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少女，困守原地
从前大家爱说：好女孩上天堂，坏女孩走四方。 知乎上曾经有个大火的问题：那些中学的不良少女，后来怎么样了？ 答案五花八门。家里有钱的，当老板，开个小店。家里有关系的，考公务员、进事业机关。没钱没权的，给个体户打工，在商场、美容院、饭店当服务员。阿飞女变金主的传奇故事，现在似乎很少发生了。 Epoch采访了三位曾经的“不良少女”，让我们一起看看，她们过得还好吗？
我妈走后，我抽烟、霸凌、混社会
我问韩冬：“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不良少女？” 韩冬说：“不良少女不就是没人管吗，我爸妈都不管我，我肯定是不良少女。” 少管所这个词，在韩冬眼里都充满了温情。她觉得少管所，就是把缺少管教的孩子，关在一起，由国家雇人来管。“父母不管了嘛，国家就要把孩子们管起来。”
连少管所都没有管韩冬，虽然据她回忆，她干过不少坏事，但总归没被抓住。这导致成年后的她，老觉得自己比“进去过”的人还恶劣，她没被管过，她仍然不良。 韩冬说起，小时候跳皮筋，有个儿歌是这么说的：“大白鸡，下白蛋，没有妈妈怎么办，跟猫睡，猫挠我，跟狗睡，狗咬我。” 变成不良少女前，韩冬就是这样一个被丢掉的“白蛋”。 成为不良少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她“被猫挠、被狗咬”的恐惧。 韩冬出生在陕南，全市9县1区，倒有8个是贫困县。她是家里的二女儿，养在外出打工的父母身边。韩冬有一个姐姐，叫韩春，跟爷奶住在镇里。韩冬十岁以前，姐妹俩不常见面。见了面也是吵架，姐姐不让韩冬叫奶奶，因为奶奶是韩春一个人的奶奶；而韩冬不让姐姐叫妈，因为妈妈是她一个人的妈。 作为家里的二女儿，韩冬像独生女一样被养大了。父母在县里打工，她就在县里上小学，上到四年级，妈妈突然不见了。镇子小，都说她妈跟外地人跑了，还说她妈是跳舞跳跑的。 可是，韩冬没见过她妈跳舞，她妈跟舞蹈唯一的联系，就是每周送她上舞蹈班。妈妈跑了，韩冬的舞蹈班也上不成了。很快，她连县里的小学也不能念了，她爸要南下打工，她只能回镇里，和爷奶一起生活。 母亲的离开，对姐姐似乎没有影响，韩冬的天却塌了。她问姐姐，想不想去找妈妈，姐姐说：“你就当她死了。” 韩冬开始在家里呆不住——本来，那也不是她的家，她像个来借宿的远房亲戚，连一张固定的床都没有。爷爷晚上出去打更的时候，她睡到爷爷床上，爷爷要是在家住，她就得跟姐姐挤一挤。 那个家静得让人发慌，韩冬憋得难受，看见什么都想踢一脚，很快，她学会了偷烟抽，也学会了一边把烟屁股怼在白墙上，一边说“操你妈”。
再后来，那堵墙变成了一个男生。 韩冬至今记得，她霸凌过的第一个男生叫路通达，是她小学六年级的同桌。路通达长得矮，站起来才到她下巴，说起话来像蚊子嗡嗡。她一看他就来气，走廊里碰见他，她上去就是一脚。放了学，在巷子里追上他，点着一颗烟，他也不跑，抽完了把烟头碾在他身上，他也不说疼。
欺负路通达的时候，韩冬还不知道，自己被一个大姐大看上了。大姐大看她是“可塑之才”，要带着她“闯一闯”，她跟大姐大上游戏厅看了一个月场子，被姐姐韩春抓住了。
韩春把她按在游戏机上打，警告她：“你要是不正经，我就掐死你。” 母亲离开时，韩冬11岁，姐姐韩春15岁，悠悠众口，姐姐比她承担了更多的压力。韩冬那时不懂，和韩春更加疏远，她觉得家人都是坏人，就一起混的这帮人对她好。后来韩春去外地打工，韩冬天天逃课，念到初二，再也念不下去了。 “不念书之后，每天都在街上晃，镇里就那两条街，一家KTV，一家游戏厅，一家台球厅，晃半年就晃够了。”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大姐大结婚了，不混社会了。落了单的韩冬，跑到爷爷打更的地方哭。爷爷说有个亲戚在开服装店，问她要不要去打工。 卖了两年衣服，韩冬攒了点钱，又跟她爸借了点，在爷爷家旁边的小商场里，盘了个档口，开始卖化妆品。这一卖就是八年。以前一起混的小兄弟、小姐妹来买东西，她都给打折。这些人现在有的卖车，有的在理发店，混得好的，可能开个洗车行、干洗店。 韩冬说：“以前岁数小，觉得自己横，就能让人家交钱，勒索消费者，现在倒好，我们都成了服务消费者的了。”
18岁以前，我每天都在谈恋爱
嫣然出生在北京市郊，今年三十岁，丸子头底下那张包子脸，满满的胶原蛋白，看起来像大学毕业的应届生。 但她说自己没读过大学，15岁上航校，18岁就上机当空姐了。 嫣然说，她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斗鱼》，那是一部台湾偶像剧，讲的是自小学钢琴的乖乖女，离家出走、跟小混混私奔，进入黑社会当大姐大的故事。 因为喜欢剧里的燕子姐，她十几岁时最想成为的，就是大哥的女人。
但大哥不是那么好认识的，出于无奈，她只好跟小弟先谈着——万一他以后混成大哥了呢？嫣然说，她在18岁以前，每天都在谈恋爱，班里的、外班的、外校的、被开除的社会青年，她谈了个遍。
