行的科学规划制定提供了重要条件和保障。
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过程中，周恩来还要求科学规划为生产服务、为国防服务、为发展科学本身服务，三者要兼顾。他强调指出：要尽量采用世界先进技术，瞄准当时的新兴科学、新兴技术，不失时机地“迎头赶上”；同时根据实际国力“重点发展”，避免力量分散，拖延时日。先后参与科学规划制定的专家有787人，这样大规模的科学家集聚与合作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
周恩来对科学家们的信任和尊重，以及为他们提供的良好的创新环境，使科学家、科技人员满怀热情参与到科学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中。由于方向明确、组织合理，新中国的第一个科学规划的制定始终保持着科学态度，作为发展重点的新技术学科也按照规划要求实现了预期目标。
二、在周恩来的重视下，电子计算机列入科学规划
周恩来对发展电子计算机是十分重视和有远见的。他认为中国应该迎接“在科学技术和工业领域里的新的革命”。他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认为，世界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电子学和其他科学的进步而产生的电子自动控制机器，已经可以开始有条件地代替一部分特定的脑力劳动，就象其他机器代替体力劳动一样，从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这些最新的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周恩来用“电子自动控制机器”指代电子计算机一词，不仅是用词斟酌，也反映出他对将电子计算机列入科学规划的意愿和中央决策的谨慎态度，而在大会讲话时，他直接提出“计算机是新的技术革命”。
在制定科学规划的讨论中，电子计算机曾一度被认为未来发展前景是不明朗的，科学家们在讨论计算机的起步和发展时，有赞同的，有疑问的，当然也有反对的。许多人认为研究和发展计算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当时新中国经济实力有限，一个电子元件生产都要靠外国帮助，科研机构的楼舍、汽车和电话都不够用，想生产那种谁都没见过的计算机，谈何容易。针对这种情况，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讨论中举出了很多实例来说明发展电子计算机的重要性。他以水轮机的设计和下棋的实例来说明，电子计算机可以代替人的部分思维。作为科学规划综合组组长，他有理有据的发言对确定发展电子计算机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几周的讨论，时任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就电子计算机的研究工作，提出“先集中攻坚，后分散展开”的方针，得到多数人赞同，成为实施科学规划的一个基本原则。
周恩来十分关心科学规划的制定。各组讨论的要点也都及时汇报给周恩来，他不仅在听取汇报时多次提问，而且亲自解决了不少涉及新技术领域的任务、进度、人员、器材和经费等重大问题。由于周恩来政务繁忙，许多问题都是他在深夜抽出时间处理的。
1956年5月26日，周恩来邀请制定科学规划的300多位科学家到中南海怀仁堂参加酒会，勉励科学家努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学习苏联和其他一切先进国家的科学技术，争取在12年内使我国重要的和急需的科学技术部门接近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6月14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在中南海接见了参加制定科学规划的500多位科学家。
8月21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及附件出台，其中规划纲要第41项就是关于“计算技术的建立”，以电子计算机的设计制造与运用为任务主要内容，并对预期结果、国际先进水平和我国现状、解决任务的科学途径、大体进度、组织措施和国际合作进行了具体说明。自此，电子计算机纳入到科学规划内容之中。根据周恩来指示，中国科学院迅速集中力量筹备，决定腾出西苑大旅社的三栋客房楼，给自动化、电子学和计算技术三个研究所的筹委会使用（半导体专业为研究室），并加快中关村的科学院楼宇建设。1956年6月19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成立。1957年末，计算所共有185位专业技术人员；1958年、1959年计算所和738厂联合仿制成功103计算机、104计算机，接受了水坝、弹道等20余项计算任务，1959年5月正式挂牌建所。
三、提出和制定“紧急措施”，促进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
（略）
四、“紧急措施”与“两弹一星”事业
（略）
2016年是新中国第一个科学规划的制定和周恩来提出“紧急措施”60周年，也是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和飞跃的60年。“紧急措施”奠定了中国计算机的基础，周恩来为中国计算机事业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真实体现出了“计算机是一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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