十几年前谈恋爱，没地方去，就是买点零食，在网吧呆着，饿了叫碗牛柳炒面吃，嫣然都觉得特豪华，这恋爱谈得值。她不知道，她妈天天急得跳脚，最怕的就是她怀孕。 好容易熬到中考，嫣然分数太低，只能花钱念航校。本来在天津就可以念，但她妈为了斩草除根，把她送到了成都，彻底断了她跟那帮不良少年的孽缘。 可她妈没有想到的是，航校里帅哥更多了，嫣然的恋爱从南到北，一天都没有断过。
从航校毕业后，嫣然回到北京，才知道家里搬了家，以前那些小混混早都不知道去哪了。她开始进入航司当空姐，飞早班，就是凌晨两三点起床，飞晚班，就是凌晨两三点落地。 工作头两年，下了机，她每天只想睡觉。开始她还住在员工宿舍里，不想回家被她妈管，后来她累得月经不调、大把掉发，才不得不回家住，让妈妈帮着调理身体。 后来父母托人，把她调到了相对清闲的航线，嫣然的身体才渐渐恢复，重新打起精神来谈恋爱，26岁就结婚了，婚房买在父母家楼下。 去年大兴机场运营后，嫣然想调去飞大兴那边的航线，她妈不让，说大兴离家太远，过去还得租房，照顾孩子也不方便。嫣然说：“我现在是乖乖女了，只要我妈帮我看孩子，她说什么我都听她的。”
我纹了一句脏话，我妈放弃了她的人生
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林海一，右臂内侧至今留着一个纹身，远看像只蜻蜓，近看又不像了。十年前，那个位置纹着一句脏话，据纹身师说是泰语，她不认识，但就是觉得很酷。 去纹身的时候，林海一没觉得是多大事，纹完了才知道害怕。整个夏天，她没敢穿短袖，在家吃饭都夹着胳膊，生怕被父母发现。
当然，纹身后来还是被母亲发现了。在她一再考试垫底，每周都因为逃课、打群架、上网吧被老师找家长后，这个纹身，成了压垮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改变了这个家庭原本的方向。
林海一说：“我妈一直是单位的三八红旗手，为了我，工作不要了，跟我去加拿大陪读，刚出去的时候特别惨，我不会说英语，她也不会说，我每天放学回来，都看见我妈在那哭。” 林海一在国内读初三，出国后降一级，读八年级。林海一上课听不懂，也不想听懂，就等着考试结束，母亲彻底对她死了心，好带她回国。第一次考试结束，老外教师跟国内的一样，要找她母亲谈一谈。 林海一抱着看热闹的心理，把母亲叫到学校。她认为老师和母亲一定鸡同鸭讲，场面会非常尴尬。结果，母亲从学校回来时，手里抱着一只篮子，里面有穿婴儿服的娃娃，还有奶瓶、温度计、尿不湿。 林海一蒙了。原来，她有两门课挂科，如果不补选辅修课，明年就要留级。于是，母亲和老师一起，给林海一选了“婴儿养育课”，这门课不用考试，容易拿学分。 那个装了芯片的拟生娃娃，有时会半夜哭起来，林海一睡得死，从来也听不见，都是母亲爬起来替她抱。 林海一说：“以前人家说，女生不好好学习，只能回家抱孩子。在我家，是不允许说这种话的，我父母对我的期望很高，但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连抱孩子都不合格。” 在母亲的帮助下，“婴儿养育课”过了，林海一没有留级。升入九年级后，母亲带她去洗纹身，因为用的是劣质染料，洗不掉，母亲就说：“纹上一只蜻蜓吧，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林海一这才意识到，原来一切还来得及。她开始融入当地生活，参加课外活动，提高学分绩点，偶尔在舞会里穿得暴露点，变成一个普通不过的中学生。
林海一说：“我发现自己跟他们（同学们）最大的差别是，他们的情绪很稳定，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控制不住自己的愤怒。在国内的时候，我总是挑拨父母吵架，因为我爸是大学老师嘛，说起话来那种教训人的腔调，我总感觉他假道学。但其实——我爸妈感情挺好，为了我他们两地分居这么多年，也没有离婚。” 母亲一直在国外，陪林海一上完大一才回国。前年，林海一研究生毕业，回到故乡，听从父亲的安排，在一家挂靠大学的外包机构工作，老板是她父亲的老同事。 现在，林海一虽然进入了学术圈，过着安稳的中产阶级生活，但十年前养成的习惯没变，她总是夹着胳膊写字，就好像在纪念，母亲拯救不良少女林海一的那一天。
曾经的不良少女们，不管当年抽烟、喝酒、纹身、霸凌、谈恋爱还是闹退学，成年后，她们都回归了普通人的生活。 韩冬从11岁回到镇里，再也没有离开过。嫣然在外地读书4年，最后把自己锁定在父母楼下。林海一在国外生活了10年，回到了父亲深耕的学术圈。
不良少女们，首先在地理上保持了相对的静止，长大后，她们都留在出生地20公里的范围内。其次，她们的社会地位保持不变，虽然前期人生，她们自己没有付出努力，但基本上没有发生阶级跌落。最后，给Epoch印象最深的一点是，这些曾经的不良少女，在接受采访时，更多地提到了父母和家人，比起同龄人，她们更加看重家庭的意义。
想想当年，不良少女们，是最先向这个世界投去白眼，对既定的社会秩序发起反抗的。然而成年后，她们的表现却最为顺从。不知道，她们是在庆幸劫后余生，还是过早被这个难以战胜的世界打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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